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青藏高原与6500多万年前的生物对话
《追寻远古的香格里拉：青藏高原科考寻踪》，周浙昆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定价：108元 ■周浙昆
《追寻远古的香格里拉：青藏高原科考寻踪》一书的创作，缘起于内心对青藏高原那份难以言表的震撼与悸动。我多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每次都深深地被它那无与伦比的壮丽和神奇所折服——雄伟的雪山、相连的湖泊、从大洋深处升腾而起的蛇绿岩、喜马拉雅南坡峡谷中的茫茫林海，北坡辽阔的荒原以及高耸入云的雪峰，每一处景色都如同一记记重锤，一下下撞击着我的心灵。
分享科学论文之外的故事
在一个古生物学者的眼中，青藏高原形成演变的过程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其中化石是这部史诗中的各种角色。大型棕榈揭示了远古中央谷地的奥秘，兔耳果、椿榆、栾树是青藏高原与北美大陆联系的纽带，青冈、似浮萍叶、青藤、似勾儿茶叶和高山栎等各种化石在这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件件化石的发现，一次次改变学界对青藏高原的认知，也在我心中掀起层层波澜。在10多年的青藏高原新生代植物研究工作中，随着材料积累的增加和研究工作的深入，高原形成与植物共演化的奥秘正在被揭开。
我的脑海中常常浮现出曾经在这片高原上出现的各种生物多样性演化的画面：柳区的热带雨林、中央谷地中香格里拉的密林、芒康的常绿阔叶林、南木林的落叶阔叶林和扎达的低矮灌丛……这些景象随着青藏高原的演变以及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而不断变幻，最终喜马拉雅从海洋一跃而起，中央谷地逐步被填平，喜马拉雅最终成为世界最高的山脉，挡住了印度洋的暖湿气团，使青藏高原彻底改变了模样。
这些地质历史事件，仿佛一幅幅鲜活的画面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甚至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境中。这让我产生了和大家分享这些画面的冲动。
上述这些发现以科学论文的形式公之于世，大多数又以英文形式见于不同的学术期刊，公众获得的信息是支离破碎的。此外，由于科学论文有格式要求和言语规范，每篇论文背后的感悟和每个化石发现背后的故事不能全部被写到科学论文中。专业论文的文字，对普通公众而言往往晦涩难懂，使得他们难以全面洞悉相关专业知识。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为大家呈现青藏高原地球环境演变与生物多样性演化这一宏大篇章的全貌，解读科学发现背后的意义，分享这场科学“大戏”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这其中，不仅有青藏高原的壮美风景，还有我们在高原缺氧环境中开展野外工作的艰苦过程，希望借此让公众深入了解我们的考察经历。
我的科考之路
1982年我大学毕业，考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恰好赶上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尾声，跟随导师郭双兴研究员参加了横断山的综合科学考察。在1992年至1993年间，我参加了西藏墨脱的越冬考察。正是这两次考察，让我和青藏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时起，青藏高原就住进了我的心中，难以忘怀。
当研究组的研究方向专注于新生代古植物研究的时候，我的目光便聚焦到了青藏高原。2007年我们在经费匮乏、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开展青藏高原新生代植物的研究。在此期间，我们在与云南紧邻的西藏芒康卡均村，发现了重要的卡均植物群，由此揭开了研究青藏高原新生代古植物学的序幕。
2017年，随着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的全面开展，我们获得了稳定的经费支持和完善的后勤保障，开展了大规模、高强度的青藏高原新生代植物的专项研究。
从2017年到2022年，我们深入昆仑山脉，到达我国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瓦恰村，沿着219线完成了从新疆叶城到西藏阿里的穿越考察。在柴达木盆地采集过化石，数次深入伦坡拉盆地的各个化石点，从珠穆朗玛峰6500米的高寒极地到喜马拉雅南坡1000米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几十个化石点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
我站在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的交界处，回顾着这10年来的考察经历，遥想6500多万年前以来那些改变地球环境的重大地质事件，脑海中闪现着一次次的野外科学考察经历和若干重要发现的画面。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年逾花甲，对于能否参加青藏高原的考察，并无十分的把握。2017年第一次参加伦坡拉盆地考察的时候，心中还有些惴惴不安，担心自己不能承担高海拔地区的考察任务。
然而，这次考察任务完成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身体还能够支撑高海拔的考察，于是从2017年起，我每年至少参加一次青藏高原的考察。没有亲临实地的考察，我是写不出这本小书的。我是何其幸运，在学术生涯的晚期还能投身于青藏高原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圆梦青藏高原。
亲历者的讲述
与我1992年第一次到西藏时相比，西藏今天的交通、住宿、通信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西藏的大部分县城和乡镇都有平整的柏油马路。和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相比，更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有一样东西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高原缺氧环境，每个上高原的人都无法逃避。
拉萨的海拔约为3600米，氧气含量不到平原的一半，而我们工作地点大多在4000米以上，有的化石点达到5200米的高度。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中，和我一起考察的大多是我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尽管各人的身体状况和抗高原反应的能力有所不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坚持了下来。虽然有少数发生了严重高原反应，但是下一次考察任务来临的时候，他们依旧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
成都理工大学的苏涛教授作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项目负责人，身先士卒，几乎参加了青藏高原的全部考察任务，数十次进入青藏高原，10年间累计在高原的考察天数达400多天。他带队考察了希夏邦马峰，在海拔5800米的地方采集到了高山栎化石，在“巅峰使命”珠峰科考任务中，到达了珠峰海拔6500米的地方。
在苏涛的带领下，团队成员个个奋勇争先。王腾翔同学在芒康发生了严重的高反，打不动化石，就用纸包化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后来在几次考察中我看他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于是问他：“小王，你来到高原头不疼了吗？”他答道：“头疼嘛每次都有，忍一忍就过去了。”在野外，我多次在同学们的鼓励下，一次次到达自己的新高程。
当我开始准备写这本小书的时候，特意留出了一些章节，鼓励同学们将自己的考察经历和感受都写下来。他们用真挚的情感、朴实流畅的文字，记述了在青藏高原考察的亲身经历，为这本小书增色不少。虽然我也是这些考察过程的亲历者，但他们的文字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希望他们的这些文字能感染读者。
本书的部分章节，我曾以博文的形式在科学网上发表，每篇阅读量都超过了5000次，有的达到了1万多次。网友的阅读和鼓励，给了我写作这本小书的信心。
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本小书，感受青藏高原的壮美与神奇、理解科学工作的意义、感悟科学家勇于探索的精神。
（本文为后记，有删改，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