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科学火星人利奥·西拉德：科学家中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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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2 20:53
| 系统分类: 科普集锦
二十世纪物理学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技术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新技术之一是核科技。在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前期，曾有一位如今不太出名、实际上又十分重要的推手——“科学火星人”利奥·西拉德教授。
“火星人”这一绰号出自费米与西拉德等人午餐的闲聊[见本文注释1]，这个“火星人”名单通常包括利奥·西拉德、尤金·魏格纳、约翰·冯·诺依曼、爱德华·泰勒，后来西奥多·冯·卡门也常被列入。
本文讲述西拉德的轶事，包括他的青年时期、他关于核链式反应的顿悟、他与费米在芝加哥一号堆(人类第一个核反应堆)方面的合作、“怂恿”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与其他“科学火星人”（尤金·魏格纳和爱德华·泰勒）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后世的评价。本文最后讨论西拉德的特立独行对后世的启示。
一、青年西拉德
1898年2月11日， 利奥·西拉德出生于奥匈帝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土木工程师，家境优渥。他早年在布达佩斯的约瑟夫国王技术学院学习工程学。一战期间，西拉德被征入奥匈军队服役。战争的残酷与帝国的崩溃让他对旧秩序产生了深刻怀疑。退伍后，他离开匈牙利，一开始进入夏洛滕堡技术大学（今柏林工业大学前身）学习工程，但很快转学到柏林大学（今柏林洪堡大学）攻读物理学。当时的柏林正值现代物理学的黄金时代，爱因斯坦、普朗克、劳厄等大师云集。
1922年，西拉德在柏林完成了一篇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为马克斯·冯·劳厄），获得"最优等"成绩，并得到爱因斯坦的高度赞誉。此后两人逐渐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与合作。他们甚至一起发明了一种没有活动部件的制冷机——"爱因斯坦-西拉德冰箱"。这项发明商业上并不成功，但据说其热虹吸泵原理后来在核反应堆冷却系统中找到了意外应用。
二、伦敦街头的顿悟
1933年是西拉德人生的决定性转折点。西拉德获得学位后，在柏林大学任教职，然而希特勒上台后，西拉德作为犹太人深知自己在德国已无容身之地，匆匆经维也纳逃往英国。正是在伦敦街头的一次散步中，他获得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顿悟：原子核的链式反应。
据他回忆，当时读到《泰晤士报》上卢瑟福勋爵轻蔑否定从原子核中获取能量的可能性，称其为痴人说梦。西拉德不这么认为。他在等待红绿灯时突然意识到：如果能找到一种元素，被中子轰击后释放出两个以上的中子，那么这些新中子就可以继续轰击其他原子核，形成自持的、不断放大的反应。
在今天这是常识，但在1933年纯粹是理论上的灵光一现。西拉德立刻意识到，这种反应若实现，将释放巨大能量，足以制造威力空前的武器。作为一个亲眼目睹纳粹崛起的人，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恐惧。于是他做了一件科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事：决定将自己的想法保密[见本文注释2]。这违背了科学界开放共享的传统，但西拉德认为，面对纳粹威胁，科学的中立性必须让位于人类的安全。
1934年，他向英国专利局提交了关于核链式反应的专利申请，该专利1936年获得授权，但应西拉德的要求该专利作为机密一直未公开，直到1949年才解密公布。
三、与费米的合作
1938年，西拉德前往美国，193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与恩里科·费米合作研究铀裂变[本文注释3]。费米是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利用去瑞典领奖的机会逃离法西斯意大利，携犹太妻子和孩子来到纽约。但两人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充满张力。
