科学网—植物园能否改变我们对自然的态度？

速读：植物园是它的活体收藏（livingcollection）与真实生境体验。表1五座研究植物园的受访者数量、应答率、平均生态知识得分与平均环境态度得分（括号内为95%置信区间）。 ——来自英国五座植物园1054名游客的证据。问卷另在Ness植物园做了50人的预试，并用预试数据做了统计功效分析，推算出每座园需要约200份问卷（入园100份、离园100份）才能可靠地检出变化。态度是在离园时立即测量的，更长期的效应无从判断，而态度是需要不断被强化的动态建构；

植物园能否改变我们对自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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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9-30 21:59

| 个人分类: 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研究 | 系统分类: 观点评述

—— 来自英国五座植物园 1054 名游客的证据

一次入园与一次离园之间，态度悄悄发生了位移，知识却几乎原地不动

植物园常把 “ 公众教育 ” 写进机构使命，背后的假设是：知识增加，态度自然会变好。 2015 年，英国研究者对五座植物园的 1054 名游客做了一次 “ 进出对照 ” 调查，给出了一个既令人失望、又出人意料的结果。

1 一个从未被检验的假设

伦敦西郊，邱园的棕榈温室。周末的早晨，人流从售票口缓慢涌进，孩子蹲在睡莲池边数叶子，成年人举着手机对着一株食虫植物拍照。几个小时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会从另一道门离开，手里提着纪念品，相机里多了几十张照片。

植物园的工作人员普遍相信：这样的一次漫步，会让人对植物、对自然、对保护多一分在意。全球有 2500 多座植物园，每年接待游客超过亿万人次 —— 尤其在中国，植物园体系仍在扩张 ——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将是一股巨大的公众教育力量；如果它不成立，那么大量精心设计的科普展板、讲解牌与教育活动，可能都在做无用功。

而这项研究点破的，正是这个行业里最重要、也最少被检验的假设：把游客 “ 泡 ” 在植物园里，能不能改变他们对自然的态度？

2015 年，来自英国班戈大学（ Bangor University ）与英国邱园的学者在《生物多样性与保护》（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上发表了迄今最直接的一次检验。他们的做法在方法上近乎 “ 笨拙 ” ，却极为有效：在同一座植物园的大门口，一组人问正在进门的游客，另一组人问正在出门的游客。如果 “ 一次参观 ” 真的改变了什么，那么这两组人之间就应当出现可测量的差距。

2 在门口做的实验： 1054 份问卷，一半进、一半出

研究在英国的五座植物园展开：伯明翰植物园与温室（ Birmingham Botanical Gardens and Glasshouses ）、伊甸园项目（ The Eden Project ）、邱园、剑桥大学植物园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问卷另在 Ness 植物园做了 50 人的预试，并用预试数据做了统计功效分析，推算出每座园需要约 200 份问卷（入园 100 份、离园 100 份）才能可靠地检出变化。

正式调查在 2011 年 6 月至 7 月进行，全部问卷由作者与三名受过培训的研究助理口头施测：上午 10 点到下午 1 点在主入口拦访入园的成年游客，下午 2 点到 5 点拦访离园的成年游客；入园时答过问卷的游客，离园时不再重复调查。最终获得 1054 份有效问卷，其中 523 人在入园时接受访谈， 531 人在离园时接受访谈，平均应答率约 77% 。样本以中老年、中高学历为主：女性 616 人、男性 438 人， 60% 以上年龄在 46 岁及以上， 45% 拥有大学学历。

问卷测量两样东西：一是生态知识，由 8 道题构成的知识指数，满分 8 分。题干覆盖三个层面：一般生态知识、保护领域的时事，以及受威胁植物的具体例子 —— 例如 “ 能否说出一座除本园之外的植物园 ”“ 能否说出一座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 能否说出一件导致植物灭绝的主要人为原因 ”“ IUCN 红色名录是一份什么名单 ” 。判分有客观依据：可接受答案以 BGCI 植物园数据库、《 IUCN 红色名录》（ IUCN Red List ）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名录为准，只有被红色名录列为受威胁或濒危的物种才算正确；属一级的俗名（如 “ 兰花 ” ）可以接受，但答案含糊时，访问员只能追问一句 “ 能再具体一些吗 ” ，不做任何提示。

二是环境态度，使用经典的新生态范式（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NEP ）量表：被试就 15 句关于环境的陈述表态，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 5-point Likert scale ）计分，逐项加总，满分 75 分，分数越高表明环境态度越积极。该量表是环境心理学中衡量 “ 人类中心主义 — 生态中心主义 ” 世界观最常用的工具，句例包括 “ 植物和动物拥有与人类同等的生存权利 ”“ 自然界的平衡非常脆弱、很容易被破坏 ” 等。本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很好（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 = 0.87 ）。

