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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APEC落地深圳,中国用一座城回答“如何扩大开放”


速读:而今天,亚太是各经济体在同一张网上来协同共创。 35年前,中国以学习者、参与者的身份加入APEC,初步融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从深圳看扩大开放的实践。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APEC落地深圳,中国用一座城回答“如何扩大开放” _ 东方财富网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APEC落地深圳,中国用一座城回答“如何扩大开放”

2026年11月16日 14:08

作者:

傅一波

  11月18日—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中国第三次担起东道主角色。

  三次会议,间隔着25年的中国发展历程。上海、北京、深圳,像三个时间坐标,标记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从主动融入全球化,到参与塑造区域合作规则,再到以自身的产业、市场和制度实践,为亚太合作提供新的可能。

  35年前,中国以学习者、参与者的身份加入APEC,初步融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35年后,中国已跃升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更多参与区域规则制定与合作议程推动。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如何在新局势中凝聚共识,将合作愿景转化为具体行动,成为本次会议备受关注的议题。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 综合 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李罗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35年,中国与APEC的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从最初的规则学习者,逐渐成为区域合作的建设者和推动者。当前,APEC需要进一步从原则性共识走向具体行动,在 数字经济 、绿色转型、区域规则协同等领域寻找新的合作空间。

  从深圳看扩大开放的实践

   时代周报:在当前亚太环境下,本次会议释放的关键共识与信号是什么?

   李罗力: 一句话,是把《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从文本宣言变成落地施工图,确立“从共识到行动”的转型。

  具体有三个信号值得关注。

  第一,“开放的区域主义”不后退。简单来说,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这本身就是给市场最有力的预期管理。

  第二,规则的重心转向数字化与绿色化。亚太的关税红利已接近释放完毕,真正的增量是在跨境数据流动、 人工智能 治理、绿色标准与绿色金融。本次会议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支柱设计的九大议题,实质上是在为下一个十年的规则定框。

  第三,普惠被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亚太成员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如果合作只让头部经济体受益,机制就会失去生命力,所以中小企业赋能、发展中成员能力建设必然要写进本次会议的成果文件。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是APEC落地深圳。深圳累计推出超过850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30%以上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它的制度创新经验已被APEC收录为最佳实践。

  APEC落子深圳,等于用一座城市向亚太说明:中国扩大开放不是口号,而是可验证的、极其成功的实践。

   时代周报:中国加入APEC已35年。回望这段历程,你感受到的变化是什么?

   李罗力: 最大的变化,是中国与APEC的关系被彻底重写:1991年我们带着学习规则的心态和诉求走进这个平台,今天我们是议程的提出者、规则的共建者。这35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我会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1991年—2000年叫“融入适配期”。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以学习者、参与者身份对接多边经贸规则,以履约降税、人才培育完成初步适配。

  2001年—2012年可以称为“过渡提升期”。随着进入WTO后的全面开放和经济体量跃升,中国从跟随者变成建设者、协调者。

  2013年至今是“引领赋能期”。我们国家开始主导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布局前沿议题、输出普惠合作模式。说到底,是从跟随履约到主动倡议、从聚焦自身发展到兼顾全局、从参与经济贸易到用理念引领的三重跨越。

  经济环境的变化同样是结构性的,也可以拆分成三层看。

  在全球层面,过去是效率至上、全球分散的状态,但一场疫情、一次地缘冲突就能击穿整条链条。而现在是主打安全与韧性并重、区域集聚。

  在中国层面,过去我们靠人口红利、资本投入、成本优势来发展,属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但如今,传统成本优势在弱化,我们面临关键技术突破不足、保护主义冲击等问题,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发挥市场优势与创新优势来发展经济,将流动型开放升级为制度型开放。

  在亚太层面,过去我们叫“雁阵模式”,是以垂直分工来发展。而今天,亚太是各经济体在同一张网上来协同共创。

  正因此,以上这三点变化叠加,决定了APEC必须从“谈原则”转向“做事情”。

  博弈是长期,但合作的方向不可逆

   时代周报:中国如何更好地把自身发展需求与APEC合作进程结合起来?

