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人文学科真的衰落了吗？从斯金纳获奖说起
人文学科虽然在现代大学和科研体系中的制度地位相对下降，但与此同时，它也经历了巨大的内部扩张和方法创新。
彭国翔
责任编辑：刘小磊
英国思想史学者昆廷·斯金纳。David Cobley绘。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斯金纳与剑桥学派 人文学科衰落的说法流行已久。大学文科招生减少，科研经费向科学和技术领域倾斜，大学校长越来越多出自理工医科，人文学者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似乎日益边缘。然而，就在我们习惯于谈论“人文学科危机”的时候，2026年欧洲学术界却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最高奖项授予了一位纯粹的人文学者。
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2026年的年会将于10月12日至16日在布达佩斯召开，而在此之前，学院秘书处已经给各位院士发来了年会的议程。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获得了欧洲科学院颁授的 伊拉斯谟奖章 （The Erasmus Medal），并将于10月15日在年会发表本年度伊拉斯谟讲演。
斯金纳最为人所熟知的，多半是他和 波考克（ John G. A. Pocock，1924—2023）、邓恩（John M. Dunn，1940— ）等人一道被视为所谓“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他在1969年发表的文章《思想史中的意义与理解》，甚至被视为剑桥学派的“宣言”。剑桥学派的成员之间，就比如斯金纳和波考克、邓恩三人，也并非铁板一块、无分轩轾。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确彰显了某种鲜明的特色。否则的话，剑桥学派一词也就无从说起了。
剑桥学派最大的特点，是把思想史从“解释思想家说了什么”转向“解释思想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通过说这些话究竟在做什么”。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或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基本问题。如果说传统的思想史或观念史侧重的是某位思想家提出了什么思想，那么，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则强调研究的重点要放在该思想家在何种语境、用什么语言资源、针对怎样的具体问题，通过这个文本做了什么。如此一来，思想史或观念史便不再只是由伟大思想家、伟大思想及其后世影响所构成，而是转向了文本、语境、语言、论辩、行动和思想意义。并且，对于这种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创新，斯金纳通过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一系列经典的研究，向世人做出了操作性的示范。
当然，从中国思想传统的角度来看，如果熟悉孟子“知人论世”的说法，对于斯金纳所倡导的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就不会感到陌生，反而很容易心领神会。事实上，中国学术中的“思想史研究”有别于“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正是注重思想与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社会、语言文化等整体环境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尽管不能简单地与斯金纳所提倡的方法等量齐观，但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