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一部名录，半部植物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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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7 22:36
| 个人分类: 国家植物园意象体系研究 | 系统分类: 观点评述
从 650 家到 2112 家的全球植物园编年档案
1963 年，荷兰乌得勒支。 国际植物分类与命名局 （ 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Plant Taxonomy and Nomenclature, IAPT ）印行了《植物界》（ Regnum Vegetabile ）丛书的第 28 卷。这一卷有一个朴素的名字： 《国际植物园名录》 （ International Directory of Botanical Gardens ）。三位编纂者 —— 霍华德（ R. A. Howard ）、瓦根克内希特（ B. L. Wagenknecht ）与格林（ P. S. Green ） —— 在 国际植物园协会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otanical Gardens, IABG ）的推动下，把当时散布全球的约 650 家正式植物园，第一次登记进了同一本册子。
从那天起，这本册子不断变厚： 1990 年第五版收录超过 1,400 家，翻了一倍有余；六十年后的 2023 年，核查版约 2,112 家。然而，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 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BGCI ）的数据库里，躺着的机构名称多达 3,765 个；弗农 · 海伍德（ Vernon Heywood ）则估计，真正符合植物园定义的机构约 2,500 家。四组数字，四个答案。
“全球有多少植物园？”——这听起来像一道查数题，六十年了却始终没有标准答案。因为答案取决于另一个更难的问题： 什么叫植物园。 这正是笔者《国际植物园名录的历史与新进展》想讲清楚的故事：一部名录的六十年，就是全球植物园行业持续追问 “我们是谁、我们有多少、我们在哪里、我们为什么存在”的六十年。
一、 1963 年，全世界的植物园有了一本 “ 户口簿 ”
20世纪中叶，全球植物园处于分散发展状态：标本馆之间的协作、种子交换的运转，靠的是私人通信与行业口碑，缺乏统一的信息登记渠道。1963年版名录第一次建立了标准化登记框架，六个字段定下体例： 名称 —地址—负责人—收藏类群—标本馆藏—种子名录 。它只收录具备科研与标本馆藏能力的正式植物园，约 650家——这是一份有门槛的名单，而不是有求必录的黄页。
这份名单的定位也写得很清楚：分类学研究的辅助工具，服务于全球植物标本馆网络与种子交换体系。换句话说， 名录的第一身份不是花名册，而是协作基础设施 ——它解决的问题不是“记录”，而是“协作”。
现代植物园的八段演进：从古代园林、中世纪修道院花园与药草园，经 16—17 世纪早期药用植物园、 18 世纪欧洲经典模式，到 20 世纪中后期的科学植物园；右侧绿色面板显示三种模式共同汇向 “ 植物多样性保护使命 ”
二、罗马数字 “II” 失踪事件： 1969—1990 年的三次扩容
1969 年，第二版问世，全称《国际植物园名录 II 》 —— 弗莱彻（ H. R. Fletcher ）、亨德森（ D. M. Henderson ）与普伦蒂斯（ H. T. Prentice ）联合主编，仍属《植物界》丛书第 63 卷。这一版重点补齐东欧、亚洲、非洲等此前覆盖薄弱的区域，收录约 750 家，并首次增设机构名称索引。这里藏着一段文献学公案：后世转引时，书名里的罗马数字 “II” 常常被省略， “Henderson, 1969” 成了最常见的简化引注 —— 一部书的罗马数字，在转引链里失踪了。
1977 年第三版，亨德森与普伦蒂斯主编，丛书第 95 卷，出版方从学术机构换成商业出版社（ Bohn, Scheltema & Holkema ），收录约 800 家，并首次明确区分植物园、树木园与大学附属教学园三类机构。 1983 年第四版，亨德森独立主编，出版地迁至德国柯尼希斯泰因，篇幅 474 页、收录 798 家 —— 真正的变革在字段：从基础机构信息转向保育功能评估，新增活植物收藏总量估算、濒危植物保育项目、国际种子交换参与状态。 迁地保护 （ ex situ conservation ）第一次以字段的形式进入名录，与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运动的兴起同步，也为 1987 年 BGCI 的成立提供了全球机构基线数据。 1990 年第五版是纸质时代的集大成： C. A. 海伍德、 V. H. 海伍德与彼得 · 怀斯 · 杰克逊（ Peter Wyse Jackson ）共同主编，突破 1,000 页、收录超过 1,400 家，新增建园年代、经费来源、公众教育、种质资源库等字段，并设立机构名称、国家、专类主题三重索引。
