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Nature论文背后的师生署名之争
一篇Nature论文背后的师生署名之争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孙滔 江庆龄
2025年6月11日，德国吉森大学博士生钱伟煜以第一作者身份在Nature发表论文，报道制备出仅由6个氮原子构成的中性分子N 6 。美国南加州大学多氮化合物领域权威专家Karl Christe评价：“这项研究令人惊叹，在我看来完全值得获得诺贝尔奖。”
相关Nature论文截图
这本该是高光时刻。可钱伟煜说，从署名争执爆发到论文发表的那段日子，是他“将近30年的人生中最难受的时期”。
矛头指向论文的第一通讯作者——他的导师、曾任德国化学学会主席的Peter R. Schreiner。在钱伟煜的讲述中，这位“名义导师”4年里只在实验室露过4次面；课题启动时，他说“我不相信它能够成功”；实验成功后，他却把自己改成了第一通讯作者。钱伟煜去办公室争取署名通讯作者，被赶了出来。
如今已在美国做博士后的钱伟煜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是一起典型的学术霸凌。
针对此事，《中国科学报》近期向Schreiner进行了求证。在他的书面答复中，讲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Schreiner否认曾以只有永久教职人员才能担任通讯作者为由回绝钱伟煜，坚称项目由三人共同构思，署名在首次投稿时即已确定，此后从未改动。他承认曾请钱伟煜离开办公室，理由是对方“言行与语气带有不敬”。他反过来质疑：钱伟煜的实验记录本有大量空白页，“没有任何记录能够证明成功制备出N 6 ”。Schreiner随后主动将争议提交给吉森大学副科研诚信监察员，后者认为，现有材料不足以支持钱伟煜独立主张通讯作者身份。
N?的想法究竟出自谁？通讯作者又该由谁来当？本文刊发钱伟煜的自述与Schreiner的书面回应，是非留待读者判断。
以下是钱伟煜自述
先引述一段媒体采访对话：
——其他研究团队也尝试过制备“六氮分子”，你们是首个成功的团队。秘诀是什么？
——我们之前用磷做过类似的化学实验。磷与氮同属氮族元素，性质相似。通过磷实验，我们学到不少新东西，也取得过一些成果。因此我一开始就很乐观，觉得在氮上也行。结果第一次就成功了。从化学角度来说，如果知道方法，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只是之前没人跳出惯性思维去尝试。
这是我的课题组组长Peter R.S chreiner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一段对话，谈的正是我于2025年6月份发表在Nature的研究。然而事实远不是这样。
2024年1月24日，钱伟煜在吉森大学实验室
这项研究确实有开创性。一直以来，科学界认为，除N 2 之外的氮同素异形体难以合成且无法稳定存在，我们的研究打破了这种成见，合成了仅由6个氮原子组成的N 6 分子。它也让同行很是关注，比如多氮化合物研究权威、南加州大学教授Karl Christe在接受《化学世界》采访时说：“这项研究令人惊叹，在我看来完全值得获得诺贝尔奖。”
我要说的是，研究经过与Peter在媒体上所述相去甚远。在这个项目之初，Peter不仅不相信课题能够成功，而且不管不顾，甚至拒绝批准购买必要的实验药品。当实验在我的坚持与努力下取得进展之后，他的态度剧变，开始主动介入，进行了一些不合时宜且不必要的指导。此外，磷与氮虽属同族元素，但性质有时差别很大。例如N?极为稳定，是地球大气主要成分，而P 2 则极为不稳定，反应性极高；氮团簇极为不稳定，而白磷、红磷等则是可保存的。他的言论完全是在误导大众。
在我的初稿中，依照之前发表的几篇论文的署名惯例，本人是第一作者，Peter是普通第二作者，实际导师、组内的青年研究员Artur Mardyukov是通讯作者，但这次Peter没有依从惯例，而是在初稿交由他最终审阅时把自己强行改为了第一通讯作者，并在作者贡献中夸大了自己的作用。
为什么如此？仔细思量后，我想明白了：他就是看重这篇文章能带给他的声誉和潜在的合作。
不被看好的开始
我是2021年来到德国的。
从苏州大学硕士毕业前，我申请了吉森大学的岗位制博士（编者注：即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领取工资的博士生），我的工资是由Artur的项目支出。选择这里，原因是我的硕士导师曾小庆教授跟Peter有过合作，所以对他课题组的工作内容相对熟悉。