   李罗力: 我会用同频、转化、衔接这三个词来概括。

  一是议程同频,就是把国内的改革清单和APEC的议题表对齐。比如,我们要推进制度型开放,就正好和APEC在讨论规制协调与贸易便利化对齐;我们要培育新质生产力,APEC也提到数字与绿色转型;我们要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 、优化营商环境,也给APEC的实践提供了外部参照。我们的自贸试验区、 海南自贸 港,本质上就是一个规则压力测试区,经验既能用于国内改革,也能拿到APEC会上分享。

  二是能力转化,指的是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区域公共产品。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 新能源 、智能制造、 跨境电商 领域的优势,可以通过技术转移、标准共建、人才培训、项目示范发挥表率作用,提供协助支持。这不是单向的行为,而是共同做大蛋糕。比如,亚太的数字化问题、绿色转型的资本缺口、供应链的薄弱环节,都是中国企业可以参与解决的真实需求。

  三是机制衔接,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 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依托,分阶段和各个伙伴进行对接合作。这里要特别强调,中国的引领不是另起一套排他性安排,而是“不搞阵营对抗、不设强制约束、不附加政治条件”,用增量合作来降低区域规则碎片化所带来的合规成本。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接下来亚太合作的走向?

   李罗力: 我判断会有三个重大的走向。

  第一是规则协同会成为主线。预计到2030年,各国之间所制定的协定会逐渐落地,企业的跨境合规成本会明显下降。因此,亚太自贸区(FTAAP)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会以“阶段性路径”的方式逐步落地。

  第二是数字与绿色双赛道会领跑投资。亚太跨国投资会进一步向数字基础设施、绿色低碳、高端制造、智能装备集聚,投资逻辑从单一产能布局转向全产业链闭环布局,绿色会成为供应链布局的刚性准则。

  第三,合作载体会从“经济体”下沉到“走廊、平台、项目”。比如,大湾区—东盟数字创新走廊、亚太未来领袖计划,这类可量化、可追踪的项目会成为主流。

  当然,深圳的角色也会随之变。比如,它可能会从“中国的窗口”变成“亚太的枢纽”——它联袂香港的金融与法律服务、广州的商贸门户、珠三角的制造基底,为区域提供从技术孵化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空间。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博弈是长期的,规则割裂、供应链政治化不会因为一次会议就消失。尽管合作的方向是不可逆的,但过程一定是曲折和艰辛的。

  分工明确、路径清晰

   时代周报:从APEC经济协作落地的情况来看,它面临哪些挑战?该从哪些角度调整?比如,明确亚太自贸区阶段性建设路径、落地跨境数据流动与 人工智能 伦理治理的细化规则,这些突破起来会有怎样的困难?

   李罗力: APEC目前面临的挑战可以归为五点:一是成员间利益分歧凸显,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在自由化力度、经济技术合作上的诉求差距明显,协调机制容易梗阻;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常态化,能源、粮食、公共卫生冲击频发,而协同应对机制和能力都有短板;三是机制协同不足,规则衔接不畅,治理资源分散;四是新兴领域规则创新滞后, 数字经济 、绿色转型、 人工智能 的规则覆盖不足,决策机制又制约迭代速度;五是经济一体化与安全议题失衡,供应链本土化的状态又会影响整体区域的产业链发展。

  落地所面临的问题就更具体了:非关税壁垒没有完全消除,中小企业对优惠规则的利用率偏低,金融配套和能力建设滞后,成果落实缺乏稳定的资金与评估机制。这些都是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至于要突破“亚太自贸区阶段性建设路径、落地跨境数据流动和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细化规则”这三点,困难确实存在,但都不是无解。

  比如,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的难点在农业、服务贸易、国有企业、 知识产权 上。这些问题很难一次谈成一个大协定。

  我个人建议的解决方法是:先把通关便利化、原产地互认、数字贸易基础规则这些共识度高的部分做成“可交付的成果”,其他的较难解决的敏感议题用负面清单和差异化过渡期来处理,让成员体都能看到即时收益,这样才会有动力往下走。

  跨境数据流动,难点在安全、主权与监管互认三者的平衡。数据一旦跨境,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国家安全审查、司法管辖,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放开。可行的路径是“负面清单+监管沙盒+跨境验证平台”:明确哪些数据禁止出境、哪些允许,用深圳前海这类区域先做小范围真实场景试点,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把风险控制在可测范围内,然后再逐步扩容。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难点在标准分歧和能力落差。发达经济体倾向强约束、可问责,而发展中成员体则担心合规成本会扼杀自己的产业起步。更现实的做法是“原则先行、自愿采用、能力建设跟上”:先形成区域共同原则与最佳实践库,鼓励成员自愿采纳,同时配套技术援助与人员培训,并在医疗、金融、政务等场景做试点,用案例而非条文来推动趋同。

  APEC的转型成效,最终不取决于它是否建成一个有强制约束力的超国家机构,而取决于它能否真正当好“基于共识的议程设定者、基于规则的平台协调者、基于发展的韧性构建者”。

  从深圳出发,亚太共同体不会一蹴而就,但它可以第一次拥有一份分工明确、资金到位、路径清晰的行动手册。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

主题:APEC落地深圳|基金|新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