性格差异几乎是教科书级别的。费米是模范生，享受在实验室里亲自动手；西拉德出身富裕家庭，从小有仆人和家庭教师环绕，觉得体力劳动是浪费时间。与他们都很熟悉的塞格雷直言不讳地描述西拉德的弱点："他说，'哦，我不想工作，不想像画家的助手那样弄脏我的手。'"西拉德与费米交往的早期，西拉德雇了助手做那些"脏活"，费米对此有被冒犯的感觉，此后两人再没一起做过实验[见本文注释4]。
更根本的分歧在于对科学责任的理解。西拉德说："费米和我从一开始合作，就在每一个不涉及科学本身、而涉及面对战争逼近时行动原则的问题上意见相左。"西拉德认为研究裂变的人不应引起注意，新结果应当保密；费米则反对保密和审查，认为发表是科学道德的基本要求。1939年初，当西拉德和泰勒试图说服费米保密时，费米"被这个想法所排斥"，但经过长时间讨论后表示："毕竟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多数人反对发表，他会遵从多数的意愿。"
西拉德这样概括两人的差异："费米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科学家。这个立场是无懈可击的，因为它浑然一体。我怀疑他是否理解有些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像我一样。"不过，尽管有分歧，西拉德始终承认费米的科学判断。他写道，在"科学或技术问题上，费米和我之间很少有分歧"。
四、爱因斯坦-西拉德信件
西拉德意识到，仅靠自己与少数移民科学家呼吁，不足以引起美国政府重视，他需要一个更有分量的人。1939年7月，他找到在纽约长岛度假的爱因斯坦。当西拉德解释链式反应的可能性与纳粹德国制造原子弹的威胁时，爱因斯坦沉默片刻，说出那句著名的话："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随后几周，两人密切合作起草致 罗斯福总统的信。西拉德准备了长短两个版本，最终采用较详尽的版本，由爱因斯坦署名，于1939年8月2日正式发出。信中写道："这种新的现象也可能导致炸弹的制造……一枚这种类型的炸弹，用船运载并在港口引爆，很可能摧毁整个港口以及周围的部分地区。"
传递过程也颇具戏剧性。西拉德最初考虑通过爱因斯坦与比利时王太后的关系警告比利时政府，保护刚果的铀矿资源。但罗斯福的非正式顾问、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说服他，这封信应直接呈递总统。萨克斯最终于1939年10月11日见到罗斯福，转交了信件。罗斯福随即下令成立铀咨询委员会，但初始拨款仅六千美元，几乎只够买些石墨和铀矿石样品。曼哈顿计划的正式立项和全面展开，还要等到1942年。无论如何，这封信被公认为推动美国启动核武器研究的关键一步。多年后，爱因斯坦对签署此信表达了深切的悔意，称之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遗憾"。1947年他说："如果我知道德国人无法成功制造出原子弹，我绝对不会动一根手指。"
五、芝加哥一号堆
1942年8月，曼哈顿工程区正式成立后，计划全面加速展开。西拉德被分配到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与费米一起建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核反应堆——代号"芝加哥一号堆"，目标是验证链式反应能否真正实现自持。其建造过程主要归功于费米，西拉德也居功甚伟。
西拉德建议用石墨做慢化剂[本文注释5]：重水慢化性能好，但是价格太贵、难生产、不现实；石墨便宜、能批量供货。这也是项目最后采用的路线。早期测试失败之后，西拉德向石墨供应商追问：这批货里最常见的杂质是什么？问清之后，他们要求下一批石墨必须不含这些杂质（后来的分析表明，硼等是强烈吸收中子的杂质，加之材料数量不足，导致早期的测试失败）。西拉德还亲自奔走于公司，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迫使制造商改进工艺、将硼杂质降至极低水平，这才使自持反应成为可能[本文注释6]。
1942年12月2日，芝加哥一号堆首次实现自持式链式反应，标志着人类迈入了核能的新时代。
六、与格罗夫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西拉德与曼哈顿计划军事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敌意。格罗夫斯是典型的军人：讲究纪律，服从命令，将任何对权威的质疑都视为不忠。西拉德则从不因为对方军衔高就放弃自己的判断。
格罗夫斯对西拉德的怀疑近乎偏执。1940年军方调查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1942年9月格罗夫斯接管曼哈顿计划后，仍下令继续监视，如1943年6月12日的一份备忘录所示："尽管结果一无所获，但是对西拉德的调查应继续进行。每三个月一封信或一个电话就足够了。"西拉德在整个战争期间被自己的政府当作潜在叛徒对待。格罗夫斯后来在口述历史中毫不掩饰敌意："西拉德……是一个明显的威胁。"他指责西拉德"在魏格纳身上不断玩弄手段"，并认为西拉德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动机"没有任何道德成分"，不过是希特勒投降后"想让自己出名"。格罗夫斯甚至说西拉德"在芝加哥没做什么事，他只是待在那里，是每个人身边的刺"。
