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教授“辞官”背后：高校“双肩挑”的坚守与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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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4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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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辞官”背后 ：高校 “双肩挑” 的坚守与求索
本文由马臻教授以第三人称写作
今年8月，南京大学数学学院院长喻良的“辞官”引发关注。一封疑似喻良教授的辞职信在短短的几天内传遍网络，网民普遍支持其回归学术，但辞职原因不详，当事人也未回应。
复旦大学环境系马臻教授在相关网文评论区留言，透露自己在2025年底也辞去了副系主任（副处级）职务，并附上自己当时的辞职信，再次引发关注。
近年来，高教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教师评价体系发生变化，行政事务明显增多。 去年10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到“减轻非教学科研负担，减少安排青年教师从事一般行政事务性工作”。
做高校“双肩挑”干部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教授为何“辞官”？这里头存在着什么结构性的困境？马臻的故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 走近这个“样本切片”。
启程：初尝行政工作滋味
“本人于2020年7月17日起，担任环境系副主任。现由于种种原因，申请辞去行政职务。具体原因可详谈。”去年10月12日早上，把辞职信投入系主任信箱的一瞬间，马臻如释重负。
2009年底，在美国留学的马臻回到上海，加入母校环境系，担任副研究员。彼时，他的想法很简单：把科研做好，尽早评上教授。
马臻记得报到的第一天，系里的一位正职领导随和地接待了他，对他讲可以申请这个基金、那个项目。那时系里的“海归”较少，系里对他很重视，他也在2010年和2011年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分别申请到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
2012年4月，时任教学副系主任张老师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副系主任助理。马臻回答说家里孩子还小，他还要忙于科研。但转念一想，自己还没有评上教授，需要为系里提供服务，从而“混个脸熟”，就答应了。
马臻记得第一次他和张老师参加学校教学例会。那是在一个能够容纳近百人的大会议室。张老师拉着他，在前排就坐，和张老师坐在一起。摆放在马臻桌上的文件和张老师眼前的文件是一样的。
上任后，马臻组织系里的本科生申报校内的科创项目、组织评审答辩、写评审意见、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实习、进班会宣讲、排摸学生保研意向、给学生分专业方向、组织系里教学会议、整理行政文书……2013年底，他评上了教授。
有同事调侃说，正教授屈尊当副系主任助理，比较少见。听闻此言，马臻虽然有些尴尬，但他只是想着把手头的事情做好。 据他说，那时候活还不算重。最重要的，是工作任务比较明晰，每个阶段都有工作重点，比如整理审核评估材料。科研也没有落下。到了2014年，他又获批一个面上项目。
2020年，他们系行政领导班子换届，虽然也有老师“蠢蠢欲动”，但是从事教学副系主任的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壁垒”，而马臻已经当了八年的教学副系主任助理，因此他名正言顺地被大家推荐、由组织确定为他们系的教学副系主任。
履职：撸起袖子加油干
上任伊始，马臻想着一定要做出一些成绩。他的电脑桌面上有个WORD文档，记录着当时的一些工作构想，也记录着老师们给他提供的信息、提出的诉求。 比如，有的老领导说希望能够推动教材建设，他把这个建议记下来。有的老师说一个好的领导要能够拉来资源，他把这个观点记下来。有的老师没有承担教学任务，他也记录下来，下决心推动。
当时的活儿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重。学校教务处每学期召开2-3次教学例会，布置一些工作。他拎着一个手提包，回到那个熟悉的会场。有时，他还参加一些诸如实习基地考察之类的活动。他带着一个快退休的本科教务员把日常的事情完成。也有一些文书处理方面的工作，比如撰写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书，这些都是他擅长的，也给他一种充实感。
到了年终，他们系召开全系大会，系领导们挨个上台述职。他不但介绍自己在这一年做了什么，也介绍全系教学条线取得了哪些亮点，例如：本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一门课程入选上海市重点课程、一本教材出版。
马臻在电脑里还有一个WORD文档，一条条地记录着这些积累的进展。而为了实现这些，他就像一个“项目经理”，在参加学校教学例会时，当场发微信到系教职工微信群，提醒教师关注即将发布的教学项目申报通知。他在别的教学相关微信号看到教学项目申报通知，也会赶在学校发通知前，发给全系教师，让他们早做准备。他不但群发邮件，还会个别联系他认为有希望的老师，鼓励他们积极申报。他会拿出保存在电脑里的、他在网上看到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发给老师。他还把自己写的申报材料发给大家参考。