Peter不是普通的德国化学教授。他今年61岁，曾担任过2020年和2021年的德国化学学会（GDCh）主席，2025年获得世界理论与计算化学家协会（WATOC）薛定谔奖章，研究方向极为宽泛，涉及有机催化、纳米金刚石/类金刚烷材料、星际化学、伦敦色散作用、反应中间体的基质隔离以及机器学习和计算化学等。他很是高产，迄今论文引用次数超过3万，h指数高达82。
Peter的课题组规模不小，加上研究生大概有30多人。他并不亲自带学生，我一直由Artur指导。
在课题组的4年期间，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我只有初来乍到的时候去Peter办公室打了一次招呼。课题组有多个研究方向，每个方向都由小老板或学生自行负责。他就是一个象征性的领袖，而非日常的指导者。他平时很少在办公室，更是几乎不会出现在实验室。
这4年，我只在实验室见过他4次，两次是让学生帮他买面纸，另外两次是媒体过来采访。
其实我的课题还算顺利。在第一期岗位制博士合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就已经发表了两篇论文，达到了毕业的要求，那时我才来到德国不足两年半。不过因为没有找到下家，也想继续自由地做些事情，我就选择续签了合同。
德国博士生大都工作轻松，很少加班。我闲不住，基本上从早9点到晚5点待在实验室，晚上回去仍然看文献、做计算、写文章，一周7天不停歇。
之所以这么拼，恰恰是因为欧洲有着安逸的科研环境，有更多自由时间来安排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当然就干劲十足。
2023年10月，当时我已经没有毕业压力，就想做一个更好玩、更有挑战性的题目，于是想到了合成一个仅由氮原子组成的分子。
其实很多人曾试图合成更高氮含量化合物，包括N?，但一直没人成功，且之前有人尝试类似实验的时候发生了爆炸。我觉得，这个爆炸可能意味着有什么新东西产生了。
这个时候我开始和Artur讨论题目的可行性。
如若成功合成，全氮分子会是一种高能量密度材料，将成为地球上最清洁的含能材料之一。当Peter得知我的这个构想后，反应却是，“我不相信它能够成功，但是你想做就去做吧。”
就这样，我独立构思了项目的核心想法，并设计了实验方案。我想尝试下之前曾小庆教授采用的气固合成方法。
转折点
Peter的态度并不积极，但也没完全拒绝。只是到了需要真金白银的时候，就让我头大了。
我需要购买氯气——成本并不高，不过1200欧元。但Artur说没钱，之后我让他问Peter，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进退两难之际，另外一个项目组的青年研究员因未能获得永久教职且合同到期，须离职。他在处理陈旧化学药品时发现有一瓶陈年的氯气。这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于是我接管了这些试剂。
实验过程很有戏剧性。2024年1月底，我第一次实验时就观察到了谱线，也就是在叠氮化氯谱线之外的未知光谱信号。当时还不能确定那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理论验证。但是之后一个多月，我反复尝试了几十次，却始终无法复现第一次的结果（直到今天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第一次能够看到它的信号）。最终在不断改进实验仪器后发现了原因，因为全氮分子在气相中太不稳定，只有让其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冷阱并冷却下来，才能被捕获。
刚开始，我一直怀疑未知的光谱是叠氮化氯的某种异构体，因为一直有一个峰得不到很好的指认，但用液溴替代氯气后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后来，在曾小庆教授的建议下，我通过非简谐振动分析确认了一个组合频振动与基频之间有费米共振的存在，从而解释了多余峰的现象。我最终通过同位素标记实验确认了捕获到的产物是N?分子。在此期间，两位导师中只有Artur来过实验室。
整体而言，我的这项研究还算顺利。2023年10月底开始构思，2024年1月上旬开始实验，1月底得到第一张光谱，到3月就获得了可重复的结果。