七、反对使用原子弹
随着曼哈顿计划推进，西拉德对原子弹的军事用途越来越不安。他最初推动核研究是担心纳粹德国抢先获得核武器，但到1945年德国已战败投降，日本成为唯一仍在抵抗的轴心国。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道义上不可接受。
1945年7月17日，西拉德起草了一份致杜鲁门总统的请愿书，由约七十位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联署，呼吁在使用原子弹前发出明确警告。请愿书写道，鉴于这种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使用它将"打开一个规模难以想象的毁灭时代之门"。科学家们还警告了核军备竞赛的危险："如果在这场战争之后出现一种局面，对立的势力不受控制地拥有这些新的毁灭性武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城市将处于突然毁灭的持续危险之中……"
这份请愿书最终未能送达总统手中。奥本海默不在签署者名单中；奥本海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同事们的担忧，却认为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是迅速结束战争的最直接手段。此前（1945年6月），当西拉德第一次向 奥本海默说出"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是一个严重错误"时，奥本海默的反应是"大吃一惊"。当原子弹落在广岛时，西拉德在信笺上给格特鲁德·韦斯——他后来在1951年娶的医生和医学教授——写了一张便条，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八、与魏格纳的关系
在魏格纳眼中，西拉德占据着独特位置。他们两人相识于留学德国的青春岁月，当时魏格纳刚去德国不久，而西拉德的博士都快毕业了。魏格纳是西拉德最长久的朋友之一，不过也坦言"从未真正理解过他(指西拉德)"的人。魏格纳还说，西拉德"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反对派"。在西拉德、魏格纳、泰勒、冯·诺依曼这个"火星人"群体中，西拉德永远是站在主流对面的人，即便这个"主流"是他自己的朋友。
魏格纳对西拉德政治立场的分析尤为直白："西拉德是一位坚定的左派……我想西拉德做一个左派至少有两个突出的理由：第一，他真的感到共产主义或者某些类似的政治体系会给人类带来快乐。第二，他觉得左派立场最终会胜利，并且会给他一个高级的政治职务。"但他紧接着补充："西拉德从来也不曾得到过那样的高级政治职务，甚至不曾接近于得到过。"魏格纳甚至触及了西拉德性格中最矛盾的一面："你可以追求权力而没有想到怎样去运用它，而那就是西拉德做的事。他从来也不曾持有任何真正的权力，这使他感到非常大的失望。但无论西拉德得到了多么少的权力，他都没有误用；因此我们通常对权力欲的批评，很难运用到他身上。"
西拉德去世后，魏格纳在日文版的一篇文章序言中做了总结：“人们说他厚颜无耻，但我认为‘厚颜无耻’这个标签没有抓住他的本质… …更恰当的词或许是极其放松或者卸下了负担。” 即便如此，魏格纳仍把西拉德称为一个他“从未解开过的谜题”，并说：“西拉德有缺点。是的，他让人极其恼火。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一点。但他所有的缺点本质上都是无罪的。即便有这些缺点，利奥·西拉德仍然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朋友。”
九、与泰勒的关系
西拉德与另一位“科学火星人”泰勒关系之演变，可谓一波三折。两人同为匈牙利移民，1939年正是泰勒开车送西拉德去见爱因斯坦，才有了那封改变历史的信。早年，西拉德是那个"爱说闲话、有时还爱管闲事"的人，喜欢给泰勒出点子。泰勒对此倒不介意："我对于这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一般来说，他的意见都是不被采纳的。实际上，他也预料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从根本来说，西拉德是个大好人，是个好朋友，当然也是一个才学非凡的人。"
据 泰勒回忆，西拉德在1939年初某天晚上突然打电话给他："我在火车站——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泰勒开车去接，泰勒夫人米茜最初对这位不速之客感到恼火，后来还是邀请他住到家里。西拉德却坦率表示不想住那里——"那张床太硬了。这种床的味道，我以前领教过。"他最终住进了附近的瓦尔德曼公园旅馆。多年后，泰勒对妻子说："米茜，你客房那张硬板床（因为西拉德的访问和评论）同核裂变一样，也写进了历史。"