在数据处理上，研究者在 R 软件中借助广义线性模型（ generalised linear model, GLM ）与校正赤池信息量准则（ AICc ）进行模型排序与模型平均（ model averaging ）：考察 “ 知识能否预测态度 ” 时构建了 19 个候选模型，考察 “ 参观是否影响知识 ” 时构建了 18 个候选模型，并把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来访频率等背景变量一并纳入。这一步很关键，因为它让研究者可以部分回答一个自然会被提出的质疑：会不会只是 “ 本来就关心环境的人 ” 更爱来植物园？

五座植物园的总体情况是：知识指数平均 3.74 分（满分 8 分， 95% 置信区间 ±0.10 ），环境态度指数平均 57.62 分（满分 75 分， ±0.42 ）。按园拆分，知识得分最高的是邱园（ 3.99 ），态度得分最高的是伯明翰（ 58.10 ），园与园之间的差异并不悬殊，受访游客的年龄与性别结构在各园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异。

植物园

有效问卷数

应答率

平均知识得分（满分 8 ）

平均环境态度得分（满分 75 ）

伯明翰

204

0.72

3.54 （ ±0.25 ）

58.10 （ ±0.97 ）

剑桥

207

0.87

3.94 （ ±0.24 ）

57.59 （ ±0.96 ）

伊甸园项目

215

0.86

3.53 （ ±0.20 ）

57.08 （ ±0.90 ）

爱丁堡

204

0.66

3.71 （ ±0.21 ）

57.26 （ ±0.91 ）

邱园

224

0.72

3.99 （ ±0.23 ）

58.07 （ ±0.99 ）

合计

1054

0.77

3.74 （ ±0.10 ）

57.62 （ ±0.42 ）

表 1 五座研究植物园的受访者数量、应答率、平均生态知识得分与平均环境态度得分（括号内为 95% 置信区间）。数据来源： Williams et al. (2015),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24(7), 1609–1620.

3 两个结果：知识没变，态度变了

研究给出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让植物园界 “ 一半失望、一半惊喜 ” 的话。

第一，在门口拦下的这批游客里，知识与态度呈现很强的正相关。懂得越多的人，环境态度越积极；在同时纳入年龄、性别、教育、来访频率与 “ 入园 / 离园 ” 的模型比较中，生态知识是最强的预测变量（模型截距为 52.02±0.06 ，各变量的平均系数与 95% 置信区间见原文图 1 ）。但研究者坦率承认，他们无法厘清因果方向：完全可能是环境态度本就积极的人，更主动地去了解、也更容易记住这类知识。要给出确定的答案，必须做干预实验（ intervention experiment ） —— 而这正是作者留给后来者的题目。

第二，单次参观几乎不改变知识，却与更积极的环境态度相关。在 18 个候选模型里， “ 参观 ” 这个变量只在第二优的模型中被保留，且系数极小（ −0.007±0.1 ）、支持度很弱 —— 也就是说，入园者与离园者在生态知识上的差距小到可以忽略：一次漫步并没有让游客多记住几种植物的名字、多了解几条保护政策。真正显著的是另一件事：离园游客的环境态度，比入园游客更积极，而且这是一个较强的正向关系。

图片1.png

预测环境态度的平均参数估计（模型平均， 19 个候选模型）。圆点为各变量的平均系数，横线为 95% 置信区间。 “Leaving” （离园）一项显著为正，说明离园时环境态度更高；生态知识是最强的预测变量

研究者由此写下了一句被后续文献反复引用的话：这是首个定量证据（ first quantitative evidence ），表明植物园能够正向影响游客的环境态度。这一结论之所以值得认真对待，正因为它建立在 “ 同一天、同一道门、进出两组人 ” 的对照设计之上，并用统计模型排除了年龄、教育、来访频率等大部分替代解释；不过，作者也指出，这一变化未必来自展板与解说 —— “ 人们来植物园，多数是为了享受与放松 ” ，仅仅是在绿地中度过一段时光本身，就可能让人对环境的感觉更积极。

4 这意味着什么：植物园是 “ 环境 ” ，不是 “ 展板 ”

作者的讨论没有停在 “ 喜讯 ” 上，反而在几个方向上保持了克制与审慎。

其一，它挑战了 “ 知识赤字 ” 的假设。环境教育长期隐含一个知识赤字模型（ knowledge deficit model ）：公众之所以不关心自然，是因为知道得太少；把知识补上，态度与行为就会跟上。这项研究提示，至少在植物园这一场景里，知识这一环的传导是弱的 —— 一次参观补不上多少 “ 知识赤字 ” ，但态度确实动了。本文的另一组结果还给了旁证：知识水平更高、来访更频繁的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常客，即 “ 植物园的常客本来就更懂 ” ，而不是 “ 来一趟就变懂了 ” 。

