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院士：最“沉默”的科学家，用一生铸就“大国重器”
于敏院士：最“沉默”的科学家，用一生铸就“大国重器”
“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这句201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里提到的名字，便是于敏。
这是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核物理学家……这些耀眼的前缀，见证了于敏为中国核工业鞠躬尽瘁的一生。
这也是个沉默的名字，为国防建设隐姓埋名28年，即便是家人至亲，都无从知晓他的工作，却铸就了我国第一颗氢弹惊天动地的巨响。
但在于敏心里，“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2026年8月16日，是于敏百岁诞辰。跨越百年时光，这个名字所承载的“两弹一星”精神，仍在鼓舞更多人砥砺前行。
于敏。受访者供图
“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
少年的求学经历，是于敏难以忘怀的记忆。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现属天津市）一个普通家庭。亲历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乱局，年少的于敏暗下决心，要用知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
在耀华中学读书时，两位老师影响了于敏的一生。一位是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诗词时，不拘泥于字句本身，还将诗人身世、时代风云融汇其中；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每道题都追本溯源，将不同解法的定理、逻辑逐一拆解。
“他们教会了我父亲做事情既要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视角，也要夯实基础，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近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关村校区，于敏之子、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于辛告诉记者，这奠定了于敏求真务实的治学底色。
于辛接受采访。中国科学院大学供图
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转入北京大学理学院。有天分、又爱下苦功的他，学习成绩始终名列第一，尤其喜爱物理、数学等学科。他喜欢刨根问底，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成了大家口中“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1949年，于敏以全系第一、88.46分的总成绩从物理系毕业，考取北京大学理学院研究生，进行量子场论的研究。他先后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宗燧、胡宁，并完成第一篇论文《核子非正常磁矩》。
“我教学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于敏这么好的学生！”提起于敏，张宗燧总是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来得猝不及防。就连当时的于敏也无法预见，自己将踏上另一条道路。
195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于敏，应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是于敏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向。当时，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迫切的国防需求，原子核理论成为亟待攻克的关键领域。
在国内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于敏迎难而上，坚定地迈出了探索的步伐，并取得了卓越成绩。他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立铭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1957年，后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访华，交谈中问及于敏毕业于国外哪所大学，后者笑着回答：“我毕业于中国的北京大学！”
尽管没有出过国门，也未曾受过国外名师指导，于敏仍旧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研究的空白。
隐姓埋名，只为氢弹
出人意料的是，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于敏，又“消失”了。
1961年1月，钱三强将于敏叫到办公室，郑重地交给他一项重任——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与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氢弹理论研究是一项极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理论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中子物理、辐射输运、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等多个学科，并且当时所有国家都对氢弹技术严格保密，美国甚至公开表示，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
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对于敏而言，接下这一任务，意味着他要放下过往在原子核理论领域的诸多成就，他的名字也将与氢弹研究一起，成为国家的最高机密。
于敏没有犹豫，“国家需要”这4个字，胜过一切个人得失。自此，于敏将全部心血倾注到氢弹研究中，从“零”开始。
氢弹理论预研时期，简陋的工作条件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原子弹和氢弹研究都依赖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而留给氢弹研究的时间每周只有10个小时左右，且大多是在深夜。
“当时我们自己开玩笑说，比起美国、苏联来我们是穷人，穷人就要有穷办法，动用最古老的工具——算盘跟计算尺。不得已的时候，在（面对）非常复杂的问题时，再由计算机来进行计算。”于敏曾回忆道。
靠着算盘、计算尺，在数以万计的演算纸、运算纸带上，于敏带领团队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破解了一道又一道氢弹研究的难题。
没日没夜的攻关过程中，于敏扎实的物理功底得到充分展现。经过3年多的基础研究，他们解决了大量的基础理论问题，为日后氢弹的突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5年9月，于敏带领团队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所，开启氢弹原理突破的“百日会战”。
“大家在上海华东计算所算题时，发现计算结果不合理，又不知毛病出在哪里，于先生到机房来跟大家一起分析打印纸带。”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回忆道，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于敏敏锐地发现，一个物理量从某个时刻起的变化不正常，于是检查计算程序逐渐缩小范围，“最后终于发现是计算机上的一个加法计算元件坏了，更换后，问题迎刃而解”。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新疆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正式向世界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自此，中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时7年零3个月、英国用时4年零7个月、法国用时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这一奇迹的背后，离不开于敏提出的氢弹构型——于敏构型。这不仅使我们走出了一条完全区别于国外的自主技术路径，比美国的T-U构型更加巧妙，而且更契合实战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