战后，两人在核军备控制问题上渐行渐远，最终成为公开对手。泰勒成为氢弹的主要推动者和冷战"鹰派"科学家的原型，西拉德则成为核军备控制最坚定的倡导者。他们在电视辩论和私人场合中争论无数次，最终"在无法达成一致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1958年春天在华盛顿的一次晚餐对话中，西拉德敦促泰勒访问苏联。泰勒的回答很冰冷："我无意访问俄罗斯。" 于是西拉德追问其中的原因，泰勒解释说他的母亲和妹妹住在匈牙利，他担心一旦进入苏联，苏联政府可能利用她们来胁迫他。西拉德认为这是泰勒反苏偏执的典型表现，但是也从中理解了泰勒公开和私下言论中情绪的个人根源。第二天，他写信给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第三秘书，寻求安排释放泰勒的母亲和妹妹。几个月后，通过苏联科学院院士托普奇耶夫的帮助，泰勒的母亲和妹妹获准离开匈牙利，于1959年1月抵达旧金山。后来，泰勒的妻子米茜对西拉德说："利奥，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完全诚实的人。"
十、晚年的转向与行动
1950年代，西拉德的研究兴趣发生重大转移。他不再从事核物理研究，转而投身分子生物学，尤其对记忆的分子基础产生浓厚兴趣。他的思想启发了许多后来的研究者。
1960年，西拉德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医生认为他可能活不过一年。他以一贯的固执和理性坚持接受实验性放射治疗，两年后病灶明显消退。他重新投入工作，生命又延续了四年。
1962年，他创立"宜居世界委员会"，这是美国最早专注于军备控制的科学家政治行动委员会之一。他还曾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直接通信，推动建立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热线"，1962年获得赫鲁晓夫的个人同意。
1964年5月30日，西拉德在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家中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他当时刚刚加入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创始人乔纳斯·索尔克(小儿麻痹症疫苗开发者)称西拉德为"科学的艺术家"，两人共同的愿望是创造一个"为进化者而非现状维护者"而设的地方。
十一、后世评价："催化剂"式的科学家
作为科学家，西拉德也是有重要贡献的，只不过他的贡献被他同时代其他“火星人”更强的光芒和他本人过于传奇的轶事所掩盖而已。他在1933年秋天的顿悟开启了人类利用核能的可能性；他在1939年的那封信推动了美国核武器研究的启动；他在1945年的请愿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树立了标杆。从布达佩斯到柏林，从伦敦到芝加哥，他的一生跨越了旧世界的崩溃和新世界的诞生。
本文前面仅谈了西拉德在核科学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西拉德在信息论、仪器设备、生物物理方面的贡献也不遑多让。下面简单列举一下他的重要成果：在信息论方面，西拉德在1929年发表德文论文《论通过智能生物的干预在热力学系统中减少熵》[见本文注释7]，首次讨论熵减少与信息（智能干预）的关系，奠定了他作为信息论先驱的地位；西拉德还在20年代末分别为电子显微镜、回旋加速器申请了专利，可惜的是他本人没有做出这些仪器和装置，也没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那些仪器设备方面的论文，这些贡献后来都被归到其他人名下。这可能也是他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因素之一。在生物物理方面, 他与人合作发明的“恒化器”是微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的基本工具；与人合作发现了“反馈抑制”(酶学与基因调控的重要发现)，他在早年发现的西拉德-查默斯效应(Szilard-Chalmers effect) 后来在医学和放射化学中有重要应用。
