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8位学术转型者对谈：离开高校后，他们怎么样了？
2020年10月，博后第二年，28岁的翟亚慰申请晋升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教授。两年间，他发表了4篇SCI论文，学院评估后一致认为可申请晋升，但最终因研究工作不满3年，被学校驳回。领导劝他耐心等待，承诺下次一定没问题。
翟亚慰没熬到下一次，就走了。准确地说，是完全离开了学术圈。
如今，翟亚慰是一家导航技术公司的高级算法工程师，在工业界小有名气。回顾5年前的“出走”，他庆幸在人生的黄金阶段转向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比起为了KPI发论文，翟亚慰更希望做出一些产业导向、应用导向的研究成果。
翟亚慰是《离开的勇气：在象牙塔外重新定义自我》一书中记录的18位学术转型者之一。与他一样，书中的其他17位受访者无一例外，都曾拥有“典型的学术履历”。按照既定的人生剧本，他们本该沿着讲师、副教授、教授的阶梯稳步攀升。但最终，他们都选择了离开。
“或者说是一种‘逃离’。”该书作者邱继良说。邱继良从事校友工作13年，接触过很多在人生道路上“改弦易辙”的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他想知道，那些主动选择离开学术界的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过去多年的学术训练是否成了“沉没成本”？离开后的生活真的更好了吗？
18个人的经历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份独一无二的观察样本。它让人看到，学者的人生剧本并非只有一种。
“价值感不见了”
对于这些离开者而言，高校的吸引力已经衰退。反复修改的论文、一次次基金申请、毫无生气的课堂、无限繁多的行政事务……一个个高压时刻，使得从前建立起的价值感悄然消散。
樊增在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讲台上站了6年。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一口气从本科读到博士。2013年，他正式入职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与绝大多数刚刚走进高校的青年学者一样，最初的他也抱着一份未经世俗打磨的学术热忱。于他而言，这份工作圆了他的教师梦，“走上讲台的那一刻真是心潮澎湃”。
樊增认为，金融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理论层次丰富。老师应该帮学生打开视野，从不同角度解读学科、消化知识。每当看到学生豁然开朗的神情，一种成就感便会涌上心头。但这种源自教学的满足感，却被科研压力消耗殆尽。
樊增投入大量时间写论文、做项目，埋首于数据、实验与文稿之中，却要等待漫长的周期才能看到成果，充满不确定性。在高校的评价体系中，决定未来发展的依旧是科研，教学往往被视为可虚可实的“分内之事”。
还有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作为一位海归金融学博士，樊增的收入与同龄人相比已经不算低，但作为沪漂，他需要承担高昂的房贷和日常开销。这令他不得不多想几步，毕竟高校教师的收入增长空间实在有限。
在传统认知里，高校教职是“铁饭碗”的代名词。安稳、体面，是无数读书人追求的目标。可学术投入与经济回报之间的落差，逐渐盖过了讲台上的成就感。
这不是樊增一个人面临的问题。书中的受访者普遍反映，高校有一套固化又严格的优先级排序：科研大于教学，教学大于行政。而科研评估又依据等级鲜明的各档期刊和课题基金。要在“非升即走”的生态中活下来，许多人不得不在论文和项目的KPI上“死磕”，学术本质和教育价值反倒被置于次位。
应用型研究者罗宇就经历过同样的困境。2007年，罗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工作，他的科研工作以应用型课题为主，直接对接企业需求，有清晰的社会价值。依靠几篇SCI文章和几十万元的横向课题，罗宇在第五年升为副教授，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实干型的研究者。
可问题在于，他的科研工作以应用为导向，很多技术无法发表成论文。在论文为王的评价体系中，他在人才评优、职称晋升等方面比较吃亏，甚至可能面临考核不及格，失去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局面。
在书中，多数受访者提到一种“一眼望到头”的绝望感。比如阮峰，他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任教16年。从一同挤班车的老教授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六七十岁的样子。在这个发展迅速的时代，这种“一目了然”的安稳日子，反而成了一种困顿。
为了唤醒生活的可能性，2009年，阮峰开始创业。经过几次尝试后，他把目光投向了券商行业，决定做保障交易系统安全的产品。这个选择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要“保护”交易系统，阮峰想到的却是“破坏”——为系统注入故障，检测监控系统能否察觉到这些故障并迅速处理。他将这套“数字免疫”软件的底层逻辑称为“以失败对抗失败”。
那时，阮峰的做法令人费解。7年后，美国知名IT研究与咨询公司Gartner发文列举了未来十大技术趋势，排在第一的就是“数字免疫”。“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惊呆了，文章提及的‘数字免疫’六要素与我们完全一致。”
几轮融资下来，他们已与多家券商、金融机构建立合作，成为“数字免疫”领域的龙头企业。
从一个教电路原理、自动化原理课程的高校教师，到如今探索“数字免疫”领域的企业家，阮峰在市场中重新找到了自我价值。
罗宇的难题也在转型后得到了解决。用他的话讲，他“在大学里是边缘人物，在企业就是关键人物”。
从硕士阶段开始，罗宇就与企业合作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研究。因为见识过企业思维，他一直希望自己的知识能够落地，变成实实在在的应用成果。
在他看来，学校适合做“从0到1”的关键性技术突破，公司则更擅长技术落地。“技术落地需要更多科研经费支持、人员参与，既包括技术人员，也包括销售人员、财务人员等，这需要商业化的运作。”
