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城市民引力榜2025：存量博弈时代，谁在吸引人才“用脚投票”？
城市的本质，终究是为了人的生活。时隔十年，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强调“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正式告别过去的“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内涵式发展”，城市价值的核心也从“见物”转向“见人”。
在这样的时代转向之下，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今年迎来了寻找“理想之城”的第六年。从生活舒适到市民引力，从市民待遇到公共空间体验，我们用近30个量化指标描摹57座城市的肌理，探寻“人民城市”的具象表达。
但我们也从不认为数据足以定义“理想”。算法可以计算通勤时长，却算不出途中偶遇一片云霞的欣喜；指标能够衡量人均绿地，却量不尽一棵老树下几代人的记忆。正因如此，“理想之城”从不预设唯一答案。北上广深有其壮阔，江南小镇有其从容。有人迷恋霓虹不眠，有人偏爱灯火可亲。
我们呈现这份观察，不为定义你该去往何方，而是提供一个坐标，帮助你回答：在这座城市是否感受到了可及、公平且有温度的市民待遇？
今日，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推出《57城市民引力榜2025》，寻找人口流动的磁力之城。
南方周末研究员 郭倩倩 南方周末实习生 郝嘉奇
责任编辑：戴春晨
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发生关键转向。过去，人们为了生存来到城市；如今，人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选择城市。人口增长已从“增量红利”全面转入“存量博弈”时代。单纯的区位优势正在让位于“产业生态+生活质量”的综合吸引力。人口流动的逻辑，正从“孔雀东南飞”的单一模式，演变为多元化的“理性迁徙”。
基于此，我们连续六年推出“市民引力榜”，从人口友好、政策友好、密度友好等多维视角，深度剖析全国57座重点城市的人口流动趋势与影响因素，描绘存量博弈时代中国城市真正的吸引力所在。
区域趋势：大分化时代的人口争夺战
1.“产城人”深度融合：中东部科创高地持续虹吸
在57城人口争夺战中，传统“区位决定论”被彻底打破。以合肥、深圳、杭州为代表的城市，凭借“科创+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人口净流入的最强引擎。
这三个城市分属不同能级和区位，却有一个共同特征：政府前瞻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进而创造了大量的高质量就业岗位，最终转化为持续的人口吸引力。
合肥是这一模式的“现象级”样本。2021到2024年间其常住人口增量为53.7万，位居57城之首，增速达5.67%。这背后是“以投带引”的政府风投模式：精准押注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未来产业。合肥从传统中部省会一跃成为“中国屏谷”“新能源汽车之都”。这启示我们：内陆城市可以通过主动构建产业链条，突破地理禀赋的限制，创造“非对称”的竞争优势。
深圳则代表了另一种路径：在高基数、高成本压力下，依靠科创生态的自我迭代能力维持人口吸引力。2021-2022年深圳人口曾短暂微降，但2023-2024年迅速反弹，这反映出深圳作为大湾区科创引擎的不可替代性：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等龙头企业构筑的产业生态，以及高度活跃的风险资本和创业氛围，使其对工程师、技术人才和创业者的吸引力依然强劲。当城市形成自我强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后，即使成本高企，人才仍会“用脚投票”。
杭州则依托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持续吸纳年轻劳动力。作为全国电商直播、互联网金融、软件服务业的中心，杭州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大量“体面且高薪”的就业机会。2024年常住人口达1262.4万，四年增量42万，增速稳健。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的人口增长与“数字游民”“新业态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高度相关，反映了产业升级对人口结构的重塑：新一代劳动者更看重职业发展空间与城市活力的匹配。
中东部科创高地依然是人口流动的“强磁场”。在研究团队看来：产业升级的深度，决定了人口增长的高度。未来，能够定义新赛道、构建产业集群的城市，将在人口竞争中持续占优。
2.“性价比”制胜：中西部省会成为人口回流主战场