如果说西拉德一生最核心的优点是什么，答案或许不在于他自己的直接发现，而在于他作为"催化剂"的独特能力。魏格纳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如果铀项目可以仅凭想法来运行，那么除了利奥·西拉德，谁都不需要。" 西拉德的这种特质体现在好几件事情上。他是第一个构想核链式反应的人，却选择"纠缠"同事去完成这项工作。他是爱因斯坦-西拉德信件的真正策划者，却需要爱因斯坦的签名来赋予权威。他是芝加哥一号堆的推动者之一，当费米带着人搭建反应堆时，西拉德却不屑于亲自动手，而是采购材料、用那种"哄骗"的天才说动石墨制造商改进工艺。关于科学想法，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这样描绘他："像一名毛利酋长对待自己的妻妾一样慷慨地与众人分享他的思想。"这句"慷慨地分享思想"可谓西拉德优点最生动的概括。他真正的天赋不在于自己完成某件事，而在于点燃别人去做；他更像催化剂，而非原动力。西拉德在科学上这个特点也恰恰提醒我们，科学家不只有一种模样。有的人亲手搭建装置，有的人凝聚团队，有的人在权力走廊中游说等等。
在西拉德的同代人中，费米是一流的实验物理学家，享受亲手搭建装置的满足感；奥本海默是魅力型组织者，以智识锋芒凝聚团队；泰勒是技术乐观主义者，将政治考量置于技术魅力之后；魏格纳是秩序与严谨的化身。而西拉德，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是曼哈顿计划早期的推动者，却极力反对使用原子弹，后来又成为核军备控制最坚定的倡导者；他拥有敏锐的直觉和超前的眼光，却常因性格的急躁和固执而无法将想法贯彻到底。格罗夫斯把他视为"每个人身边的刺"，安全人员把他当作潜在叛徒，奥本海默因他的反对而"大吃一惊"，魏格纳说他"让人极其恼火"。他拒绝服从权威，拒绝将道德判断外包给政治决策者，拒绝相信"科学家只提供知识，如何使用不关他的事"这一辩护。爱因斯坦晚年曾"常常受到良心的责备"，说"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烦恼"。西拉德没有选择爱因斯坦式的"烦恼"，他选择了持续的政治行动。他从不谈及自己参与制造原子弹的内疚感受，据希尔斯说只有一次例外——当泰勒的氢弹计划得到官方资助时，西拉德说："现在，泰勒将会知道负罪感是什么滋味了。"
西拉德与这些同代人的冲突表面各有缘由：与费米是性格与方法之争，与奥本海默是道德立场之争，与格罗夫斯是权威与质疑之争，与泰勒是政治方向之争，与魏格纳则是理解与不解之争。然而，所有冲突之下有一条共同主线：西拉德拒绝将科学从人类事务中隔离出来。他坚持认为，理解世界的人有责任参与决定世界应当被如何使用，他选择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即科学的世界和人类命运的世界，即便这意味着在每一个世界里都显得格格不入，他也在所不惜。苏联物理学家维克多·亚当斯基在翻译《阴影中的天才》俄文版时，称西拉德"像一个自由中子… …他置身于权力之外，却仍然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动员权力。" 西拉德自己似乎并不在意被边缘化。他曾说："科学家的目标不是在讨论中说服别人，而是澄清问题。"他更关心思想本身，而非名声或荣誉。能够不在意个人得失和毁誉，只管去做正确的事情，是西拉德极其难能可贵的品质。
当然，人们并未完全忘记西拉德。1959年被授予原子和平奖(Atoms for Peace Award)和1960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Albert Einstein Award），1961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1964年他去世后，1970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西拉德环形山，1974年美国物理学会设立了利奥·西拉德讲席奖(Leo Szilard Lectureship Award)。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图书馆1975年被命名为 利奥·西拉德图书馆( 1979年落成)。他是十分值得后世怀念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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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初期，匈牙利布达佩斯出了一批后来改变世界物理学面貌的人物，被称为"火星人"。这个绰号出自一个玩笑。1950年夏天，费米与同事泰勒、约克等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吃午饭，聊起当时报纸上激增的UFO目击报道。费米做了一个粗略估算：根据银河系中恒星的数量和年龄，如果智慧生命普遍存在，地球早该被外星文明探访过很多次，然而从未发现确凿证据，于是他抛出了那个问题："他们到底在哪儿呢？"西拉德回答："他们就在我们中间，只不过他们自称为匈牙利人。"这既是对费米悖论式问题的调侃，也是调侃自己和周围来自布达佩斯、才华横溢的同胞。后来，匈牙利物理学家乔治·马克思在《火星人之声》（ George Marx ， The Voice of the Martians: Hungarian Scientists Who shaped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West ， Akadémiai Kiadó , 1997）中记录并传播了这个故事，"火星人"的称呼由此固定下来。