2024年3月18日，确定实验结果可重复后，Artur将结果告知了Peter。这也是按照我之前研究的惯例，得到结果后再告知他。
撕破脸的边缘
这时候Peter的态度陡变。
尤其是在2024年3月21日。Peter从Artur那得知这个项目已经成功，就开始写邮件询问一些在项目初期会问的问题，“我对N?很着迷并且有很多想法……它稳定吗？……”
Peter这样的表现在我之前的项目中从未出现过。我这时就隐约觉得，Peter要来抢功了。
我的初稿在当年3月就写好了，Artur到5月改完，然后再给Peter修改。直到当年8月19日先在预印本平台ChemRxiv发表。
Peter的修改版本中，最为重要的修改是更改了署名和作者贡献，其他不过是一些格式和语法问题。他甚至在论文里加入了一些与主线无关的冗赘叙述，我还改正他添加的一大堆错误。比如，Peter始终认为非简谐振动分析中的振动强度没有非简谐的贡献，而这是论文的实验部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此后在我咨询专业人士后，他才终于接受此前的描述。这类操作不仅拖延了写作进程，更暴露出他对项目核心科学问题理解不到位。
在我的初稿中，关于作者贡献是这么写的：钱构思了这个项目，钱和Artur共同完成实验设计、实验操作、数据计算、数据收集及初稿撰写，Artur负责监督该项目，Peter对项目进行了审阅。所有作者均参与了修订。
Peter直接修改为：所有人构思了该项目，钱和Artur负责实验设计与实施、数据计算及采集，钱撰写了原始手稿，所有作者共同参与论文修订。Artur和Peter负责项目指导。
我很是不解：之前两篇论文发表过程中，Peter并不计较自己是不是通讯作者，而且他对本项目的贡献和之前的项目并无二致，为什么这一次他会如此操作？
2024年6月18日，看到Peter的修订稿后，我决定去他办公室理论。
我说，在这个研究中，自己应该署上通讯作者。他拒绝了：“你拿了这边的资金支持，只有获得学校永久职位的人员才有资格作为通讯作者署名。”据我了解，德国并没有这样的规则，这只是Peter的借口。
这时候他向我出示了一张“研究设计手稿”，上面手写标注了“2024年3月18日”（即Artur向他告知我的实验结果的日期），并有Artur和Peter的签名。但我认为，他的所谓“手稿”的内容极其简陋幼稚，与本人设计的实验方案及取得的成果无实质关联。
更重要的是，我在2024年1月份就得到了第一次实验结果——早在3月18日之前，并且光谱结果都有时间戳。同时，我当时也发布了一个Instagram帖子，表达实验成功的喜悦。
另一个证据是，我还保留了2023年10月份与Artur讨论项目的聊天记录，那时候我就已经设计了最初的研究方案。
当我问他，作者贡献部分能不能改为原始想法是我提供的时候，他恼羞成怒了：“Get out of my office. Go.”（滚出我的办公室。）
矮檐下
正所谓“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面对毕业证可能被卡住的巨大风险，在Artur的劝说下，我只好选择主动去找Peter缓和关系。
之后的Nature审稿反倒显得顺利了。审稿人都给出了总体肯定的意见，只列出了少量的修改意见。而我之前发表的论文收到的审稿意见均有数十条。
到2025年3月份，第二轮审稿意见就只剩下了格式之类的问题。
6月11日，这篇题为《中性氮同素异形体——六氮分子C?h-N?的制备》的论文在Nature以article形式发表。我是第一作者，Artur是第二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Peter是第一通讯作者。
我必须说的是，课题的最初想法、构思、改进和研究都跟Peter没有关系，研究成功、文章写出来后，却成了他的“作品”。这没法让人释怀，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件事，就像眼看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被别人拐走，却无能为力，非常无语且恶心。
不仅如此，Peter在媒体上的大肆宣传也让我难以忍受。Peter完全没有提及我的贡献，而是利用大众的既定思维，使别人默认为所有的想法都来自于他。
他还会臆想出很多不存在的事情，比如他在接受德语媒体《联邦报》（Der Bund）采访时提到的：
“我们当然采取了所有标准防护措施，在操作时需要穿戴上皮质防护服、头盔、面罩、手套等。但最关键的是微量操作——我们仅让数纳克物质在拳头大小的装置中反应。即使发生意外，最坏情况也只是“噗”一声轻响，可能损坏某个密封件。下一步我们计划扩大合成规模，危险性将显著提升。”
