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款庄往事——我的70历程（3）

速读：当看到活动计划里，有一项是去富民县款庄中心小学做科普报告，我当即报名说：“这场报告由我来做”，款庄是我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第一站。我们落户果乐村的时候是冬天，冬天是农闲的时候，农活并不多，主要就是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水利。

款庄往事——我的70历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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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5 11:42

| 个人分类: 人生感悟 | 系统分类: 科研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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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云南省富民县款庄镇果乐村（2026年9月摄）

款庄往事

　　　9月是全国科普月，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的老科协也参加了这项活动。当看到活动计划里，有一项是去富民县款庄中心小学做科普报告，我当即报名说：“这场报告由我来做”，款庄是我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第一站。

　　　我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53年前的那个冬天。1973年12月21日，天刚亮，当年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汇集到昆明东方广场，接受市民与领导的欢送，而后便浩浩荡荡奔赴各自的广阔天地，开启了知识青年的人生新篇。

　　　离开欢送的人群，载我们的大货车驶向了富民县的款庄公社。富民和款庄都是两个颇有意味的名字。富民在大理国时期称为黎灢甸，这个名词来自彝语，意为“有水的坝子”。据《云南地名来历》记载，西汉元封二年置秦臧县，大理国时期称黎灢甸，元至元十二年（1275）正式设县，因“境内尚觉富庶”，取“富民厚生”之意命名为富民，民间也因当地坝子膏腴、岁岁两熟、民食有余，认同这一命名的寓意，这在全国的县名中，算是一个颇为吉祥的名字。款庄这个名字也有意思，它可追溯到两千多年的古滇国，当时款庄称“那厘里”（彝语）；译为汉语：美丽富饶的坝子。曾有人说“款庄”名称就来自“钱庄”。其实，据富民县人民政府官方记载及多地地名资料考证，“款庄”因明末归禄劝管辖，地处普渡河东岸，距离县府较远且被普渡河谷相隔，不便运输缴纳粮食，后来就奉命折成钱款缴纳赋税，于是这片地方被称为“缴款的村庄”，后来就简称为“款庄”。

　　　从款庄这个名字中就可知晓，这是个偏僻之地，距离管辖它的富民和邻近的禄劝都不方便，当地公路情况比较差，六十公里的路程，解放牌大晃晃悠悠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款庄。到达公社后，早有各村的干部在那里等候，准备迎接各自的知青。此时我才知道，我们被分配到款庄下属的热水塘大队的果乐村，和我一同分配到果乐村的还有四位知青，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从公社到村里还有3公里左右的路程，生产队派去的社员赶着马车，把我们5人接到了村中。

　　　我们一行五人到村中的时候，正值中午，我们被直接带到了生产队长家中。巧得很，那天是队长家中杀年猪的日子，我们直接被招呼到了宴席上。各种菜肴摆了一桌子，我至今还记得那碗排骨炖萝卜的味道，萝卜鲜嫩可口，入口即化，排骨和我在城里吃到也完全不一样，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排骨炖萝卜，后来我再也没尝到过那样鲜美的味道。

　　　饭后我们被带到了生产队用作仓库的一间土基房里，那是为我们腾出来的住处。房间三面墙壁是夯实的土墙，向阳的一面开着木板做的窗，打开木板窗，阳光就直直射进房间，屋顶铺着青瓦。房间里已经摆好了五张床，我们五个人放下各自简单的行李，就算落户到村了。

　　　五个第一次相识的小伙子就这样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庭，开始了在果乐村的新生活。这个临时的家庭面临着各样的生活问题，柴米油盐在第一年是有保障的，每位知青都有口粮，第一年生产队帮助解决了烧柴和基本的蔬菜，但是几个小伙子要自己学着做饭，灶台是土坯垒的，烧的是山上的松毛和柴火。头几天手忙脚乱，很多时候，厨房烟熏火燎，锅里的水却没烧开，饭要么是煮糊，要么是半生不熟。村里的老乡们十分热情，时常送些自家腌的咸菜和新鲜蔬菜来。我们到村子那几天正是农村杀年猪的时节，很多个早晨，我们还在酣睡，就有老乡来请我们去吃年饭。那时候农村生活清苦，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每户只能养一头猪。杀年猪是件大事，家家户户都要请客。淳朴的乡亲们都把我们当作了客人，经常有老乡会请我们去吃杀猪饭。

　　　当队长把锄头等生产工具送到我们手中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从这一刻起，自己已经成为果乐村的社员。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期，队里为我们制定了工分标准，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每天8分。我们五个知青每天记八个工分，当时生产队里十个工分才值四毛钱。我的第一份“工资”就是每天4毛钱。但队长说了，等干满一年再按实际劳动能力评定。

　　　上山下乡是当时的潮流，个人无法抗拒。其次，从小受到教育，让我相信国家的每一个号召，再其次大多数中学生并不十分清楚，下农村意味着什么，将会面对什么。因此，大多数中学生还是平静地去面对这件事情。户口迁到农村后，没人说得准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虽说第一年口粮还有保障，但往后就得全靠自己挣工分养活自己了——不管在什么地方，靠自己养活自己，总是最基本的要求吧。我那时身高162，体重40多公斤，干体力劳动是我最大的弱项，但是我始终相信，只要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事情，我没有理由做不到。这也是我后来在课题组经常讲的一句话，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要努力做到。

　　　我们落户果乐村的时候是冬天，冬天是农闲的时候，农活并不多，主要就是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水利。修沟挖渠是我干的第一份农活，南方的冬天虽说不像北方那样冰天雪地，但早晨也是有霜冻的，赤着脚下到结着冰的水渠中是要毅力的。那时候，能干多少活其实是次要的，能咬着牙坚持下来，天天都准时出工，才是对人最大的考验。