如今，罗宇在一家生物公司担任研发总监，负责磷脂类及其他产品的开发，个人成就感比在学校当老师做科研时高很多。
而樊增延续了自己的教师梦，进入留学咨询行业，帮学生做学业规划、文书指导。“每当我看到他们通过我的指导进入心仪的学校，或在面对职业困惑时获得更清晰的方向时，我就觉得自己仍然在用教育能力影响学生。”
何同彬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了9年课后逐渐明白，自己真正的优势在于对文学现场的敏感和把握。他最终进入《扬子江文学评论》，成为一名文学期刊编辑。在这里，他可以持续面对活的、变化的、真实的文学现象，作出及时专业的评价。
薛恒潇热爱科普。辞去长安大学教职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科普工作，把复杂的专业知识转化成大众能理解的内容，促进前沿科技知识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
缪嘉嘉离开解放军理工大学后，专注于终端安全产品的开发。他追求的，是自己的技术成果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真实应用。
“找寻新道路，其实本质是对自我的探究。”邱继良表示，一次次转型背后，是他们对自我价值回归的渴望。
“你为什么离开大学？”在离开高校后，何同彬曾被人这样问。
最初，他引用了波德莱尔的比喻作答：“人生就是一座医院，每个人都渴望着调换床位。其实都一样，你从这张病床换到那张病床，你还是个病人。”
“大学很好，许多学者和专家在大学中生活、教学、搞科研。但大学有没有问题？肯定有自己的问题。那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新的系统就没有问题吗？其实不然。所以将这些职业都想成病床，无非就是从一张病床换到另一张病床。”
后来，他用米兰·昆德拉的“逃兵”来“粉饰”自己的选择。按原意，这个词赞扬的是那些愿意与社会保持某种疏离感、不愿随波逐流的人。
2012年，何同彬在南京大学第一次评副高时，文章够了、项目也有，但突然加码的条件让他措手不及——必须有国家级项目。而在此之前的评审规则对项目的级别没有强制要求。因此，他这次没能评上副高。
隔了一年再次申请，何同彬顺利通过了，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学校的考核要求的确通过了，但这种通过只是暂时的，后面还有更高的要求。当要求的节奏与强度高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势必会成为考核当中的失败者。即便使出浑身解数跟上了，也会一直生活在完不成考核的恐惧中，最终陷入为完成考核而殚精竭虑的被动劳作，成为一个完全被规训的人。我那时的痛苦就在于此，如果还继续待在这样一个体系里，我能否适应得了？或者说我为什么一定要适应这样一个体系？”
可是在内心深处，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个“逃兵”。
“我没办法适应大学这种对学术、成果的要求，我在这方面就是失败者、弱者，是被淘汰掉的落荒而逃者。我不反对这种结论，所以我换一个赛道。”
实际上，无论是何同彬还是书中的其他受访者，他们都没有离开学术，只是离开了学校，换了个场所罢了。
邱继良发现，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摆脱学术思维。他们有些人走向了离学术更近的领域，比如成立技术公司、研发生物产品。有些人看似走向了离学术很远的地方，比如担任企业高管、做商业咨询。但无论处在转型“光谱”的何处，他们都在运用学术思维。
何同彬来到《扬子江文学评论》后，做的仍然是批评家的工作，对文学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判断。这和他在大学课堂里讲文学理论本质相同。
此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多年的李小卫，4年前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他验证想法、测试工具时用的仍然是科研的严谨思维。
阮峰开发“数字免疫”软件，需要识别问题寻找规律，运用的仍是系统思维。
他们离开的只是高校这个场域以及与之绑定的评价标准，但带走的是学术训练赋予的思维系统。从这个角度看，从学者转型至其他领域，或许是令学术更具生命力的一种实践形式。
“我并不想追求什么成功学叙事。”邱继良说，“书中刻意避开了塔尖上的人，讲述的是大多数学者的转型故事。”
在征集受访者前，邱继良给自己划定了选人标准：博士毕业、曾在高校工作、离开高校创业或就业、年龄在40岁以下。按照这个标准，他从朋友圈和校友会网络中筛选出40位候选人，最终有18位写入了书中。
“有人向我推荐五六十岁上市公司老板，但这类人的成功与时代相关，红利已经散去，年轻人复制不了。我希望这本书出来后，对现在的年轻人有点参考作用。”邱继良说。
和书中的受访者一样，邱继良也曾经历体制内外的转换。他在公务员系统工作12年，从1992年起，先后在苏南某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纪委纪检监察室、文化局任职；2004年，他选择了离开。
那时，很多人挽留，父母与亲戚也十分不理解他的选择。
每当这时，邱继良总会想起自己的表哥。2002年，邱继良的表哥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他在殡仪馆看到冰冷的遗体，意识到意外总是突如其来。“昨天还在一块吃饭，第二天早晨就出车祸去世了。那一刻我想明白了，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2012年，邱继良加入了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做公益，13年间创建了覆盖160多所高校的全球高校上海校友联盟。2024，他开始运营“邱师兄”视频号，采访校友企业家。
“我从公务员系统出来，他们从高校出来，都需要打破原有的安稳工作状态，去迎接新的挑战。”他说，机会是自己去创造、去抢的，做了再说。做了以后能不能成功，谁也不知道；但不努力、不尝试，肯定不会成功。努力十次，也许成功一次；但不尝试，就只能原地踏步。
“离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最关键的是要有离开的勇气。”邱继良说。
*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