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科学宣言》——新的开始，新的长征
《北京科学宣言》——新的开始，新的长征
10月21日，国际科学理事会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发布了《北京科学宣言》，以“复杂世界中的科学——科学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为副标题，为全球科技治理立下了一份新的共同文本。
笔者有幸见证并参与了宣言意见征集的过程，深切体会到它在价值原点、时代判断与行动承诺三个层面，对“科学为谁而存在”“科学身处怎样的时代”“科学如何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三个大的问题，给出了比以往更为清晰的回答。
左芳在北京科学对话开幕式会场。
一、科学惠益是由全人类共享的公共产品
宣言开篇即重申，人人享有参与科学的权利，科学是人类的共同事业，科学惠益是应由全人类共享的公共产品，奠定了科学的公共性本体论，构成了整篇宣言的价值原点。“科学人权”是有权进入知识生产过程本身，将《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关于“分享科学进步及其惠益”的经典表述，向前推进到更具实质性的层次。
宣言对“谁的知识算数”这一问题给出了明确回应：让科学成为全民共同事业，保障弱势个体、社区与群体的声音得到倾听，赋予所有学科和知识体系、所有文化和区域切实的发言权。它不只是学术内部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更是为本土知识体系、传统文化、区域创新生态与现代科学之间，开辟平等与安全的对话空间。在全球科研网络层面，宣言要求确保发展中地区不只是数据采集地，更是数据分析的共同主导者和知识产权的共同归属方。这一系列表述具有直接的规范意义：从听见边缘声音，到承认多元知识体系，再到让发展中地区共同主导，宣言指向全球知识生产权利关系的重塑。
二、复杂世界中的科学
宣言副标题中的“复杂世界中的科学”本身就隐含着一个立场：科学不是悬浮于社会之上的象牙塔，而是内在于世界的社会实践。这一立场在序言中被明确指出，科学是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科学交流是科学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基础。
过去一个多世纪，清洁供水、疫苗接种、抗生素与临床医疗等科学实践的广泛应用，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初的约32岁提高到今天的73岁以上。
然而，21世纪面对的世界更加复杂混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公共卫生、粮食安全、能源转型、灾害风险以及新兴技术治理等挑战错综复杂、相互关联、跨越国界。这些矛盾多重叠加、变化速度惊人；技术既带来进步，也加剧环境压力与不平等；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与地缘政治紧张在各国同时交汇。
不能躺在上个世纪的成就上——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复杂性，国际社会于2015年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十年过去，宣言所呼吁的，是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衔接全球科学体系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设置，使科学成为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人工智能在宣言中占有格外突出的位置。宣言指出AI为科研带来重大机遇，同时也对科研诚信、知识可靠性、数据治理、问责机制、公众信任与生态环境带来风险，并正在改变科学发展的节奏与范式。这一判断分量极重。范式转换不是工具迭代，知识评价的框架正在被冲击，新旧范式之间甚至没有共同的中立评判标准。
在北京科学对话论坛中，科学界对AI的态度是坦率的，当AI神经网络及大语言模型表现超出预期时，科学界对其内部机制是否能够完全洞悉？这种不确定性，正是需要紧迫回应的核心问题。
三、科学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国际科学理事会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原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于2018年合并而成，继承了近百年的国际科学协调传统，又在合并后试图回应21世纪的复杂挑战。
宣言呼吁维护开放、包容、合作的全球科学体系，认可国际科学理事会及其成员一直在搭建合作平台，发挥桥梁作用，推动全球科学家紧密合作。国际科学理事会已拥有强大的召集力和丰富的项目与合作框架资产，关键是把这些转化为更好地预见未来、形成共同方向和集体回应。
《北京科学宣言》18条行动承诺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方向，为科学工作者提供了更明确的行动指引。对于中国而言，以科学作为进步基石，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共同议题的提出、合作机制的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积极参与在2030议程之上的新的全球可持续议程。北京科学对话没有回避问题，18条行动承诺是全体各界科学工作者们要攻克的新形势下的雪山和草地，是新时代科学工作者们新的长征。
以上为本人参会三天以来的感想，与同仁分享和参考。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IMBeR国际项目办公室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