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

中国在标准建设上已经走在前面：《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与国家标准的落地，让中国植物园联盟在国际认证工作组里有话可说。

名录的编纂工程之外，IABG自2015年起探索引入全球植物园认证（accreditation）：提出7项建议、编制2份咨询报告，并召集由美国公共花园协会（APGA）、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植物园协会（BGANZ）、中国植物园联盟、欧洲植物园联盟与BGCI代表组成的国际工作组。

依托姊妹数据库植物搜索（PlantSearch）的机构数据，罗斯·蒙斯（RossMounce）等2017年在《自然·植物》（NaturePlants）上发表了迄今最全面的评估：来自1,116个机构的数据显示，至少105,634个物种保存在全球植物园网络的活植物收藏中，占全球已知维管植物科的93%、有胚植物属的59%、物种的30%。

IABG秘书处设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新版名录工程由中国学者主持——中国已经坐到了全球植物园治理的编制席上。

国家层面的认证也先后落地：中国出版《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2018），法国出台法语国家植物园认证章程，南非推进国家植物园扩展计划，巴西设立国家植物园委员会认证。

右上方为法国国家植物园历史与扩展计划时间线（1923—2030），右下方为巴西国家植物园委员会认证的增长曲线，左下为《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科学出版社，2018）

全球植物园数量的核查过程：初步名单3,201家，经逐家网站核查后降至2,265家，六大洲分项之和为2,109家，计入功能性树木园约2,500家；

1990年之后，纸质版停编，BGCI的植物园数据库（GardenSearch）接棒，纸质时代的静态快照变成实时更新的数字生态。

弗农·海伍德（VernonHeywood）则估计，真正符合植物园定义的机构约2,500家。

1969年，第二版问世，全称《国际植物园名录II》——弗莱彻（H.

这一卷有一个朴素的名字：《国际植物园名录》（InternationalDirectoryofBotanicalGardens）。

这正是笔者《国际植物园名录的历史与新进展》想讲清楚的故事：一部名录的六十年，就是全球植物园行业持续追问“我们是谁、我们有多少、我们在哪里、我们为什么存在”的六十年。

Green）——在国际植物园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BotanicalGardens,IABG）的推动下，把当时散布全球的约650家正式植物园，第一次登记进了同一本册子。

名录与编目，正是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地基。

海伍德的可持续性评估则揭示了一个悖论：植物园在各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义务、承担爱知目标（AichiTargets）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关键任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很少植物园——包括许多国有植物园——获得与所承担使命相称的政府或公众支持，世界上相当数量的植物园在为生存而挣扎。

在前主席海伍德的指导下，华南植物园迁地保护团队从多种来源初步汇编出3,201家植物园的名单，然后做了一件最笨也最可靠的事：通过网站检索，把每一家逐一核查一遍。

现代植物园的功能演变与使命担当：左栏为科学、艺术与使命三条线索的演进要点，中栏显示三种植物园模式共同汇向“植物多样性保护使命”，右栏为从就地保护到迁地保护的13项整合保护策略

然而，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otanicGardensConservationInternational,BGCI）的数据库里，躺着的机构名称多达3,76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