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烨院士追忆于敏先生：“这些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张宗烨院士追忆于敏先生：“这些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8月16日，是我国“氢弹之父”、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先生百岁诞辰。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宗烨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深情回忆了与于敏先生共事的点点滴滴。
从初入研究所的“开夜车”苦练基本功，到接替于敏先生站上讲台讲授中国第一本原子核物理教材，再到被于敏主动探望，年逾九旬的张宗烨感叹：“这些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张宗烨（右）夫妇与于敏（中）合影。受访者供图
“于敏先生是非常认真的”
1952年，张宗烨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那一年恰逢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侧重工科，北京大学汇聚了文理学科。张宗烨自认是幸运的一届，大学里的老师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学者：黄昆教普通物理，周光召教电动力学。
因为于敏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大学期间的张宗烨并未直接接触过他。但张宗烨的哥哥张宗燧是于敏的老师，哥哥曾告诉她，“于敏非常棒”。幸运的是，张宗烨那一届学生中，约80%的毕业生都进入了高校或中国科学院。张宗烨及其爱人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进入于敏的研究组。
“刚开始，所里的条件很好，吃住都不错。不过，很快就到了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大家到菜地里挖菜根，交给食堂，按交的数量换取窝窝头。于先生也得跟着去挖。”张宗烨回忆。
所里条件好的那段时期，全国各地每个省都选派一名理论物理人员和一名实验物理人员到所里进修。在于敏的指导下，张宗烨及其爱人带着五六名外地来的同事开展工作。
“进修生们对工作非常热情，但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计算中容易出错。而于敏先生是非常认真的，要求极为严格。”张宗烨回忆，那段时间，张宗烨和爱人白天负责指导进修生，每天晚上就“开夜车”加班，重新核算。
那段“开夜车”的日子虽然辛苦，却让张宗烨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我从中学会了很多，特别是在处理计算可靠性方面非常敏感，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张宗烨说，“虽然花了很多力气，也耽误了很多时间，但对我成长来说很重要，起码后来我做的工作，我都能认真对待。”
站上讲台讲授“夏蓉”讲义
后来，于敏和邓稼先等人因任务需要离开研究组。于敏舍不得这个研究团队，便每周抽出一天回来，与张宗烨等人讨论工作，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两年。
彼时，全国创办科技大学，要求所有授课老师由各研究所的研究员担任。因为参与任务，于敏无法亲自去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员授课，便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张宗烨，破格推荐她去讲课。
这份信任与提携，却让张宗烨紧张极了。“我从来没教过课，这课又是门新课，我真的很紧张。”张宗烨坦言，第一堂课，她站在讲台上不知该说什么开场白，好在随着时间推移，她逐渐熟练起来。
当时使用的教材，正是于敏和理论物理学家杨立铭在1961年合著出版的《原子核理论讲义》，是中国第一本原子核物理教材，也是于敏唯一公开出版的著作。这本书由于敏和杨立铭在成都办讲习班时撰写，因为当时于敏即将参与氢弹研究工程，需隐姓埋名，著作署名“夏蓉”，意指“夏日蓉城”。张宗烨把这本书反复研读，自己编了一本笔记，再去给学生讲课。
“一起工作的那些年，特别幸福”
前前后后，张宗烨在于敏手下工作了将近10年。她感慨，遇到于敏是她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我们在一起工作的那些年，特别幸福。”张宗烨说。
有一件事让张宗烨至今难忘。那是在1962年，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格·尼尔斯·玻尔（Aage Niels Bohr)来华访问，领导安排于敏、杨立铭等人接待，张宗烨等人随同参加。交流时，玻尔给于敏出了一道题目，后来，于敏将这道题转交给了张宗烨。
“于先生叫我做，也告诉我该怎么做，还叫我爱人陪着我做。”张宗烨说，最终题目做完后，于敏将结果交给了玻尔。玻尔非常高兴，连连称赞中国年轻人能做出如此出色的工作。
“我一辈子没有去沾人家的光，唯独于敏，我是沾了光了。”张宗烨说。
与于敏共事的那些年，张宗烨发现“于先生的想法跟人家很不一样，很有新想法，我们跟他做，都是跟着他的新想法在做”。这种风格直接影响着张宗烨，使她在后来的工作中，也“容易想点儿新主意”。
还有一件事，让张宗烨至今想起来，仍有些哽咽。曾有一段时间，因为某些原因，张宗烨没有主动与于敏联系。一天，她在路上偶遇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说起自己很想念于先生。没想到，于敏得知后，独自乘坐着公共汽车从工作的地方赶到张宗烨夫妇的住处。张宗烨夫妇当时贫苦，未能准备任何招待，他们就窝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聊天，聊完天，夫妇二人一起将于敏送到公共汽车站，送他上车。“他一上车我就哭了。”张宗烨心里充满感激。
于敏先生百岁诞辰之际，张宗烨又重新谈起这些回忆。她说：“这些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