与“科创+产业”模式并行的另一条人口增长主线，是以中西部强省会为代表的“高性价比宜居城市”的集体崛起。
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速普遍高于东部沿海同类城市，其吸引力不再单纯依赖经济总量，而更来自“可负担的生活成本+体面的职业发展+丰富的公共服务”的组合优势。这标志着中国人口流动正从“唯收入论”转向“综合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决策：人们不再只问“能挣多少钱”，也开始问“能攒下多少钱、能过上怎样的生活”。
贵阳是这一趋势中增速最高的城市（8.20%），四年增量超50万。贵阳的崛起看似意外，实则有其深层逻辑：大数据产业从“无中生有”到形成集群效应，提供了新型就业岗位；凉爽的气候、较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大幅降低了年轻人的生存压力；作为贵州省会，它又持续吸纳着省内人口。三者叠加，使贵阳成为西南地区人口增长的“黑马”。
长沙则是“低房价幸福洼地”的典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长沙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处于低位，而其文娱消费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却提供了一线城市之外的优质就业机会。这种“高收入机会+低居住成本”的黄金组合，使其对省内及周边年轻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数据显示，长沙四年增量37.72万，增速3.68%，在千万级人口城市中表现亮眼。
郑州、西安、成都作为各自区域的“单极核心”，则更多体现了“强省会”战略下的人口集聚效应。河南省近1亿人口、陕西省近4000万人口、四川省超8000万人口，这些省份缺乏能与省会抗衡的次级中心，使得郑州、西安、成都成为省内人口净流入的绝对终端。与此同时，这三座城市也在积极打造新兴产业，提升就业质量。值得注意的是，成都人口增速（1.33%）低于同梯队城市，因其基数已达2147万，属于超大城市，增长空间收窄，但其四年增量28.2万仍是可观的绝对规模。
在研究团队看来，高性价比强省会正在成为人口“回流的终点”和“下沉的起点”。对于不再愿意承受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和高压力、又希望获得体面的职业发展的年轻人，这些城市提供了最优解。未来，随着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和居住成本持续高企，这种“性价比优势”将进一步放大。
3.四大直辖市集体“失速”
最值得警惕的信号，莫过于四大直辖市全部出现人口负增长。
京沪的负增长带有主动疏解和政策调控的成分，而津渝的负增长则更多暴露了产业结构老化、增长动能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
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微降，主要归因于主动的“减量发展”政策。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制造业、批发市场、教育医疗等资源外迁雄安及周边；上海控制人口规模，通过落户门槛、产业调整等方式引导人口的结构性优化。然而，政策之外也存在深层制约：超高的居住成本和公共服务竞争压力，已经在“挤出”部分年轻劳动力和一般的服务业人口。
天津的情况则不同。四年人口流失9万，增速-0.66%。其困境在于：产业结构偏重，依赖石化、钢铁、港口等传统行业；新兴产业集群尚未形成规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的虹吸效应远大于溢出效应。加之经济增长乏力，天津在人才争夺战中明显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及中西部强省会。
而重庆作为面积最大的直辖市（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其常住人口超3100万，2021-2024年减少近22万，降幅绝对值最高。但这一数据不能简单解读为“重庆失去吸引力”。更合理的解释是：重庆内部发展极不均衡。中心城区仍在吸纳人口，但渝东北、渝东南等欠发达区域人口持续外流，且外流规模超过了主城区的吸纳能力。
四大直辖市的集体失速，释放了一个信号：“大城市”不等于“强磁极”，城市能级和行政地位不再自动转化为人口吸引力。即便是一线城市，也需面对承载力天花板和成本约束；而传统工业城市，则更需反思产业转型之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州和深圳的逆势增长。两城并未实施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而是依托强大的产业吸纳能力，持续吸引外来人口:深圳四年净增30.79万人，广州净增16.74万人。如果说深圳靠高科创产业持续引才，那么广州则以相对均衡的产业结构和更低的生活成本（相比深圳），成为大湾区人口重要的“稳压器”。
