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减少30家，企业基金会“只增不减”时代终结，存量时代如何突围？
净减少30家，企业基金会“只增不减”时代终结，存量时代如何突围？
2026年09月10日 15:08
企业基金会“只增不减”的时代结束了。
近日，在杭州举办的“益企荟——浙江企业基金会参访交流沙龙”披露，全国企业基金会总量首次出现净减少——从1939家降至1909家，行业正式迈入存量时代。
拐点之下，两个现实的问题无法回避：过去靠母公司输血就能生存的模式，还能走多远？存量时代的企业基金会又该如何转型突围？
围绕上述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基金会负责人、CSR与ESG从业者展开交流。活动由和众泽益、基金会中心网主办，浙江海亮乡村 教育 振兴基金会承办。
拐点已至：从增量扩张到存量博弈
一组数据勾勒出行业的下行曲线。
据基金会中心网副理事长吕全斌介绍，全国基金会总数从2024年的9800多家降至2025年的9700多家，自有统计以来首次下降。2026年至今，全国新成立基金会102家，注销和撤销数已达200多家，撤销数约为成立数的两倍。其中企业基金会约占全国基金会总数的五分之一。
“2026年全国企业基金会总量迎来发展拐点，总量由1939家下降至1909家，首次出现净减少，行业正式告别增量扩张，全面迈入存量时代。”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和众泽益创始人王忠平说道。
王忠平分析，行业呈现三大显著信号：一是增长触顶，新设立基金会数量持续萎缩，存量机构注销增多；二是结构性分化加剧，马太效应凸显，头部基金会掌握大量净资产，多数机构高度依赖发起企业捐赠收入，平均专职人员仅3人，抗风险能力薄弱；三是公益投向发生迁移，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生态环境领域公益支出逆势高速增长，企业公益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收支两端的反向走势进一步放大了行业的生存压力。2024年全行业捐赠收入较前一年下降15%，与此同时公益支出仍在增长，“走出去的金额增加，但是捐赠收入下降，这可能是未来几年行业的基本面。”吕全斌说。
王忠平将这一变局概括为“三连降”：增速持续下降、成立总数下降、总量下降。他判断，2027年企业基金会将持续负增长且降幅可能进一步扩大。
在此背景下，浙江省作为国内企业公益发展高地，民营经济基础雄厚，企业基金会培育起步早、发展成熟，其现状具有样本意义。
吕全斌介绍，省内企业基金会达210家，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广东（378家）和北京（245家），“疫情之后浙江企业基金会数量仍在增长，与全国下行趋势有所不同。”他指出，“这批机构以民营制造业为主，96.2%为非公募基金会，平均注册资金约498万元，净资产过亿者仅占4%，整体呈现‘小而美’的特征——资产占全省基金会的12.9%，却贡献了20%的公益支出，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浙江基金会的务实。”
存量困局：外部承压与治理短板的双重挤压
行业拐点的形成，是外部压力与内部短板共同作用的结果。
王忠平分析，三重外部压力叠加压缩了传统生存空间：一是经济承压，企业经营状况直接影响捐赠意愿和能力；二是监管趋严，合规成本逐步提升，民政部对社会组织评级中的党建、治理独立性、财务独立性等指标控制更加严格；三是慈善 信托 资源分流。据他介绍，2025年慈善 信托 规模已突破100亿元，而全国慈善捐赠现金仅约1000亿元， 信托 凭借灵活性优势对传统基金会形态形成资源分流。
从内部看，治理独立性不足是更深层的症结。
王忠平提出了几个“灵魂拷问”：企业基金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企业意志服务，还是为社会价值存在？企业基金会的真正管理者和决策者是谁？机构到底对谁负责？
他直言，现实中许多基金会更像企业的执行部门而非独立实体——党建缺失、理事会成员多为企业内部人员、财务走企业内部OA流程、非标准慈善活动占比高，“90%以上的基金会秘书长都是项目总监，而非秘书长，完全在负责项目执行，没有做整个基金会的统筹决策工作；许多基金会的财务和治理不独立，甚至完全依附于企业——这绝对不是标准的企业基金会。”
即便在浙江这样的行业高地，合规短板同样存在。据吕全斌介绍，210家企业基金会中仅80家拥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有专家说过，中国人的捐赠动机不是免税。但我认为既然有这个政策，为什么不用？”信息公开达标率也有待提高，88家企业基金会在过去三年中未按法规要求进行基本信息公开，即便获得“中华慈善奖”的机构中也有43%信息公开不达标，吕全斌坦言，“一些企业基金会的基础合规工作做得确实比较薄弱。”
叠加经济承压、监管趋严、慈善信托分流三重外部压力，企业基金会过去依赖单一企业输血、封闭内循环运作的粗放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
转型突围：五大方向和浙江样本
“拐点不是行业终点，而是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王忠平强调，基金会要厘清自身战略定位，牢记独立法人身份，避免沦为企业内设部门，在存量时代寻找增量价值。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企业基金会突围的五大转型方向：资源转型，从单一企业输血走向多元造血，盘活企业内部人财物技资源，拓展产业链、社会多元资源；角色转型，从企业成本中心升级为价值引擎，释放公益带来的品牌、创新、政企关系、人才多元价值；边界转型，打破封闭内循环运作模式，走向开放协作，联动伙伴、面向公众开展共创；格局转型，跳出机构自身发展，兼济行业生态，共建交流平台、输出实践经验、支持行业研究；叙事转型，从简单呈现捐赠成果升级为议题引领，沉淀知识产品，讲好公益专业故事。
浙江本土机构的实践则为转型路径提供了可触摸的样本。
传化的实践正是资源转型的典型样本。据传化慈善基金会总干事童心介绍，传化在杭州萧山浦阳镇打造“谢径安·传化农创村”试点，采用“产业+公益”模式：慈善大棚为低保和残障家庭资助前期投入、设立兜底基金保障保底收益，同时整合产业资源提供技术支持和销售渠道；“乡村创梦家”以公益 创投 方式支持青年扎根乡村创业，已孵化23家乡村业态、营收770万元，并设计盈利后反哺社区的闭环机制。整个试点覆盖7.5平方公里、1万余人，两年多来三村村集体增收478万元，村民增收3265万元，形成“政府主导+企业驱动+村农主体+公益赋能”的协同。
其他机构也在探索各自的实践方向。据杭州 海康威视 国际公共关系与事务高级经理何歆韵介绍， 海康威视 将智能物联技术优势转化为公益产品，其“STAR科技公益伙伴计划”已与全球30多家公益机构合作，落地35个项目，技术能力本身成为公益资源。浙江海亮乡村 教育 振兴基金会则采用“企业之手+公益之手”的双轮驱动，两三年内覆盖全国25个省、210所学校，外部联合多家企业发起组团式帮扶。九阳公益基金会十五年如一日深耕儿童营养与健康领域，从“公益厨房”到“食育工坊”持续迭代，以垂直深耕打造专业影响力。
这些实践各有侧重，但王忠平也提醒，单个基金会难以独自穿越行业拐点。“行业需要发展，我们必须携手共建，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和协同发展，才能一起穿越公益寒冬。”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