其二，它把价值放回了 “ 体验 ” 里。既然知识增量微乎其微，态度的变化从何而来？作者的解读是：植物园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 “ 讲了多少 ” ，而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身处于植物、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之美中的环境。真正起作用的，可能是那一刻的在场感、放松与愉悦，而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这一判断也与城市绿地的相关研究相呼应 —— 走进自然这件事本身，就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其三，它不承诺行为改变。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政策框架，大多建立在 “ 知识 — 态度 — 行为 ” 的传导预期上，但本研究并未测量游客的实际行为。作者提醒：行为测量本身极难 —— 环境行为往往与社会赞许性纠缠在一起，一项干预如果改变了人的态度，也会改变他承认某种行为意愿的程度。他们建议后续研究引入深入的定性访谈（ qualitative interview ），去捕捉态度变化的细微机制。

其四，它承认了自身的局限。研究只在五座英国植物园进行，且受访者以中老年、中高学历人群为主（ 45% 受过大学教育，而全英这一比例不足 30% ），结论能否外推到更广泛的公众尚不可知； “ 入园 — 离园 ” 设计虽然巧妙，仍无法完全排除自我选择（ self-selection ）；态度是在离园时立即测量的，更长期的效应无从判断，而态度是需要不断被强化的动态建构；此外，本研究只考察了植物园多种教育手段中的一种 —— 解说牌（ interpretation boards ） —— 不同教育方式的相对优劣，有待比较研究。

5 对植物园与科普从业者的启示

第一，别只盯着 “ 知识考核指标 ” 。如果一次参观的主要产出是态度位移而非知识增量，那么用 “ 记住了几个知识点 ” 来评估一场科普活动，很可能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指标。情感的触动、兴趣的唤起、再次来访的意愿，同样值得被认真测量。

第二， “ 把人放进自然里 ” 本身就是方法。植物园最不可替代的资源，是它的活体收藏（ living collection ）与真实生境体验，而不是信息密度更高的展板。设计教育活动时，与其不断增加文字量，不如思考如何让游客在 “ 看见 — 触摸 — 体会 ” 的链条上多停留几分钟。

第三，一次不够，就多来几次。单次参观的知识增益接近零，提示 “ 深度 ” （重复来访、会员制、季节性活动）可能比 “ 广度 ” （一次性导览、单场讲座）更重要：常客才是公众教育真正的学生。

第四，把证据做扎实，才能向资助方证明价值。作者在文中特别指出，评估植物园对游客的影响，既能向资助方（ funder ）展示其社会贡献，也能帮助机构迭代教育方案。这不是客套话：论文写作之时，多所大学植物园因植物科学学位萎缩而面临关闭，连邱园也在政府削减经费后遭遇数百万英镑的预算缺口 —— 当经费收缩时，能被证明的效果才是谈判筹码。

第五，让公共教育与植物保护的国家战略真正 “ 接上 ” 。本文的关键词之一，是《全球植物保护战略》（ Global Strategy for Plant Conservation, GSPC ） —— 保护生物多样性从来不只是科学命题，更是公众认知与政策议题。作者建议植物园定期评估自身教育项目的效果，并通过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BGCI ）这样的网络共享经验，以此推进 GSPC 的教育目标（第 14 项目标）。植物园处在 “ 科学 — 公众 — 政策 ” 交界的稀缺位置上：它们既是植物多样性迁地保护（ ex situ conservation ）的重镇，也是公众教育最天然的场域。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第一作者 Sophie Williams 当时供职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项关于 “ 一次参观能否改变态度 ” 的研究，对中国正在快速扩容的植物园体系，同样是及时的一问。

6 结语与启示

这项研究给出的图景并不浪漫：一座植物园不会因为你在里面走了三个小时，就把你变成一个植物学家；它甚至不会让你多记住几种濒危植物的名字。

但它提供的证据指向另一件更朴素、也更值得珍视的事情：在离园的那一刻，你对自然的态度，可以比进门时好一点点。而对一个每年接待 3 亿人次、承载着全球植物保护希望的行业来说，哪怕只是 “ 一点点 ” ，只要它可重复、可积累、可被设计 —— 这份 “ 微小 ” 就远不是无关紧要的。

真正的问题，已经从 “ 植物园有没有用 ” ，变成了 “ 我们如何让这一点点改变，发生得更频繁、更扎实、更长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