他们的系楼在新校区，而本科教务员坐在本部实验教学楼办公。为了方便老师们申报教学项目，他让老师们把申报材料直接交给他，他收齐后，统一签字、盖章，并亲自送到本部。
一旦老师的教学项目获批，他从网上获悉，或者在教务处发的文件中看到，他第一时间在系教职工微信群报喜，以此来鼓励大家。
凭着这种亲力亲为的执着，他的任上，复旦大学环境系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入选三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三门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六门上海市重点课程，两门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一位上海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一个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团队，一门上海高校党史学习教育与课程相融合示范课程，一门上海高校国际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出版教材十多本，获批1000多万元教学仪器专项。此外，教师还获得了几十项省部级以上的教学成果、教学项目和近200项校级教学项目和荣誉，学生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互联网+大赛、挑战杯等诸多荣誉。
2022年上半年，上海出了疫情。他“逆向而行”，从家里赶到学校值班。一开始以为干部值班只需要一个星期，结果，他进学校后，值班五十多天才回家。白天，他维持网课的教学秩序，并作为“楼长”给楼里的师生送饭、检查实验室安全。晚上，他要写当天的工作报告，并再次看望楼里的师生。
值班结束回家后没多久，就面临外地的招生任务。为了能够去外地招生，他提前到达，在指定的地点先住了两个星期（不能出门），再投入为期三个星期的招生，取得了佳绩，在年终招生总结会上被校长公开表扬。这成了他的“高光时刻”。
马臻在行政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后，有同事对他说：在系里做教学副系主任只是权宜之策，最好能到学校里去“做官”，比如去学校研究生院当副院长。然而，他却不为所动。他认为，要把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好，优先服务环境系。
困境：学术与行政的天平
在工作中，马臻一度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催化剂”。 催化剂能够提高化学反应的速度。马臻在学术研究方面开发高性能催化剂，搞清楚性能为何提升。从事教学管理，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就是穿针引线，形成立体化、有特色的教育教学体系。带队去外地招生，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即宣传发动、答疑解惑、促成报考。在从事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之余，马臻把所思所想转化为文字，发表在报刊，同样能“催化”广大读者理解教育、重视教育。 但这种人生和事业的“框架”因为辞职事件，而发生了变化。
如今，谈到“主动辞去行政职务”，马臻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情。
马臻上任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副系主任助理。那位年长的本科教务员在2021年退休后，系里安排一位工程师兼任本科教务员，而她还需要上课、带研究生、做科研。有同事说马臻一个人干了四个人的活。马臻数了一下，他做了副系主任、副系主任助理、教学秘书、招生组长兼招生秘书的活。
马臻的电脑里，每年行政管理文件夹近百个，文件夹里还有文件夹。从事行政工作，会议也多。他最忙的时候一天参加了六场会议。
从事行政工作影响了科研。在2010年、2011年和2014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后，他“屡战屡败”，一直到2022年才重新获批一个面上项目。但这时，他已经因为缺少科研经费，而没能分到博士生招生名额。
遇到这样的局面，马臻不是没有思考过。他想明白了，如果不能做到科研和行政工作“两头兼顾”，那么至少要先保“一头”。换言之，如果自己的科研受到影响，但能够为系里做好行政工作、产出成果，“这也算值了”。哪怕支撑条件（人力、物力）不够好，他也毫无怨言，认为自己能扛。
事后复盘，马臻这种“倒贴”的工作模式要维持下去，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系里的教学管理按照他的思路和模式，平稳地运行下去；他除了行政工作以外，还有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写作；每过一段时间，系里教学条线取得进展和成果，个人付出得到同事和领导的认可。这些需求，对应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但这种“平衡态”终究还是被打破了。
