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最后的侨批代书人：阿嬷们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
《给阿嬷的情书》无疑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热度也最高的影片之一。它把那段“过番”往事拉回公众视线，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当年“过番”浪潮中，大批潮汕、闽南男性为求生计，乘船远赴南洋。留在家乡的妻子，既要侍奉公婆，又要抚养儿女，她们被称为“番客婶”，日子在无边的守望中慢慢熬过。《给阿嬷的情书》里的叶淑柔，正是无数番客婶命运的缩影。丈夫离去后，她独自耕田、拉扯孩子，仅靠一封封侨批（后期的实际寄出人是另一位女性谢南枝）撑着心底那份念想。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26）剧照。
现实中的番客婶，她们中许多人的一生比电影更加坎坷，也更不为人知。由于大多不识字，收到南洋来信需请人代读，想回信也要找人代写。此时，代书先生便成了连接侨乡与南洋的要紧桥梁。他们摆一张小桌，执一支笔，把番客婶的零碎心事转为纸上的文字。功底到家的代书先生，能写出古雅而简洁的信，既道出她们说出口的话，也点破她们藏在心底的意思。
福建泉州人姜明典，就是这样一位代书先生。20世纪60年代，十六七岁的他便骑着自行车下乡，替番客婶们写信。他用词考究，还自学英文，帮着翻译信封上的地址。如今年过七旬，他仍坚持每天出摊，在泉州石狮城里一处停车场入口支起小桌。今年5月中旬，他应邀来北京参加《给阿嬷的情书》的观影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走出泉州。
姜明典在他的小摊上。刁乐妍 摄 下文作者是姜明典口述的整理人。受本刊之托，姜先生在北京期间，作者与他再次深谈，听他讲述上世纪为番客婶代书的往事。那一封封信里，有她们未说出的牵挂，有她们藏在日常里的坚韧，也有她们终究没能等来答案的问询。
撰文｜刘丹亭
代书先生第一次走出泉州
2025年11月，我接到一份特殊的工作，前往泉州下辖的石狮市，采访泉州地区最后一位侨批代书先生。他名叫姜明典，十六七岁起替人写侨批，至今已逾六十年。他撰写的侨批难以计数，接触过晋江半岛上千个侨眷家庭，对于他们的悲欢离合记忆犹新。我的任务是聆听他的讲述，再将讲述整理成书。
此前我从没到过福建，对侨批一无所知，待在石狮的四十多天中，我每天跟在姜老先生身边，待在他位于人民路联谊商厦地下车库门口的小摊子上。我听他追忆往事，讲述一个个华侨家庭的悲欢离合；我也亲眼看见一位位客户带着种种问题和困难匆匆而来，请这位见多识广的老先生出谋划策——他是石狮地界有名的万事通。采访之外的时光，我在租住的古厝中望天、逗猫，徜徉在极具闽南生活气息的民生路和古老的八卦街上，吃着花样繁多的石狮小吃，听着柔软的闽南话……我深深爱上了闽南，对侨批的理解也从博物馆展板上的定义“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眷属的附有汇款的书信及其回文的统称，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逐渐走向具象、鲜活。
12月底，采访告一段落，我与姜老先生依依惜别，回北京开始了书稿撰写。我俩常互通电话，他总会第一时间告诉我小摊上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今年5月，他告诉我一个喜讯——他受邀参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活动，马上要来北京了。
我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尽管电影的舞台在潮汕，但其中的人情风物、颠沛流离，与我在闽南的所见所闻相互映照，令我感到亲切而熟悉。闽南人把去海外谋生的男人叫作番客，他们的妻子就是番客婶。在石狮采访期间，我听了太多像叶淑柔这样的番客婶的故事，也有幸接触了一些当事人，我深知那种等待终生的滋味。这一切和银幕中上演的悲欢交织在一起，坐在影院中的我，根本分不清自己是为谁而泪流不止。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26）里，等待请代书先生给家乡写侨批的人们。
姜老先生说过，他从十来岁下乡开始撰写侨批，接触得最多的就是番客婶。我特别想听听他对电影的见解、讲讲番客婶的故事。恰逢这趟北京之旅，我和他约好要当面进行专访。