[2] 在西拉德思考链式反应的年代，人类还不知道核裂变现象，不同原子核素的质量测量数据也很少。当时西拉德假设存在一种亚稳态元素，这些元素原子核内部能量较高，被一个中子击中后会不稳定而释放出多个中子。那时的实验数据极少，核裂变现象尚未被发现，西拉德推测的“亚稳态”元素是铍(原子序数为4)；而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他当时很想用中子去轰击彼时能找到的各种元素，但是申请不到经费(费米研究小组在30年代做的就是这方面实验)。后来人类实现的链式反应为重质量原子核裂变过程。为了使链式反应进行下去，西拉德还提出了临界质量的重要概念，即只有这种亚稳态元素的质量或体积超过一个特定值时，链式反应才能维持下去；而如果小于这个值，中子会逃逸，反应就会停止。他于1934年6月28日申请了以中子为基础的核反应堆专利（英国专利号：GB630726），并于1936年3月30日获得授权。不过，对此他采取了保密策略，将专利转让给英国海军部以确保其机密性，该专利直到1949年才被公开。
[3] 原子核的裂变研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最前沿的科学前沿课题，这种现象是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及其助手斯特拉斯曼在1938年底在实验上发现、由奥地利裔物理学家利泽·迈特纳与外甥弗里施共同解释的。由于重质量原子核结合得比中等质量的原子核结合得弱，这导致重质量原子核一旦分裂，就会释放巨大的能量，其中一个表现方式是重质量原子核分裂后出现所谓的“质量亏损”，亏损的质量按照 E=mc^2 以能量形式释放出去。
[4] 《恩里科·费米传：原子时代的诞生》Page 123: “不过这次铀西拉德来挽救局面，这位匈牙利人很有进取心，也很擅长跟可能资助自己计划的有钱人搞好关系…… 费米和西拉德这对冤家需要相互福祉，他们的力量结合到了一起…… 费米坚持自己动手做那份实验室工作，甚至可以承担更多。西拉德则对自己动手嗤之以鼻，雇了个人完成任务。他俩如此天差地别，可以想见，他们的直接合作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实验结果激励了费米和西拉德，让他们对于当前的局面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5] 中子与 235 U发生裂变反应的截面随着中子能量的降低而显著增大，中子速度越低则越容易被 235 U俘获而发生裂变。因此，为了让链式反应自持地发生下去，必须把裂变产生的快中子减速到更低的能区，这个任务需要“慢化剂”来承担。而这个慢化剂要选择那些质量与中子相近的轻质量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氢是最好的；但是氢会吸收中子（变成氘核），而且氢是气体、密度太低。这么算来算去，最合适的慢化剂就剩下重水和石墨(碳)了。
[6]《恩里科·费米传：原子时代的诞生》Page 134, 当铀咨询委员会承诺的6000美元终于到位时，费米和西拉德达成一致意见，西拉德搜寻实验所需原料，而费米负责实验。在同一页里，西拉德和费米跟公司的两位代表一起吃午饭，谈到石墨的纯度时，西拉德问道：“你们不会把硼掺入你们的石墨里，对吗？”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他们更正了这个错误。Page 151, “这一步成功的关键是铀和石墨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原材料的累积量和纯度都成了重要因子”。Page 152, “到了11月初费米确信，他们很快就会有高纯度的足量石墨和铀来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了。
[7] L. Szilard, “Über die Entropieverminderung in einem thermodynamischen System bei Eingriffen intelligenter Wesen,”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 53 (1929), 840–856. 在西拉德去世后，这篇文章被翻译为英文发表： L. Szilard, “On the decrease of entropy in a thermodynamic system by the intervention of intelligent beings,” Behavioral Science , 9 (4) (1964), 3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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