回看这五次改版， 每一次字段扩展都不是编目技术的改良，而是行业使命转移的化石沉积 —— 名录的目录结构，就是植物园史的岩层：首版围绕分类研究与引种交换，第三版回应功能分化，第四版对接保护议程，第五版契合科研机构向多功能保护机构的转型。
三、 3,765 个名字与 2,112 家植物园：数字时代的口径难题
1990 年之后，纸质版停编， BGCI 的 植物园数据库 （ GardenSearch ）接棒，纸质时代的静态快照变成实时更新的数字生态。依托姊妹数据库 植物搜索 （ PlantSearch ）的机构数据，罗斯 · 蒙斯（ Ross Mounce ）等 2017 年在《自然 · 植物》（ Nature Plants ）上发表了迄今最全面的评估：来自 1,116 个机构的数据显示，至少 105,634 个物种保存在全球植物园网络的活植物收藏中，占全球已知维管植物科的 93% 、有胚植物属的 59% 、物种的 30% 。 名录数据的意义，由此从 “ 登记多少机构 ” 跃升为 “ 保护多少植物 ” 。
但数字时代也把老问题放大了。 2023 年 4 月 14 日访问 BGCI 数据库，成员机构名称多达 3,765 个，其中带 “ 植物园 ” 或 “ 树木园 ” 名称的约 2,237 个 —— 其余是花园、公园、墓园、庄园、保护区、国家公园、基金会或名称不完整的机构。海伍德的判断更直接：符合 “ 保存有记录的活植物收藏 ” 这一定义的植物园，实际约 2,500 家， “ 远低于目前的一些估计 ” （Heywood， 2020 ）。
全球植物园数量的核查过程：初步名单 3,201 家，经逐家网站核查后降至 2,265 家，六大洲分项之和为 2,109 家，计入功能性树木园约 2,500 家 ；数量前十位的国家合计占 54.7%
四组数字并存，谁都没有说谎 —— 它们只是标准不同。 数字时代名录的核心难题，从 “ 信息获取 ” 转向了 “ 标准界定 ” ：什么叫植物园，是一个治理问题，不是一个统计问题。
四、 2014 年重启：把 3,201 家核成 2,112 家
2014 年， IABG 理事会决定编纂新版《世界植物园国际名录》 —— 此时距上一版出版已经 24 年。在前主席海伍德的指导下，华南植物园迁地保护团队 从多种来源初步汇编出 3,201 家植物园的名单，然后做了一件最笨也最可靠的事： 通过网站检索，把每一家逐一核查一遍。 933 家因名称错误、重复、关闭或地位变更、地址信息不全、缺乏植物园功能而被删除，总数降至 2,265 家；随后名单送交十位国际专家分大洲评审 ——Tim Entwisle （澳大利亚）、 Vernon Heywood （英国）、黄宏文（中国）、 Michael Kiehn （奥地利）、 Christopher Dunn （美国）、 William A. McNamara （美国）、 Ana María Molina （阿根廷）、邑田仁（日本）、 Yong-Shik Kim （韩国）、 Christopher Willis （南非） —— 最终修订为 2,122 家。
2018 年 7 月 12 日，成果以 《全球植物园与树木园名录核查清单》 （ A Global Checklist of Botanic Gardens and Arboreta ）在 IABG 网站发布，明确定位是编制新版名录的第一步，并开放反馈渠道。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核查清单六大洲分项之和是 2,109 家，与前言所记的 2,122 家差了 13 家 —— 名录编纂的精度问题，从来不是新问题。 此后名单继续经多轮筛选与各大洲理事审核，至 2023 年约含 2,112 家（廖景平等， 2023 ）；海伍德记录约 2,200 家，若计入功能性树木公园，全球约 2,500 家。
这份核查清单，第一次给出了当代全球植物园的可靠基线。美国以 363 家居首，中国 162 家、澳大利亚 122 家、法国与印度各 90 家、意大利 86 家、德国 82 家、日本 78 家、俄罗斯 60 家、巴西 46 家次之；非洲仍有 15 个国家、亚洲仍有 11 个国家或地区没有植物园。与首版名录中欧美发达国家占比超过七成相比，均衡性已大幅改善 —— 但 植物园的分布与植物多样性的分布仍然高度错配：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非洲只占 6.17% ，欧洲与北美洲合计超过 55% 。
