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文明中重识非遗的当代生命
在数字文明中重识非遗的当代生命
在数字化浪潮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度交汇的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问题域。非遗不再只是被记录、被收藏、被展示的文化对象，也不仅是地方性传统技艺与民俗生活的延续形态，而是在数字媒介、平台机制、智能技术和社会参与共同作用下，不断获得新表达、新连接与新生命的文化实践。如何让沉淀千年的非遗在数字空间中“活起来”“传下去”“走出去”，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传播研究所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薛可教授的《重构价值活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传播新论》正是在这一时代命题中展开系统思考。该书并未将非遗数字传播简单处理为技术应用或实践经验总结，而是将其置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平台社会转型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复合语境中加以考察。全书从概念界定、研究基础、形态表征、平台展示、受众分析、流程重构、效果评估到推广策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分析链条，并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从数智传播学的视角看，该书揭示了数字时代的非遗保护，已经不只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存储和媒介化呈现，而是要理解数据、算法、平台、智能交互与文化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非遗保护由此从“保存对象”转向“激活关系”，从“记录传统”转向“生成新的传播秩序”，这也使本书的讨论具有了更鲜明的学理延展性。
《重构价值活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传播新论》，薛可著，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出版，定价298元
长期以来，非遗数字化研究与实践中存在一种较为常见的倾向，即将数字化等同于资料采集、影像存档、三维建模、线上展陈或数据库建设。这些工作当然构成非遗保护的重要基础，但如果止步于此，非遗便容易在数字空间中变成静态的“电子标本”；其原本依附于人、社区、仪式、技艺、情感和生活世界的活态属性，也可能在技术转译中被不同程度地稀释。薛可教授及其团队长期深耕非遗活态化传播，根据其研究成果在本书中对这一问题保持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书中始终强调，数字技术并非只是记录非遗的工具，数字空间也并非只是展示非遗的窗口，而正在成为非遗延展其生命形态、重组其传播关系、更新其文化表达的重要场域。由此出发，该书较为充分地揭示了非遗数字传播的核心，不在于“把非遗搬到网上”，而在于理解非遗进入数字媒介环境之后所发生的形态变化、意义重构与关系再造。非遗的数字传播，本质上是文化本体、媒介技术、受众参与和社会机制之间的重新耦合。传统表演类非遗在数字影像、虚拟现实和沉浸式技术中获得新的现场感；传统游艺类非遗通过互动设计和社群传播强化参与属性；工艺民俗类非遗借助流程可视化、空间叙事和数字文创实现技艺与生活美学的再表达；民间文学类非遗则通过多模态叙事、形象转译和艺术化再造拓展其当代传播空间。这样的分析避免了将不同类型非遗纳入同一技术模板，也体现出作者对于非遗差异性、复杂性和文化根性的尊重。
从学术建构角度看，这部著作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学术样本。中国非遗资源丰富，保护体系不断完善，数字平台活跃，社会参与广泛，这些实践经验本身就蕴含着重要的理论生成可能。该书没有简单套用既有传播学模型，也没有将中国非遗实践作为西方理论的注脚，而是在中国文化语境和数字传播现实中重新组织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研究路径。从非遗数字传播概念的厘定，到类型体系的建立；从平台机制的分析，到受众认知、态度与行为的探讨；从传播流程的再造，到效果评估体系的提出，全书体现出从经验描述走向理论提炼的努力。对于仍在持续推进中的非遗数字传播研究而言，这种体系化工作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奠基价值。尤其在数智传播学意义上，该书将非遗保护从单一的文化保存问题，推进为一个关于“文化数据如何被采集、组织、解释、流通与再生产”的综合性问题。非遗的技艺细节、身体经验、口述记忆、地方知识与情感结构，经过数据化处理后，并不只是进入数据库，而是进入新的知识组织体系和传播解释体系，这种理解路径也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新的学理支点。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并未将非遗数字传播理解为单向度的信息扩散，而是将其放置于平台社会的结构中进行观察。数字展馆、文化创意园区、数字创作社区、数字文创产品等平台形态，不只是非遗内容的展示空间，更是文化生产、公共教育、社会参与和价值转化相互交织的复合场域。平台使非遗获得了更广泛的可见性，也改变了非遗传播的组织方式。政府部门、文化机构、传承人、平台企业、内容创作者和普通用户，均以不同方式进入非遗传播链条。非遗传播由此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者—媒介—受众”的线性过程，而成为多主体协同、多场景展开、多渠道流动的文化生态。这种平台化传播生态既带来了新的可能，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平台的商业逻辑、算法机制和流量规则，可能强化部分非遗项目的可见性，也可能遮蔽那些地域性较强、小众性较强、表达节奏较慢的非遗类型。如何在平台传播中兼顾公共文化属性与传播效率，如何避免非遗被过度奇观化、娱乐化和消费化，如何使数字平台真正服务于非遗保护、传承和社会化传播，是当下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薛可教授团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使本书没有停留在对数字技术的简单乐观之中，而是进一步触及数字传播背后的结构性机制。