2024年6月，他们系来了一位新的“一把手”。该领导上任的那天，马臻在外地做招生前的准备工作，没有参加任免大会。新领导给马臻打了一个小时工作电话，给他一种“风风火火”的感觉。马臻在外地招生期间，“一把手”每天晚上在招生组腾讯会议里面旁听。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外地的宾馆里。来的那天，她参加了和考生及家长的面谈，并和马臻又谈了一个小时。 马臻感到她对工作很有激情，也很重视教学工作，把他当“得力干将”，非常热情。
马臻作为复旦大学在外地某省的招生组长，带队招收的是数十个专业的学生，而不仅仅为环境专业招生。尽管在“广谱”招生方面取得成功，但回到上海后，他感到了一种传过来的焦虑感，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近年来，全国各高校的环境专业普遍遇冷。在大类招生模式下，招到自然科学大类的学生不是特别愿意分流到环境专业；有些分流到环境专业的学生也想着转到别的专业。2024年9月，正式分流到复旦大学环境专业的大二学生只有23人。 这种专业不景气的压力落到了马臻的头上，使得他疲于去应对和解释。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臻还意识到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十多年前，担任教学副系主任，只要维持系里稳妥的教学运行，确保老师正常上课、不出教学事故，学生做好实习实训、完成毕业论文就行；几年前，除了做好基本工作，还需要产出亮点成果，比如市级教学荣誉、教学项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专业更强调改革创新，热衷于搞一些“新花样”，比如办“拔尖班”、中外合作项目、大学生出国研学。但是，前面两种类型的工作（基础工作+亮点工作）已经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教学分管领导无暇再去顾及很多“活动式”的工作。
面对工作要求的改变，他不是没有调整。从2024年6月开始，他牵头申报获批“环境科学-人工智能”以及“环境科学-国际政治”双学士学位项目，申请环境化学通过强基计划招生，申请插班生名额扩容，申报了教育部“一部六院”科教融汇协同育人项目，和国外高校签订了3+2项目协议。
但接踵而来的任务使他觉得“化学方程式已经无法配平”。他知道，本质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遵循的是“学术逻辑”。马臻以前读研、做博士后期间，喜欢把精力聚焦于一个能够实现的科研点子，使劲地钻研，直至论文发表。他不大喜欢“今天试一试这个，明天试一试那个”。他还不大喜欢每天跟别人讨论科研进展。而面对行政工作，他也会事先考虑“和国外大学办联合项目，有多少学生会去”“同时取得两个大学的硕士学位是否具有可行性”。当“行政逻辑”在他工作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他越来越感到“拧巴”。
辞官：转身之后的思考
高校“双肩挑”干部卸任后，一般会保持沉默，也很少有人会关心到他们的后续发展。可是，马臻的故事并没有随着“辞官”而结束。这个故事，不但涉及个人命运和时代的缠结，也涉及一个人找寻自我，探寻人生的意义。
卸任后，马上就到了寒假。一方面，他有一种松弛感，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去公园玩，去看历史遗迹。另一方面，他也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办公室里堆放着很多过去的行政材料，电脑里行政文件夹都和他“无关”了。从事行政工作的往事，尤其是卸任前一年半的经历，也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他把自己“关”在家附近的茶馆包厢，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他翻看着自己带来的书报杂志，想着采用“收缩打法”，把一些书报杂志看完后丢掉，轻装上阵。
他看了散文家、《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梁衡的书《觅渡》《洗尘》《把栏杆拍遍》《跨越百年的美丽》等。他读着梁衡写的关于苏轼、辛弃疾、项羽、瞿秋白的散文，这些故事反映了个人命运和时代的缠结。
马臻还开着车，沿着龙腾大道，沿着龙吴路，往浦江第一湾的方向开，甚至在家和学校附近的宝山区，漫无边际地开车。 一边用车上的音响设备 播放真瑞的歌曲（《最美的瞬间》《最美一瞬间》《和你走过》《过了很久》《最后用情》等等），一边思考着人生。人工智能则分析称马臻“是在繁忙的都市中，利用汽车和熟悉的道路，构建一个短暂的、可控的、低熵的精神空间”。
在卸任前后，马臻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说“我相信，努力付出，天地终会给予回响”。他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被大家知晓，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被看见。
正在这时， 《中国科学报》记者孙滔联系了马臻。孙滔写的非虚构报道《上任1982天，复旦教授主动辞去副系主任一职》在1月1日发表在科学网微信号等媒体，浏览量20多万次。过了十多天，马臻收到以前课上的一位研究生的微信，获悉有个叫“迂磨二公子”的up主根据马臻的故事创作了一个短视频 “我回来不是当学科带头人么？”，发在B站、小红书、抖音。该短视频点击量累计约200万次，获得10多万个点赞。
