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花23年，为祖国山河“钉”下“金钉子”
他花23年，为祖国山河“钉”下“金钉子”
殷鸿福：原始创新，要敢于否定你认为是不对的东西，哪怕只是孤身一人处在战斗前沿，那种追求真理的坚定性，都属于创新的发展，是需要我们努力的。
【人物名片】
殷鸿福，1935年3月出生，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地层古生物学及地质学家。他推动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全面结合，建立了我国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他提出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线新定义，带领团队确立浙江长兴煤山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将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3颗“金钉子”之一“钉”在了中国，获中国古生物学会“终身成就荣誉”。
梦想从油条铺的地图册萌芽
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岁月，殷鸿福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间的奔走中度过。这位踏遍大江南北的地质学家，一直珍藏着一份从油条铺里“讨”来的地图册。那是少年时代，在弄堂口买早点时，小贩随手从旧地图册上撕下纸来包油条，让他眼前一亮。“我一看，这是老师讲过的地理嘛，我就跟他说，这个你当废纸用不如给我算了！我如获至宝。”
缺页的地图册，成了少年殷鸿福手里的宝。其中一幅矿产分布图，呼应了地理课上老师的讲述——中国的西部没有矿山。“当时我就想，我要到西北去一下，看看西北是怎么个情况，不太可能啊，大半个中国没有矿是怎么回事？”地图册上，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的一片片空白，唤起了他心头的渴望。
少年的心气，与国家召唤共鸣。彼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迫切需要投身矿产勘探的地质人才。1952年高考，在上海的重点高中，“清华交大，电气机械”是最热门的去向。全校只有殷鸿福一个人，在三个志愿上，清一色地填了“地质”。
为祖国找矿
以超过当年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的成绩考入筹建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后，应报社约稿，殷鸿福写下一篇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感到幸福和自豪。”18岁的少年这样定格自己一生的目标。
1955年，随着纪录片《深山探宝》的播出，祁连山发现“镜铁山”铁矿的消息，让殷鸿福满心振奋。第二年，正在读大四的他第一次接到了“给祖国找矿”的任务：为“镜铁山”铁矿寻找炼铁用的煤炭燃料。
放下正在进行的毕业论文，殷鸿福和同学们被临时调到西北地质局，前往新疆、甘肃与蒙古国交界一带的“公婆泉”。但“公婆泉”并没有泉，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戈壁滩。“四周都是牛骨头、羊骨头、狼骨头，水是第一要紧，走不动吃不消了，才喝一口。”他们用脚步一寸寸丈量大漠，一点点扩大搜寻范围，生活用水全靠骆驼队定时来送，每一口，都要含在嘴里直到变成泡沫，才舍得咽下。
搞地质出野外的“苦”，露出了最真实的模样。但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岁月里，祖国的大西北真的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矿产！“老百姓都很欢迎我们地质队，那个地方条件那么困难，后来都开了矿！”，这是让殷鸿福最满足的“甜”。
哪怕无人问津也要扎实耕耘
大学毕业，殷鸿福跟随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杨遵仪先生继续攻读硕士，明确了地质古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而后留校任教。灰暗的十年里，教学科研大面积停摆，同事大多回了老家，但为了能随时去地质图书馆查资料、搞研究，殷鸿福决定留下来。
那些年里，殷鸿福和妻子一人带着一个孩子，两地分居。资料不能外借，他就从每月40块的工资中精打细算，自掏腰包购买单价1块5的进口胶卷近百卷，白天扎在图书馆拍摄资料，晚上回去整理研究。学术刊物几乎全部停刊，明知写的论文都无法出版，他依然笔耕不辍。
“我觉得我写这些一定是有用的，走遍天下都不怕，靠的是实力、是本事，我坚信这一点。动乱总有终点，国家一定要建设，建设的话，地矿、油、铁一定是第一步，后来证明，确实是这样的！”
科学的春天的确来了。1980年，凭着扎实的学术积淀和流利的外语，殷鸿福成为我国第一批赴美进修的学者。回国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抛来橄榄枝，开出高出国内数千倍的薪水；美国同行劝他，中国不适合搞科研，回国只能做一辈子反复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
“我说总归要有人推的嘛，你不推、大家都不推，那谁来推？”殷鸿福心里惦记的，是把最新的知识和理念尽快带回国。回国时，有人带先进的家电，殷鸿福的行李箱里，除了书，还是书。但殷鸿福不是只想当埋头推石头的“西西弗斯”。回国后不久，他写下一篇文章，题目是《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说，我们要走另外一条路”，他开始为中国的地质古生物学摸索新方向。
为祖国山河“钉”下“金钉子”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