这种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文章中实验安全相关的描述来自于我在曾小庆课题组的经历，与Peter没有关系。他从来不关心实验室的事情，包括安全事件。手套、保护头盔和面罩，都是此前我的某个实验意外发生爆炸后，在我的坚决要求下Artur才购置的。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为了操作方便，只戴了一只手套；反应装置中的物质的量是克级别而不是所谓的纳克，且整个反应装置处在高真空环境下，如果发生意外也不会只是“噗”的轻响，而是危险的爆炸；同时2.8K低温环境突发真空失稳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绝非简单的所谓“损坏某个密封件”。
因此，在动手做这个实验之前，我需要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还要鼓起极大的勇气。而且，整个实验过程中，我都承受着巨大的生命风险。第一次实验是在冬天，我记得当时自己因为过度紧张而汗流浃背，衣服都被冷汗浸透了。可在他看来，这件事却轻描淡写，这既体现出他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也暴露了他对实验本身的无知。
这段日子，是我近30年人生里最难受的一段时期。我只能暂时隐忍。那段时间，他压着我的毕业论文，好几个月不给审阅意见（按照规定，如果发表了两篇及以上论文，博士毕业论文只需撰写一篇综述，再附上已发表论文即可）。当时我已是第二轮修改，仅需调整参考文献格式。
这样的事情在德国并非个例。我看到，有150名教授曾在2023年9月联名发出公开信。这封题为《德国学术体系结构实为权力滥用之温床》的公开信指出：德国学术界乱象丛生，现行体制中教授权力缺乏制衡，学术雇员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公开信特别提到，终身教职制度使教授成为“无法罢免的学术君主”；学术雇员面临生存压力；教授同时掌控科研经费、设备使用权和人事任免权。这种权力垄断导致受害者往往因惧怕职业报复而沉默，体制性包庇更使得调查程序形同虚设。
公开信中，150名教授呼吁，联邦教育部、各州文教部、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以及所有大学管理层的责任方清晰界定问题本质，并制定切实有效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可悲的是，3年过去了，这种乱象并没有改观。我们只能期待未来有变化。
就钱伟煜提出的相关指控，《中国科学报》记者给Schreiner发去了求证邮件。10月23日，Schreiner回复《中国科学报》，并表示：“感谢您给予我（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因为这些问题也适用于钱博士的直接导师，另一位共同作者Artur Mardyukov博士）回应的机会。我们非常重视这些问题，并正在与吉森大学相关部门一起审查相关的同期研究、手稿和出版记录。”
10月30日，Schreiner发来书面回应。这些往来邮件均抄送给了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钱伟煜的实际导师Artur Mardyukov。
以下是Peter R. Schreiner的书面回复
钱博士当初有机会当面提出疑问，却并未提出、转而通过媒体发声，我无意揣测其动机。2026年9月，他与我一同出席了在慕尼黑举办的第27届国际物理有机化学会议（ICPOC?27），会议安排他作报告，但他并未汇报，主办方也未向参会者公布其缺席原因。我当时任职于德国科学理事会，本以为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在国际平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另外，我不就一系列无法核实的口头指控进行争辩。因此，我仅针对有明确答案、具备实际意义的问题作出回应。诸如某化学研究所所长是否决定采购一瓶氯气这类问题，不在本次回应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