马臻陆续在科学网上写关于高校行政工作的文章，比如《辞去副系主任职务，归来仍是少年》《走过五年零五个月的行政路》《在乎“真”和“臻”，苦苦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2月5日，上海两会期间，他写的一篇题为《“青椒”为何拒当教学副院长》的教育述评还以0.6个版面的篇幅发在《文汇报》，这使他非常振奋，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了”。
马臻在媒体上发文、接受采访后，有的人说：如果他当时“不吱声”，也许学校还会给他安排别的副处级的岗位；而他“发声”了，那就“结束”了。 还有些老师搞不清楚马臻究竟有什么诉求。在网上发文，能带来科研项目吗？不能。能挣来钱吗？不能。既然不能，那为何还要写文章？
马臻却说，作为理想主义者，他遵从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做一件事情，思考对自己有没有利。而价值理性，关乎天地，也关乎自己的内心。他多次 在网文以及微信朋友圈里说 ：“我从没有‘要官’，也不要钱，我只在乎‘真’和‘理’。”
在一篇题为《 辞去教学副系主任后，他为何持续“发声”？ 》的博文里，马臻写道：“我的这个故事也是高校院系行政管理的‘样本切片’。它不但反映个人命运和时代的缠结，而且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学者特质能否和行政管理相匹配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双肩挑’教学副系主任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我既然找到了这个问题，也对此深有体会，就需要提出来，引起大家的重视，至少推动理解支持，这对建设教育强国是有价值的。”
笔者注意到，马臻除了发表220多篇科研论文，还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报刊和文集发表教育方面的通俗文章近300篇，其中在《文汇报》发表的教育述评就有16篇。作为一名在2000年就开始在网上发文的资深博主，他历年撰写的网文的点击量已达几千万，多次获得全国博客或者网文作品比赛奖项。
卸任后，马臻除了给继任者提供力所能及的行政资料、工作经验方面的帮助，还尝试着“复盘”自己的行政经历，并成为高教界的观察者和评论员。他在电脑WORD文档里，整理从事六年招生的经验，并回顾卸任前后的一些情况；这些资料不是为了别人写的，而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他除了每天阅读十几份报刊里面的教育相关文章，还会观察学校、系里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情况，看看他当年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化解的。
这种深度“在场”后的“疏离”，给他另外一个视角，就像朱光潜说的“站在后台看人生”，增加了他对教育运行的理解。可以说，站在五十岁的门槛上，“辞官”后，他通过阅读、思考、写作、观察，实现“自洽”和“闭环”。
后记：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看见
如今，各所高校在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一些教育类学术期刊早有关于高校“双肩挑”干部职业困境的学术论文，而这样的张力在目前更加明显。“教师拒当副院长”的常见原因在于责权不对等、事务繁杂、工作压力大等等。喻良和马臻“辞官”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无论如何，高校“双肩挑”干部值得尊重和善待。3月12日，复旦大学教务处召开全校教学例会，给近三年卸任的20多位教学副院长、副系主任颁发“本科教育教学特别贡献奖”奖杯，以感谢他们在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等方面的突出贡献。7月17日，复旦大学校报《复旦》刊登整版报道《从三尺讲台到改革一线，“算好每一笔育人账”——复旦大学教育教学改革3.0“双肩挑”干部改革实录》，介绍了三个卸任的教学副院长、副系主任（田素华、孙璘、马臻）从事教学管理的故事。5月7日，《组织人事报》头版转第6版大篇幅报道上海理工大学培育和使用“双肩挑”干部的详细做法，给出具体的例子。
马臻卸任后，复旦大学环境系给新任的教学副系主任方明亮增配了一位副系主任助理（正教授兼任），增配了两位全职、有编的本科教务员、教学秘书/实验教学中心管理人员，新成立教学办公室，增配一个副科长编制，并发动全系大批教师参与教学管理。8月17日，复旦大学官微以及官网发表校内记者采写的报道《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环境学科成“刚需”！复旦环境系改革进行时》，提供了一个关于复旦大学环境系“改革进展”的视角。8月24日，“复旦环境人”微信号发表《赴狮城学术之约，启环科求索之旅｜环境系学生暑期海外短期交流活动纪实》，介绍方明亮任上的新进展。
在喻良“辞官”引发关注后，8月10日，《中国科学报》刊登记者倪思洁的评论文章《学者辞“官”是进步，但还差关键一步》，引用了喻良和马臻“辞官”的例子，指出“学者辞‘官’，关乎的不只是个人的进退得失，更是一个国家如何配置智力资源的问题。让离开的人体面回归，让留下的人获得支持，把这两条落到实处，学者才能真正‘各得其所’，国家才能真正‘人尽其用’。”
在高校各项往前推进的过程中，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承认。而高校“双肩挑”干部的“选育管用”，尤其需要被重视——这不仅关乎一个群体的职业尊严，也关乎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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