4.东北与普通地级市的“收缩”警报
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和长春，延续了长期的人口净流出趋势。哈尔滨四年流失2.7万，长春流失0.21万。其背后原因复杂交织：经济增速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传统重工业（装备制造、石化）转型升级困难，优质岗位供给不足；冬季的严寒气候对部分人群形成“推离”效应；年轻人口持续流向关内。
更值得关注的是，东部沿海省份的部分地级市也开始出现人口流失，如烟台、盐城、徐州等。其中，烟台2021到2024年间常住人口减少4.78万，盐城减少4.2万。他们的经济总量并不低，为何留不住人？
原因在于它们处在一个“结构性夹缝”中：在高端产业上，不如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青岛、济南、南京、苏州）有吸引力；在成本优势上，又不如内陆省会（如郑州、合肥）有性价比。同时，省内核心城市（青岛之于烟台，南京/苏州之于盐城）持续“虹吸”其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和高技能劳动力。
这标志着中国城市进入“分化常态化”阶段：人口不再普遍增长，“有增有减”成为新常态。过去“增长优先”“规模优先”的城市发展逻辑，在人口流失的城市已不再适用。盲目扩张基础设施、建设新城新区，只会加重财政负担和资源错配。
更明智的选择是“精明收缩”：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集中资源提高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聚焦本地比较优势产业（如烟台的海洋经济、盐城的农业深加工），走“专精特新”道路。放弃“反超”幻想，转而追求人均GDP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可能是更务实的出路。
57城人口流动数据，清晰描绘了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博弈”时代的完整图景。城市命运的差异不再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产业生态、生活成本、政策导向、区位禀赋”等多重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决策者而言，与其盲目追逐人口规模，不如深耕自身比较优势，在分化中找到差异化定位。这既是对城市智慧的考验，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经之路。人们为更美好的生活选择城市，而城市也应为人民提供更美好的生活。
相关分析：什么在影响人口流动？
1.拥挤＝高效？集聚＝繁荣？
空间压缩某种情况下能催生效率。深圳、上海、东莞、厦门正是这一逻辑的实践者。深圳以7316人/平方公里的高密度，创造出20.57万元的人均GDP，生动诠释了“寸土寸金”的产业集聚效应：成熟的产业集群、高效的资源配置和强吸附力的人才磁场，共同构成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从区域格局来看，珠三角与长三角同为高密度代表，但后者在相近密度下呈现出更高的人均GDP。长三角展现出密度与效率之间更均衡的转化能力，其城市发展层级更为协调，公共服务与产业升级形成了正向循环。
珠三角虽集聚效应突出，但内部转化效率的分化，暴露了区域协同的深层命题。其中，汕头常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28人，人均GDP却仅有5.69万元。当大量人口缺乏高附加值产业的吸纳，密度便从“红利”异化为“负担”。
榜单的另一端，则是“地广人稀”的效率陷阱。这类城市的基础设施普遍陷入“规模不经济”的泥潭：公共服务成本被稀薄的人口摊至难以承受，最终形成“越穷越没人，越没人越穷”的财政困局。
反观无锡、苏州、常州、南京、珠海等“优等生”，密度控制在1000-2000人/平方公里的区间，人均GDP却均超17万元。它们证明：真正宜居的城市，是在集聚效率与生活舒适之间找到平衡点。
研究团队认为，密度是繁荣的“果”，而非“因”。对于高密度低产出的城市，产业升级是唯一的出路；低密度城市则必须从“重建产业竞争力”入手，打破人口流失与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
2.“零门槛”城市群加速扩容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管理制度重塑。
2025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68%，然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仍远低于该数值。这种“人户分离”的长期矛盾，倒逼城市治理者将户改从“控制人口流动”转向“促进人员市民化”。
