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国家级经开区被摘牌，城市竞争“规则”生变？
五家国家级经开区被摘牌，城市竞争“规则”生变？｜城市论
2026年08月10日 09:08
一块地方曾经极力争取的“国家级”牌子，如今已不再是一张永久有效的通行证。
商务部日前公布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此次共有228家国家级经开区接受考评，广东揭东、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五家经开区因考核评价靠后，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
五家经开区来自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并没有集中在某一个省份，也很难被简单归结为某一地区的发展困境。比具体名单更值得注意的是退出规模：过去，国家级经开区的退出多为个案；这一次，五家同时退出，动态管理从制度设计变成了更多地方能够切身感受到的现实约束。
几乎在同一时期，各地也在主动调整自己的开发区版图。辽宁一年多来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数量从92家压减至43家；内蒙古提出，除国务院或自治区有重大部署外，原则上不再新设开发区，并将整合产业趋同、位置相近的开发区，撤销长期没有起色、产值和项目少的开发区。
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看，一条更加清晰的线索开始显现：作为中国城市工业化、城镇化和对外开放重要载体的经开区，正在从“增量扩张、争取挂牌”进入“存量竞争、动态淘汰”的新阶段。
“国家级”不是一张终身门票
这次退出，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
五家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意味着其不再保有国家级经开区身份。这一决定本身并不等于园区物理空间随即消失，也不等于园内企业必须迁离；至于后续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企业服务，则需要由所在地另行作出衔接安排。
对地方来说，“退出序列”也绝不只是换一块牌子。国家级经开区既是开放平台，也是一套政策、管理和招商信用体系。它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开放辨识度、更强的项目承载能力，以及在土地、审批、资金、人才等方面获得改革赋权和政策支持的机会。
国家级身份的退出，真正打破的是一种长期存在的预期——只要成功进入“国家队”，这块牌子便可以一直保留下去。
这种变化并非突然发生。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探索国家级经开区动态管理，对土地等资源利用效率低、环保不达标、发展长期滞后的园区，采取警告、通报、限期整改、退出等措施。2016年起，商务部每年对国家级经开区进行综合发展水平考核。
2021年修订的考核评价办法进一步强化了退出机制。考核不再只看经济总量，而是设置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统筹协调和发展质量五大类、30项二级指标。实际使用外资、进出口总额固然重要，单位土地产出强度、土地开发利用率、研发投入、能耗和碳排放同样决定一个园区的位次。
按照这一办法，连续三年内有两次进入本地区最后五名的国家级经开区，将被纳入降级备选名单；商务部根据两次考核平均得分提出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后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退出决定公布后两年内，相关省份原则上不得推荐其他省级开发区升级。被退出的园区如果希望重新申请，也要与其他省级开发区执行相同的要求和程序。
2023年，商务部印发《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动态管理办法》，把升级与退出进一步纳入同一套动态管理框架。各省份每年可以择优推荐一家省级开发区申请升级，推荐对象不仅要经过地方初审，还要与现有国家级经开区一起进行综合评价，达到相应地区排名要求，才可能进入升级备选名单。
一边打开升级通道，一边让长期落后的园区退出，这套制度的重点并不只是“淘汰”，而是让国家级经开区真正形成有进有出、以升促建、以退促改的循环。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内外形势变化，部分国家级经开区因不符合标准而退出，有利于调动地方和国家级经开区推进创新提升的积极性，优化整体布局，强化高质量发展导向。
从整体看，国家级经开区依然是中国经济中密度极高的一类区域。2024年，参加此次考评的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10.6万亿元，占全国24.1%；实际使用外资268.4亿美元，占全国23.1%；拥有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1.9万家。
正因为整体贡献仍然突出，退出机制才具有更强的信号意义：经开区并非不再重要，而是这块牌子的稀缺性和含金量，需要通过持续竞争来维持。
一块开发区牌子，曾经意味着什么？
要理解今天为什么“砍园区”，需要先明白各地当初为什么热衷于建设开发区。
1984年，我国在沿海城市设立首批14家国家级经开区。那时的开发区，首先是对外开放的试验场。地方可以在一块相对集中的区域内修建基础设施、简化审批流程、组织招商引资，把土地、资金、人才和政策集中起来，为外资企业和制造业项目提供一个更高效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