如果把地球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2.5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球通用的标志性化石的剖面点位，也就是地质学家俗称的“金钉子”，是各国学者竞争的焦点。国土范围内有没有“金钉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跟随老师杨遵仪的研究，殷鸿福和团队成员在全国考察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剖面。当时，国际上一直公认以“伍氏耳菊石”的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但殷鸿福却发现，“伍氏耳菊石”在中国的剖面上并不常见。
“我们在全国找了35条剖面，‘伍氏耳菊石’1条也没找到，但有22条都发现了‘牙形石’，在地图上一看，它其实在全世界都分布。”于是，殷鸿福大胆提出，“微小欣德牙形石”更适合作三叠纪开始的标志。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工作会议上，面对各国的专家权威，殷鸿福带着新观点站上了讲台。“我是个‘小萝卜头’副教授，讲的题目又是‘离经叛道’的，外国人说‘thank you for your good timing’，就是一个客套话，意思是你报告的时间掌握得很好，只说了这些。”面对这个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发言，一些人不以为意。
但扎实的实证最有说服力。殷鸿福的发声，还是让部分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微小欣德牙形石”。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同地区都发现了牙形石的存在，并陆续转而支持殷鸿福的新标准。后来的近十年间，殷鸿福带领团队艰苦探索，确定了浙江长兴煤山为首选界线层型候选剖面。为了争取更多支持，他又四处奔走，积极推动长兴地区向各国科学家开放。
2001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终于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长兴煤山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这意味着，全球地质史上最重要的3颗“金钉子”之一，就此“钉”在了中国。“‘金钉子’有很多意义，我心里想，终于为国家做成了一件事情，百感交集。”
和“金钉子”的落户让殷鸿福同样欣慰的是，向世界敞开大门的长兴，自开放以后就跻身“全国百强县”的行列。
“问道争朝夕”
为争取“金钉子”奔波的过程中，殷鸿福在一次野外考察中粉碎性骨折，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左膝盖。很多人以为，他的野外生涯会就此终结，但两年多后，听说西部大开发需要新的地质调查图，他又一次登上了昆仑山脉。
直到80多岁，殷鸿福依旧带着学生出野外。“殷老师在野外非常要强，我们每次想扶他，他都坚持自己走、自己爬，遇到各种地质现象，他都能娓娓道来很多细节和背后的很多故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宋海军这样感佩老师的言传身教。
脚步走得远，殷鸿福看得更远。美国访学归来后，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殷鸿福持续推动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融合，发展新兴的地球生物学。“我们21世纪的科学是要向外扩的。古生物要跟地球六大圈层结合，要跟行星结合、跟宇宙结合，我一直是这样一个主张。”如今，在地球生物学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之一。
这份开阔的学术视野，今天依然指引着宋海军和更多后辈的探索方向。几年前，殷鸿福建议宋海军和团队成员搭建海洋生态模拟实验室。“这放在国际上也很少有，实际上这一般不是我们做古生物、做地质的人做的，是做现代海洋生物学的人做的。但研究化石、古代海洋生物和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确实需要开展现代海洋生物和现代海洋环境变化关系的探究。”宋海军说，老师的指导，让团队受益良多。
70多年过去，那个因为地图上的一片空白踏上“地质之路”的少年，已在更多的学界空白处开拓出新的天地。而耄耋之年后的很多年里，殷鸿福还坚持上讲台，给大一的新生讲《普通地质学》。
讨论课上，他鼓励同学们对讲授的定律、观点大胆质疑，“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讲错了不要紧，我要先让学生明白，定律跟真理两回事，定律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不是。”殷鸿福希望，把敢于挑战、科学批判的精神，播种进更多同学心里。
如今，再唱起那支融入一代代地质人血脉的《勘探队员之歌》，殷鸿福的笑容里，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朝气。鲐背之年的他，心里还装着停不下的脚步。铿锵步履下，“问道争朝夕”的超越之路，永无止境。
“新的东西、超越古人的东西，要急于去追赶、急于做得比他好，从追赶到超越，这就叫‘问道争朝夕’。”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赵初楠。采访时，提起那次差点结束殷先生野外生涯的摔伤，我本以为，他会讲讲康复过程的不易、聊聊复出之路的艰辛，却没想到，所有的疼痛，都被轻描淡写地带过。反倒是说起伤愈后，自己又登上了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还露宿野外，殷先生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好几个分贝，红扑扑的脸上，满是自豪。
70多载科研生涯，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殷先生的心，始终站在更高的山巅，装着大地的广袤。他的目光，穿透地球万亿年的过往、触及宇宙的深邃，更连接起辽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