围绕受众展开的讨论，是本书较能体现传播学问题意识的部分。非遗传播的效果并不能仅以“是否被看见”来衡量，更应观察其是否被理解、被认同、被参与和被转化。数字时代的受众早已不是被动接收信息的对象，而是意义的解码者、内容的再生产者、传播的扩散者和文化关系的共同建构者。书中围绕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展开分析，将非遗数字传播从内容供给层面推进到接受机制层面。不同代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媒介习惯的受众，对非遗内容的理解方式和参与方式并不相同。青年群体可能更容易通过短视频、互动体验、数字文创和社交分享进入非遗；银发群体则可能在地方记忆、生活经验和文化归属中形成更深的情感连接；亲子群体又可能在教育场景和体验式传播中建立新的非遗认知。这样的研究使非遗传播从一般性的“扩大影响”，转向更具体的“连接人、理解人、激发人”。
本书关于传播流程重构的讨论，也具有较强的现实启发价值。非遗数字传播不是若干传播活动的简单叠加，而是由数据采集、内容重构、符号编码、平台分发、受众解码、反馈评估和机制优化构成的连续过程。非遗数据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信息材料，而是包含声音、动作、口述、身体经验、地方知识、历史记忆和情感结构的文化载体。如何采集、如何整理、如何编码、如何转译，决定了非遗在数字空间中呈现的质量和深度。书中将数据、内容、平台、受众、效果等环节纳入同一流程之中，有助于推动非遗数字传播从经验驱动走向流程治理，从项目化传播走向系统化传播。
从国家文化战略层面看，薛可教授及其团队将非遗数字传播与中华文明传播力建设、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拓展了本书的议题边界。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生活质感、审美温度和文明辨识度的内容之一。它通过技艺、仪式、节庆、表演、故事和日常生活，展现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审美精神与生活方式。数字传播为非遗进入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媒介条件，也对跨文化转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非遗“走出去”并不只是将传统符号翻译成外语文本，也不是将地方文化简单陈列给海外受众观看，而是要通过更具可感性、叙事性和互动性的方式，使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受众能够理解其中蕴含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书中关于数字共同体、内容活化、多元平台和智能传播的讨论，为非遗国际传播提供了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思考方向。在这一意义上，本书对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讨论，并未停留于传播口号，而是落实到传播机制和传播路径之中。数字技术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平台机制能够扩大连接范围，智能传播能够提升内容适配能力，跨文化叙事能够降低理解门槛。非遗作为一种兼具地方性与普遍情感的文化形态，恰恰能够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它既保留了中国文化的鲜明标识，又包含着人类共同的情感经验、审美经验和生活智慧。如何在数字时代将这些内容转化为更具国际理解力的文化叙事，是该书所提出的重要问题。由此可见数智传播并不是非遗国际传播的外部工具，而是中华文明表达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智能翻译、跨平台分发、虚拟展示、互动叙事与用户画像等机制，可以帮助非遗内容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形成更准确的表达与更有效的抵达。但更关键的是，技术适配必须服务于文化解释，智能传播必须回到文明理解。该书在这一层面上为非遗“走出去”提供了稳健的学术判断。
总体来看，《重构价值活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传播新论》是一部立足中国非遗实践、回应数字时代传播转型、具有较强体系意识的学术专著。它既讨论非遗的文化本体，也讨论媒介技术的结构性作用；既关注平台机制，也关注受众接受；既强调流程建构，也重视效果评估；既立足国内非遗保护传承，也面向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它所呈现的，并不是对非遗数字化实践的简单整理，而是对数字文明条件下非遗传播体系的一次较为系统的学术梳理。
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书提示我们，数字时代的非遗传播不能只追求可视化、平台化和流量化，而应当回到文化传承的根本问题：如何在新的媒介环境中保持非遗的文化主体性，如何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延续非遗的活态生命，如何在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展现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象。这部书的研究，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回应，也为后续非遗传播研究打开了进一步深化的空间。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和生成式内容不断进入文化领域，非遗数字传播还将面临更多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挑战。正因如此，《重构价值活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传播新论》的出版，既是对既有实践的总结，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继续展开的起点。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执行 院长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