　　　春节过后，很快就进入了春耕时节。先是收蚕豆，蚕豆收过以后，就挖垡子，就是要把田里的土翻过来，老乡说让阳光晒一垡子，老乡说这样能杀死土里的虫卵和杂草种子，庄稼的收成才会好。蚕豆是趁着稻田里的水分还没有干完全的时候，直接按到田中的，等蚕豆收割后稻田都变得十分板结，挖垡子就成了力气活。我使足全力也很难挖起大块的垡子，不管怎样我还是一天天的坚持着。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又起，起了又破，最后结成了老茧。

　　　挖完垡子后，就是往地里送圈肥。这个时候队里给分了一个轻松的活计，负责给分担圈肥称重。这样做是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记录统计每个农户家圈肥的总量，最后要折算成工分，记进每家的工分账里，二是这种活计是按挑的重量来记工分的，所以称重的人必须公平公正。我每天拿着秤，站在村口认真记录着一担担挑来的圈肥。晚上我及时整理好当天的记录，按时交给队里的会计。接下来便是修田埂，这是春耕前最细致的活计。田埂不仅要修得直，更要夯实，否则灌水时就会漏水。

　　　接下来就是犁田，这是力量和技术的结合。犁田虽说主要是牛在使力，但是在折返处需要从水田里提出几十斤重的犁铧是要一把力气的。我试着提了几次，每次都憋得满脸通红，铧犁却纹丝不动。犁完田，紧接着就是平整水田，老乡们管这叫“耙田”。人站在木耙上，由牛拉着在水田里来回穿梭，把高低不平的泥块碾碎抹平。耙田虽说没有提铧犁那么费力，但站在木耙上保持平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小心掉下犁耙，脚就有被犁耙下的铁钉拉伤的可能。经过十几天的劳作，村子里出现了一片片平整如镜的水田，在春日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这就开始插秧了。

　　　插秧向来由女社员负责，男社员的活计是挑秧送秧。我挑得少走得慢，常常拖慢我负责供秧那块区域的进度——这活儿也是按面积记工分的。女社员们虽常常笑话我，却也总悄悄给我减轻负担，我还没走到秧田边，她们就已经先从担子上把秧苗取走了。为了体验春耕的全过程，我主动去插秧。插秧看似简单，实则讲究颇多。左手握秧，右手分苗，每穴插两三株，深浅要一致，间距要均匀。我插得慢，常常成为女社员们取笑的对象。她们说我插的秧像喝醉了酒，东倒西歪的，时常在我的周边插满秧苗，让我进退不得。她们在更多的时候是在帮我，两边的女社员总是把秧苗插在我负责的插秧区域，让我能和大家保持着同样的进度。

　　　从春耕到秋收，仿佛只是一瞬间的事儿，转眼间那绿油油的秧苗，已然翻成了一片金黄的稻浪。望着眼前这片熟得金黄的稻田，我心中生出不少成就感，这里浸着我洒下的汗水，也印着我当初一步步笨拙的足迹。那时没有过多的农业机械，收上来的稻谷要靠人工摔打脱粒。这些活的劳动强度虽说比犁田耙田低，可稻谷的硬芒粘在身上，让人痒得坐立难安，又是另一番熬人的艰辛。稻谷收获后，首先要交公粮，当时体重不到50公斤的我，挑着60多公斤的稻谷和社员们一起把公粮送到公社的粮站。

　　　公粮交过以后，队里就开始分红了。工分乘以当地的分值，就是每人的总收入。第一年我挣到1800个工分。当年生产队的分值是10个分工值4毛钱，我的收入就是72元钱。之后队里再按劳力和人口分粮食，算下来总收入扣除粮食款后，有结余就能领到现款，要是收入抵不上粮食款，就是超支，得补完超支款才能领到粮食。第一年我没有超支，还分到了少许的现款，我做到了自己养活自己。第二年，队里看我干活踏实，虽然能力差，但不偷懒，把我工分涨到了9分。

　　　就这样我参与了从挖垡子到打谷子的全部农耕过程，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体会到了农村农民的不易。现在，在食堂看到有的学生把大碗的米饭倒掉，心里就会格外的不舒服。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农村普遍设有县级的农科所，公社有农科站，有的生产队还有农科组。队长大概是认为我是知青，就真的有知识，让我负责队上农科组的工作。我也就不知天高地厚接下了这份活，还一头扎了进去，其中的两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看到了水稻田中的秧苗叶上有一些褐色的斑点，对着县农科所发的《水稻病虫害防治手册》一对照，我猜测这是稻瘟病随即专门去大队部，打电话给县农科所的技术员，把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立即和队长做了汇报，征得他的同意后，便按照手册上的方法进行防治。这件事情之后，我有了一点“知识青年”的感觉。县农科所要推广“荷兰豆”的种植，队长把荷兰豆的种子交给了我们农科组，我招呼了几个农科组的社员，按着说明在队长划好的试验田里种上了荷兰豆。种下之后，我天天都去瞅长势，看着它发芽、抽叶，一天天往上窜，心里满是期待。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荷兰豆就出现了发黄和枯萎的迹象。我忙着去请教县农科所的技术员，他们也找不到原因，最后试种荷兰豆这件事以失败告终。这件事让我明白，种植庄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后来我时常会想，如果我是从农村直接考大学，说不定我就会报农科院校。

　　　1975年11月，经社员推荐我离开了插队落户的果乐村，到云南省粮油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两年的农村生活，磨炼了我的心智，锻炼了我的筋骨，让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能独立面对生活挑战的青年。在这两年，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明白了，人生路上，最大的依靠从来都是自己：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境遇如何，抱怨无用，逃避无益，唯有直面生活，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带着这份从泥土里悟出的信念，我走进了工厂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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