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瓷立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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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阳里的徐家窑及作坊群。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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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景德镇,传统制坯工艺匠人、非遗传承人宗广俊正在工作。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摄
7月25日,韩国釜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审议,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在这个夏天,本就高温的景德镇,更“热”了。
其实,一千年前,景德镇就很“热”。从10世纪至19世纪,这里手工瓷器生产发展演变,对中国和全球的产业、艺术及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谁不想要一件景德镇的青花瓷呢?而更直观的,这里窑业兴旺,昼夜不息,被称为“四时雷电镇”,听上去就热火朝天。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蛟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午坑瓷石明矿遗址、小坞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陆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
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景德镇五大遗产片区在空间格局上可概括为“一镇四区,一江三河”,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演进脉络。其中,湖田古瓷窑址与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是一脉相承的制瓷核心区域;长岭瓷石矿遗址、高岭瓷土矿遗址是核心原料产地;蛟潭窑柴燃料产区则是明清时期宗族运营、可持续的窑柴经济体系,保障了高品质燃料持续供给。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邓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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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闾庙古码头。景德镇申遗办供图
一座瓷片堆成的山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带着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站定在景德镇中心的一座小山下。这座海拔仅有48米的珠山,看上去平平无奇——直到记者知道它是由碎瓷片在平地上堆起来的。
碎瓷片,是景德镇最司空见惯的东西,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碎片。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珠山以南的明代御窑厂西墙下,发现一条长17米、宽两米的巷道,填满厚达1.3米的御窑瓷片。瓷片厚重巨大,来自同一种器物——青花龙缸。根据地层并结合相关史料判断,它们属于明代正统年间。
正统六年,明政府正式诏告天下定都北京。正统七年,为宫殿新成特命烧造“青龙白地花缸”。第一批龙缸烧了两年,到了正统九年五月,首批烧成者落选。御窑厂巷道中的碎片,就是这批“不合格品”被打碎掩埋的遗迹。
翁彦俊介绍,不同时期对落选御窑瓷器的处理制度不一样,“有时候专门掩埋,甚至分类掩埋、挖坑掩埋;有的时候堆积起来,还有的时候皇帝准许部分产品出售,出售赚的钱再用来支持生产”。
历史可追溯至唐代的龙珠阁,位于珠山之巅,20世纪80年代末重建时,才发现下面全是瓷片。翁彦俊估计,下面至少还埋藏着上百万片。
珠山只是这座被瓷器塑造的城市的一个缩影。
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说:“之前在景德镇干考古,主要基于瓷器研究,但这一次,我们关注的是整体——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史上,它的阶段性特点,以及能表现哪些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手工业的核心内核。”
考古不再局限于瓷器和窑址。“刘家下弄、朱氏下弄、张家下弄,考古证明这些地方在明朝末年以后才形成了可以居住人的平地。最深的地方14米,全是生产瓷器的废品填在江里面的堆积层。”王光尧说,“如果不是生产瓷器的废料往这倾倒,昌江到现在的前街这段,都是水域。”
“上弄”“下弄”的地名逻辑就在于此。比如,前街以东是刘家上弄,以西、更靠近昌江的地段就是刘家下弄——下弄是填河造地的证据。
瓷器生产改变了地貌,也为人的活动提供了新场所。
瓷业垃圾主要分3类——烧坏的瓷坯、损耗的匣钵、过期的窑砖。这些废料被用于墙垣、地基,垫高城市下垫面,建设排水系统,应对频繁的洪灾。景德镇老城区的地面平均被抬高了至少3米,这也使超过一半的城区免于水患。
1914年,景德镇总商会会长吴简廷筹款修建下水道,上自莲花塘,下到刘家下弄,长度超过市区的三分之二,所用材料全是窑砖。直到今天,这条百年大沟仍在继续使用。还有一个统计,截至1990年,景德镇下水道总长超过9万米,其中6000多米是用瓷业废料窑砖建成的。
湖田窑是宋元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窑场之一,历经7个世纪,从青白瓷到青花瓷的技术跨越,为景德镇“瓷都”地位的确立奠定基础。湖田窑的陶瓷产品,曾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今日亚洲的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伊朗、土耳其,以及非洲的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荟负责景德镇系列遗产的整体阐释展示规划。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湖田窑板栗园遗址保护设施在改造之前,是一个封闭的建筑。遗址地处低洼地带,本体面临通风和水患等问题,同时几处遗址之间、遗址与水环境之间被割裂开。“我们对保护设施作了‘通透化’的处理和改造,不仅提升了遗址的通风和防水,还呈现了‘遗产-水系-丘陵地形’的整体场景。”
但,还不止于此。
在湖田古瓷窑址边上,有一个村子叫湖田村。在展示设计过程中,有当地村民问:“以后我们还能进来吗?”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持续共生、系统性的长远规划,希望伴随未来的考古研究、保护实践和各方参与的管理共享,遗产的阐释体系能逐渐构建起来、丰富起来。”梁中荟说。于是,此项改造使遗产所在场所,从封闭到开放,还有了一大片绿地,预约就能进。村民们可以进来坐着、散步,或者,随时推开家里的窗户,看看珍贵的遗产和舒适的环境。
“让遗产与环境共生、与社会共享。”梁中荟说。
“我们坚持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不动迁原住民,不搞圈地开发,不改变基层治理结构,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邓超介绍,在历史城区,实行以居民为主体的遗产地保护机制;在乡村,实行以村民为主体的遗产地保护机制,“这两个机制意味着,让本地居民、村民,依然能够延续自己的生产生活,这是一种更长远的方式。外来的专业团队、专业机构,是作为补充性的力量。当地人成为主体、当好主人,用好遗产,过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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