五、从登记到治理：一部名录的升级
名录的编纂工程之外， IABG 自 2015 年起探索引入全球 植物园认证 （ accreditation ）：提出 7 项建议、编制 2 份咨询报告，并召集由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APGA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植物园协会（ BGANZ ）、中国植物园联盟、欧洲植物园联盟与 BGCI 代表组成的国际工作组。国家层面的认证也先后落地：中国出版《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 2018 ），法国出台法语国家植物园认证章程，南非推进国家植物园扩展计划，巴西设立国家植物园委员会认证。
植物园标准维度与绩效评估体系：界定性、管理性与专业绩效三类标准与评价构成框架主体；右上方为法国国家植物园历史与扩展计划时间线（ 1923—2030 ），右下方为巴西国家植物园委员会认证的增长曲线，左下为《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科学出版社， 2018 ）
海伍德的可持续性评估则揭示了一个悖论：植物园在各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义务、承担 爱知目标 （ Aichi Targets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关键任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很少植物园 —— 包括许多国有植物园 —— 获得与所承担使命相称的政府或公众支持，世界上相当数量的植物园在为生存而挣扎。于是他提出了一串更难的问题：我们需要多少植物园？是否应当支持濒临失败的植物园？现有 “ 西方模式 ” 是否适应当地条件？
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名录的走向就清楚了：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名录不仅要登记机构与收藏，还要纳入可持续管理评估、生态贡献核算、社区服务成效。 名录的终点不是一张表，而是一套标准 —— 治理功能让名录从 “ 数量增长 ” 的账本，升级为 “ 质量提升 ” 的标尺。
六、给中国国家植物园的提醒
现代植物园的功能演变与使命担当：左栏为科学、艺术与使命三条线索的演进要点，中栏显示三种植物园模式共同汇向 “ 植物多样性保护使命 ” ，右栏为从就地保护到迁地保护的 13 项整合保护策略
第一，纸质名录是 “ 化石层 ” ， 不可用当代数据库回溯替代。每一版名录都是其出版时期全球植物园事业的精准快照；用今天的 BGCI 数据去改写 1963 年的登记，会造成历史研究的时代错置。反过来，把五版名录纵向对齐，就可以定量刻画全球植物园的增长速率、扩张路径与功能转型节奏 —— 这是植物园史研究现成的时间序列。
第二，标准即治理。 界定 “ 何为植物园 ” 是名录质量的生命线。中国在标准建设上已经走在前面：《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与国家标准的落地，让中国植物园联盟在国际认证工作组里有话可说。名录的下一轮竞争，比的不是谁登记得多，而是谁的标准经得起检验。
第三，从 “ 被记录者 ” 到 “ 建设者 ” 。 IABG 秘书处设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新版名录工程由中国学者主持 —— 中国已经坐到了全球植物园治理的编制席上。而数据也支持这个位置：中国植物园栽培约 29,581 种维管植物（ 399 科 4,315 属），其中本土植物约 15,693 种，约占中国已知维管植物总数的 50% ；约 59% 的中国受威胁植物已获迁地保护保藏，高于欧洲（ 42% ）与世界平均水平。 名录与编目，正是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地基。
结语
从 650 家到 2,112 家，从一本绿色封面的书到一个实时更新的数据库，再到一部正在孕育中的新版名录 —— 六十年里，这部名录完成了多次身份升级：登记工具、协作基础设施、迁地保护监测平台、治理标准。
一部名录的命运，就是一个行业对自己身份的持续追问。 追问还在继续 —— 因为 “ 什么叫植物园 ” 的答案，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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