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以血与火铸的剑，从未离开你我手中|鲁迅逝世九十周年
比起《呐喊》在寂寞里奔驰的狂人，与《彷徨》中绝望反抗的孤独者，《故事新编》却从中国古老魂灵的深处汲取养料，灌注以时代新的精神。补天的女神与折断天柱的豪杰，射日的英雄在中年遭遇的危机，眷恋于旧朝的遗老和刻意求新却丑态百出的学者，仿佛那古老神话中的旧影各个披上了新的外衣，行走于这在革命与战争的动荡中孕育着巨变的时代。
但《铸剑》却是个全然不同的故事，它几乎熔铸了鲁迅过往小说中全部的角色，既有孤独的复仇者，挥剑斩下自己的头颅，以青年的生命为献祭，去斩下王的头颅。人与狼，光与暗，复仇与麻木，冷峻与炽烈，既是斩首，也是自剖，这一个革命的寓言，也是1926年到1927年勃兴复折的大革命时代的写照。
古与今，仇与爱，神话与现实，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天人交战，终于在鲁迅的笔下熔铸成了那把“惟有青光充塞宇内”的剑，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抽出这把剑，即使灵魂满布伤痕，却依然屹立在这天地苍黄的人世间。
行走在这人世间的我们，也总会在经意或不经意间与鲁迅相遇，会质疑他，会理解他，会信任他，也会在某一刻让他成为另一个自己。就像《铸剑》中的黑衣人对眉间尺所说的那句话：
“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
那把鲁迅铸的剑，其实从未离开过你我的手中。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16日专题《铸剑：鲁迅逝世九十周年》的B0203版。
鲁迅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己。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己。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时间具有腐蚀一切的魔力，在一个善忘的国度里，尤为如此。当鲁迅写下上面那段话时，已是1926年的十月深秋，自从9月他离开北京，前赴厦门大学任教，距离那“许多血和许多泪”的发生地北京，便已隔万里之遥。时间也已经将七个月的重负层层叠叠地压在血与泪的上面，他的耳畔并不会传来枪弹在空中横飞，血肉在棍棒下撕裂的声音，也不会听到那垂死者的呻吟与哀悼者的悲鸣，“秋来住在海边，目前只见云水，听到的多是风涛声，几乎和社会隔绝”。
但厦门海滨的云水风涛，却依然无法从鲁迅心中彻底消去血与泪的旧痕。1926年3月18日的那场屠杀的血与泪，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中。尽管那“许多血和许多泪”他从未真的“看见”，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鲁迅在惨案爆发后亲身前往事发地点去查看那尚未被清洗掉的血痕，即使是在记念“三一八”惨案死难者的纪念会上，遇难者遗体遭受残虐的伤痕和血衣都被清洗干净，用尸衾包裹，“似乎都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但鲁迅依然甘愿用最惨酷的想象来充实自己内心无法遏制的悲愤：
“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他愿意去想象屠杀者的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想象有时比记忆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记忆总会随着时间而渐渐淡化，但想象却可以在脑海中一次次地上演，甚至演出的残酷与暴虐比现实发生的更加难忘。诚然，“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在这样一个善忘的国度里，记忆即使不会渐渐消散，也会有新的尘垢与污秽加诸其上，将那本已消褪的“淡淡的血痕”覆压得无影无踪，但想象中的屠杀血腥却随着长时间的反复咀嚼意味愈发久长而浓烈。
复仇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可以作为鲁迅生命的另一个起点，它不仅是鲁迅写下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从某种程度上说，更轰毁了他过去对政治的经验。尽管少有人提到这一点，但“三一八”惨案与民国肇建以来所有风潮有着质上的差别。在此之前，无论是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乃至后来的一系列风潮，即使盘踞北京的军阀政府何等黩武恣睢，也不敢采取如此血腥的方式，以枪弹武力清场。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局与知识精英之间达成了一种不使用血腥暴力的默契。但“三一八”惨案却彻底撕毁了这一默契，公开的血腥屠杀让知识精英不得不直面肆无忌惮的政治暴力。
鲁迅收藏的版画《追求》，表达了革命的隐喻。
“三一八”惨案只是个起点，四月，直奉军阀的联军攻入北京，以铲除赤化为名的恐怖政策笼罩在整个北京城里，在此之后，新闻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被捕杀的惨案，更是证明任何阶层和身份都以暴露在当权者政治暴力的射程之内，无一幸免。鲁迅也成为了通缉名单上的一员，让他不得不开始了第一次政治避难。尽管最终危机解除，回归日常的鲁迅发现，他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再回复“三一八”之前的样子了。那时给他带来名望的冷嘲与热讽，如今却可能成为一项“赤化”的致命罪名。街头的景象也不断提醒他，政治暴力已经渗入了日常生活当中，在6月28日的日记中，鲁迅特意描述了街头一景：
“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边上挂着兵，有的背着扎红绸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肃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顷，摩托车没有了，我们渐渐溜出，军警也不作声。溜到西单牌楼大街，也是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纸片，叫道：欢迎吴玉帅号外呀！一个来叫我买，我没有买。将近宣武门口，一个黄色制服，汗流满面的汉子从外面走进来，忽而大声道：草你妈！”
“我实在困倦极了，很想休息休息”，在给他昔日的一名学生李秉中的信中，鲁迅如此告诉他，“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边”。在解释离京南下的目的时，鲁迅写道：
“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家眷不动，自己一人去，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
尽管鲁迅表示“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但他终于要转身离开这个捣乱多年，现在又“热闹”非凡的北京了。8月27日，鲁迅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前往厦门。在临行前，他前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作了离京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他的这次演讲，正是女师大被迫停办的毁校周年纪念。在演讲中，鲁迅特别提到他曾翻译过的一本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书中的主人公绥惠略夫“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尽管鲁迅表示“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但他却借这位破坏一切的复仇者，埋下了一颗种子，在演讲的结尾，鲁迅仿佛先知一般，做出了这样的预言：
“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鲁迅罕见地在他的演讲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希望，但他依然给出了一个前提：“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但历史的回旋镖却很快扎在了他的身上，就在他抵达厦门后不久，他就从报纸上看到消息：“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对此，鲁迅只得嘲讽道：“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兵的开毁校纪念？”
手持钢刀的军阀依然肆虐，而为虎作伥的“正人君子”依然用软刀为钢刀辩护，尽管远离了那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的所在，但在云水风涛萦绕的秋日深夜，他的心中会觉醒那个复仇的形象，他固然是一切的破坏者，但或许——尽管只是或许，在他复仇破坏的残垣上，会建立起新的世界，而不仅仅是“而已”。于是那个名唤“眉间尺”的青年，便在灰白色的月光下醒来了，要从此改变他“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
《铸剑》的原型是个古老的复仇故事，来自于六朝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三王墓》，鲁迅又从《类林杂说》中取得了楚王妃抱铁柱取凉而怀孕诞下奇铁，以及眉间尺与楚王二头相杀，无名客恐眉间尺不胜，自砍其头落入鼎中，三头想啮的情节。为了复仇而自愿砍下头颅的青年眉间尺，手捧自己的头颅依然僵立不倒，他的头颅在沸水中烹煮三天三夜却不腐烂，甚至跃出水面，对高踞权力宝座上的楚王瞠目怒视，那久久不散的仇恨，一如鲁迅想象的血痕一样经久不散而那诡奇的报仇方式，以自己的头颅为诱饵来砍下仇敌的头颅，仇敌与复仇者的头颅在烈火沸水的灼烈激荡中相杀相啮，同归腐朽，难分彼此——如此纯粹而完满，跨越生死的仇恨，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鲁迅的共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