这是姜老先生生平第一次走出泉州。过去他跟我感叹过好几次，自己没来过北京。我们去南站接他，他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感叹了一声：“北京就是这个样子啊！”次日，他一早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去了街边早点摊，“味道实在太一般了！”（笑）比起石狮那座充满美食、烟火气息和人情味的小城，北京着实有些寡淡无味。他也没时间去任何景点游览，一拨拨媒体、记者的采访、邀约令他应接不暇，他一遍遍讲述着和侨批有关的前尘往事。
当晚，我们一起去参加电影活动，这是六十多年来他头一次看电影。倪萍在现场对他进行采访，当被问到如何评价电影时，他回答说：“毛骨悚然。”台下观众笑了起来，我却知道这四个字背后的意味：姜老先生记忆中那些情绪、感受全都被再次激活，如惊涛骇浪般向他席卷而来。活动结束后，他很激动地对我说，这两个小时里，他回忆起十几个版本的番客婶故事。
而我们的对话，也从他记忆中的番客婶谈起。
命运的不同版本
“番客婶的人生就是同一种命运的不同版本，有些人比较幸运，有些人不那么走运。”侨批代书先生姜明典这样说道。姜明典如今七十七岁，几十年来，他守着自己在石狮市人民路上的小摊，生怕错过任何一位来找他的客人。这次北京之行，是他首度走出泉州，也第一次有机会亲自把关于侨批、关于番客婶的故事带出泉州。他随身带着自己这些年收集的部分侨批，随时准备为大家展示。
姜明典介绍他收集的部分侨批。新京报记者 罗东 摄 姜明典经常被媒体称作“最后的代书人”，在泉州，乃至整个闽南地区，代书人这个行业已几近消亡。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骨肉分离、天各一方的情况不再常见，人们也有了更便捷的实时通讯方式，这个时代看似不再需要代书人，而他们最后一批顾客——那些上了年纪的番客、番客婶，绝大多数都已离世。姜明典说起这些日子他常做的一个梦，梦里他又回到青年时代，下乡去找老客户写信，可熟悉的番客婶都不知哪儿去了，他焦急地四处打听，得知她们不在人世了……梦醒以后，他有些伤感，除自己外，恐怕没有几个人熟知那些番客婶的生活与命运了。1967年，十七八岁的姜明典子承父业，成为代书先生，之后的十年里，他每天骑着一辆租来的破自行车，奔走在晋江半岛的各个村镇之间，挨家挨户敲门，询问是否要撰写侨批。那时他最重要的客户群体，就是番客婶。
“龙湖镇后溪村有一位姓蔡的番客婶，我对她印象最深。”姜明典追忆着往事。下乡写信的过程中，他当真遇到过和《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故事类似的情形。
彼时，姜明典将下乡线路分为东南北三条线，走完线路上所有村庄，正好要一个月。初下乡时，父亲给他写了一张熟客名单，让他按名单去找人。不过他很快就开拓了“市场”，每到一个村子，他会拜访各家各户，打听有无写侨批的需求。也是这个缘故，他误打误撞结识了一位蔡姓番客婶。她独自住在一座大宅里，姜明典至今还记得与她的初次相遇，“她穿得很端庄，笑着对我说：‘年轻人，我不需要写信。我以前也上过学。’她说自己常和在菲律宾的丈夫通信，还搬了好几本古籍给我看。那时书很珍贵，我向她借了两本，一本是《女子尺牍》，另一本是什么不记得了。等下次去后溪村，两本书我都看完了，一起还给她。她很高兴，夸我守信。” 这位番客婶虽不写信，姜明典还是常探望她，聊聊家常，问问她丈夫有没有寄信回来。
其实，全后溪村都知道，蔡姓番客婶的丈夫早就死了。据说，他在20世纪40年代参加了菲律宾的抗日活动，被日寇杀害。可番客婶一直认为丈夫还好好活着，她寄出的书信里全是思念与期盼，而与她鱼雁往复的，是她同在菲律宾的儿子。长久以来，他一直以父亲的口吻给母亲回信、汇款。
几年后的一天，姜明典如常来到后溪村，蔡姓番客婶叫住了他。这些年她苍老了不少，头发披散，讲话也不时颠三倒四的。她对姜明典说：年轻人，你很乖，我现在头脑不清楚了，你来帮我给我丈夫写封信吧。姜明典拿出纸笔，番客婶沉默不语，而他提笔写下：坐令红粉青衫，转眼老去。春花秋月，等闲虚度……番客婶露出了笑容，拿了两毛钱给他。那之后，她不时叫姜明典来写信，直到1977年，他不再下乡。不久后，他听说了这位番客婶去世的消息……
每每提起番客婶，姜明典总会唏嘘，他认为，番客婶是近现代女性中最杰出、最坚韧的群体，她们含辛茹苦，独自承受孤独，可苦守一世，几乎都是空等。出外的番客99%都会客死他乡，许许多多番客更是缔结了“两头婚”——在国内和国外各有一位妻子。这种现今看来畸形的关系，当年却并不罕见。“交番婆”（即在海外娶妻）不仅满足了身在异乡的番客的情感需求，更是一种现实的考量。“我们闽南有种说法：番客娶了当地的女子，生意才好做。这也是给自己找理由吧。”他提起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出台的零售商菲化案，它规定零售业务只有菲律宾公民才能做。华侨如果不通过结婚快速拿到身份，根本别想插手零售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