自2024年起，顶层设计对落户门槛的拆除进入深水区。在研究团队的评估中，二十余座城市已达到“零门槛”落户水平。然而，“全面放开”的底层逻辑并非“一放了之”，而是按城市能级分类有序松绑，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依然维持着严苛的准入标准。
与此同时，区域协同从“单打独斗”转向“城市群破壁”。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国家级战略城市群内部，封闭的户籍“小天地”正在被打通。例如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五市之间，杭州、宁波、温州之间，珠海、佛山、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九市之间，均探索居住证互通互认，以驱动人口在都市圈内部的自由流通。这种深度的区域户籍“破壁”，极大提升了大湾区、长三角在人才引进方面的协同竞争力，也让落户政策从城市间的“零和博弈”走向了发展共同体的“互利共赢”。
当落户迈入下半场，城市竞争力的制胜砝码将从固定的“限制条件”和“准入门槛”，转向更具温情的住房保障、医疗保障以及随迁子女教育。未来的理想之城，也将是能够凭包容力解放人的活力、凭保障力托举人的梦想的城市。
3.人才政策进入“生态竞争”时代
能否精准回应人才“被需要、有成长、能扎根”的深层需求，正成为衡量城市人才政策“友好度”的关键标尺。基于对57座城市在2025年5月至2026年5月期间人才新政的系统盘点，研究团队发现，各城市的主政者已形成新的共识：豪掷千金的“抢人”时代已落下帷幕，精耕细作的生态竞争正式开启。近一半城市在过去一年中更新了人才政策，并呈现出三大显著趋势：
其一，企业成为人才认证的“新主角”，政府从“裁判员”变为“规则制定者”。昆明明确“赋权企业评才机制”，制造业企业可自主认定高层次人才；苏州“产业人才”新政让链主企业“点将”；泉州强调人才与产业精准咬合。这本质上是将人才评价权交还给市场，解决了长期存在的人才错配痛点。城市不再追求静态的“人才库存”，而是追求与企业创新同频共振的“人才流量”。
其二，制造业与服务业人才打破“楚河汉界”。围绕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服务、金融法务）正被提升到与制造工程师同等重要的位置。现代制造业的竞争，本质是“制造+服务”生态系统的竞争。城市开始为“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的融合铺平道路。人才不再被简单贴上“二产”或“三产”的标签，而是在产业链上流动的“价值创造者”。
其三，政策重心下移至青年人才。院士、杰出人才是城市的“参天大树”，但本轮政策最显著的特点是：城市开始认真培育整片“森林”。青年人才的“落脚点”服务被做到极致。珠海“一免两减”精准命中年轻人初来乍到的最现实痛点；西安发布“全链条支持方案”，从“书记校长访企拓岗”到“百万见习岗位募集”，再到“1131”帮扶服务，为迷茫的年轻人搭建“软着陆”系统。
中国城市的人才竞争，已告别“拼补贴、拼户口”的1.0时代，全面进入“拼产业契合度、拼企业话语权、拼青年友好生态”的2.0时代。而这场竞争，最终受益的是广大劳动者和整个中国的创新活力。
人口流动与集聚（图/视觉中国）
行动方略：存量博弈下如何逆袭？
当前，中国城市人口竞争已从“增量红利”转入“存量博弈”。基于57城人口数据和政策扫描，研究团队有针对性地提出三条行动方略：
1.在“产业-人口-空间”之间寻求动态协同
在人口增长的“大分化”时代，简单的规模扩张已非城市繁荣的通行证。在决策的天平上，质量的砝码往往比重量更重。主政者需认识到：人口流入是果，产业生态与生活质量才是因。与其追逐总量指标，不如深耕“产城人”深度融合，学习合肥“以投带引”的产业链构建，或效仿长沙“低房价+高机遇”的性价比策略。对于已现收缩信号的城市，更应放弃“反超幻想”，转向“精明收缩”：集中资源提升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密度，聚焦本地的比较优势产业。
2.在“集聚与宜居”之间校准平衡支点
主政者应建立基于“密度-产出”的动态监测体系。对高密度低产出城市，当务之急是通过产业升级将“密度负担”转化为“密度红利”；对低密度城市（尤其是人口流失地级市），则需警惕基础设施的“规模不经济”陷阱，优先通过重建产业竞争力打破“越穷越没人”的恶性循环。同时，对标“优等生”城市，通过15分钟生活圈等精细化手段，实现效率与宜居的帕累托改进。
3. 将“零门槛”红利转化为“全周期服务”能力
户籍藩篱的拆除只是起点，而非终点。当“零门槛”成为多数城市的标配，人口流动的下一道选择题将不再是“哪里能落户”，而是“哪里真安居”。落户放开释放的是短期的政策红利，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决定的才是长期的人口黏性。因此，建议城市主政者将财政投入的重心从“招引补贴”转向“兜底服务”。城市对青年和劳动者的温度，最终会复利为对所有人的吸引力。补贴会失效，但生态会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