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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春天》之后,一个家庭如何面对命运落在身上的雨?


速读:影片摘得2018年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奖,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陆庆屹的才华开始为行业所知;

多年前,陆庆屹的纪录片《四个春天》,让一个贵州县城的普通家庭充沛的生命力和情感,借由影像触动了无数观众。2014年,拍摄纪录片时,陆庆屹的姐姐患病去世。之后,他的父母相继病逝,哥哥在北京被诊断出肺癌四期。这几年,陆庆屹被虚无和紧迫感缠绕,他不时怀想起父母的一生。

“你经历的所有东西都可能像头上的雨……就好像那股从独山山顶上流入大海、又蒸发到天空里边去的水是一样的。当你有了这种体验,你会觉得这世界很广大,而你又跟它紧密相连。”2026年,陆庆屹出版了散文集《落在我身上的雨》。书中有他少年的莽撞、青春的迷茫和纯粹,更包含了他希望发掘的、父母那代人被埋没在时光河流里的璀璨。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责任编辑:周建平

1963年,父亲帮母亲择野草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1963年,父亲帮母亲择野草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2019年,父亲帮母亲摘野草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2019年,父亲帮母亲摘野草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2018年以后,我再也没看过《四个春天》。”

40岁后,陆庆屹拍出了这部走入院线的纪录片首作。一个贵州独山普通家庭充沛的生命力和情感,借由影像触动了一众评委和观众。影片摘得2018年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奖,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陆庆屹的才华开始为行业所知;哥哥陆庆松的音乐禀赋和生活方式此后也被媒体报道。

变故来得猝然而猛烈。2014年,纪录片拍摄时,陆庆屹的姐姐庆伟患病去世。之后,父母相继病逝,哥哥在北京被诊断出肺癌四期,病情靠吃靶向药逐渐稳定。

这几年,陆庆屹被强烈的虚无和紧迫感缠绕,他不时怀想起父母的一生。他们很少干涉子女,不抱怨命运,总是保有善意、天真和好奇心,对自然、文艺和新鲜事物充满热情,让陆庆屹在视觉影像上越走越远、陆庆松得以沉浸于音乐和散淡而充实的日常。

久未回到独山老家的陆庆屹,日前出版了第二本散文集《落在我身上的雨》。书中有他少年的莽撞、青春的迷茫和纯粹,更包含了他希望发掘的、父母那代人被埋没在时光河流里的璀璨。在银幕和书本内外绵延近10年的陆家故事,连同观众的关注和共鸣,形成了难得的聚合效应: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在这个家庭构成与人的心灵开始变得空心化、离散化的时代,亲情中那些无保留的爱、接纳和理解,总能帮助人抵御艰困,找到自己在世间的位置。

赞美之家 “来,试试我做的希腊酸奶,一定要加辣椒酱哦。”采访间隙,陆庆屹在厨房发出邀请。

一块厚重、扎实、醇香的酸奶躺在碗中央,佐以泛着咸酸鲜香的贵州油辣椒。旁边的碟子里盛着嫩黄瓜。

在拍《四个春天》之前,豆瓣账号为“起床,吃饭”、被称为“饭叔”的陆庆屹已有为数众多的关注者。他们被这个账号吸引的原因之一,是两位寻常又特别的县城老人。

2012年,接触豆瓣时间不长的陆庆屹随性写了一篇随笔《我妈》,两天内就有一万多次推荐,留言超过1300条,“所有的留言都是祝福,说很想回家拥抱爸爸妈妈。”一年后,他写下《我爸》,同样获得大量关注。

陆庆屹在家中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陆庆屹在家中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那时,他手头攒了不少每年春节从北京回到独山拍摄的生活照和老家照片。原本他对这些不以为意,网上热烈的回复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从2013到2016年,他利用四次春节回乡拍下了一家人的生活,这成为电影《四个春天》和同名散文集的基底,也成为他此后不断续写家乡与亲人的源头。

壮年时的陆运坤囿于家庭出身,在县城当教师;李桂贤要带弟妹,早早挑起家中重担,没再念书。“我跟我哥有几年都觉得,这家族就活像(《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每个人都快找不到活路了。”眼圈泛红的陆庆屹说道,“可是我们那次去上坟,全家二三十个人,这种团结还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三舅妈当时拉着我说,庆屹,要没有你妈,这家就散了。”

他们从不抱怨。一个书生父亲,一个主妇母亲,从铁匠铺借来两把大锤,在家后门外辟出两块平整的地,再去两里地之外挖来黑泥,种上蔬菜,养鸡养鸭。

1997年,陆运坤从独山的师范学院退休,陆庆屹还在北京漂泊。当时,父亲的单位决定集资建楼,每家出三万元,一两年就能拥有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父母并未参与,他们想盖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为了三个孩子回家时有各自独立的房间。在彼时的独山,这算得上“石破天惊”。

“母亲说这是自己的天地,在这里面,玩什么乐器都影响不到别家,(可以随时)邀朋友来唱歌跳舞。自由自在,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从内心意愿作出选择,甘心承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父母的人生态度,也成为陆家人的写照。

父亲修理家电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父亲修理家电 图/陆庆屹《落在我身上的雨》

为了还债和供孩子上学,陆运坤开了修电器的门面,李桂贤带着全家上街捡西瓜皮、接做刺绣背带的活,凌晨4点拖猪赶早市,只为从给价高的广西肉贩子那儿拿个好价钱。“丢面子”,不存在。这种能干和闯劲还带动了亲戚和师范的同事,整个西瓜季一片热火朝天。

有一年,为了给三舅妈治高血压,父亲和母亲去山上摘地瓜藤,家里的天井全铺满了。他们一根根洗,晾干,用柴刀剁碎。陆庆屹每天听到噔噔噔的切藤声,木墩子的小碎片四处飞溅。他把腿都蹲麻了,颇为不解。“我说爸你不烦吗?他就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有什么好烦的呀?”他才明白,所谓困境,就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过程——甚至是可以感受到乐趣的。这种信念和乐趣,支撑着陆庆屹度过了剪辑电影的煎熬期。

李桂贤常说,“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傻瓜。”陆运坤会拉小提琴、拉二胡、弹吉他,鼓捣摄像剪辑,全是自学。没学过地方戏的母亲去山里收集了十多本山歌素材,还被请去当接亲歌手。她会掏五千多块给丈夫买手风琴,庆伟也会在1990年代刚挣到钱时就花两万多块给父亲买DV。

别人家爱打麻将、打牌,陆家夫妇最喜欢爬山和唱歌: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

广阔的大路上歌声飞扬

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

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

这首节奏明快的《青年友谊圆舞曲》,夫妻俩在家闲坐时会唱,一家几口聚会时会唱;姐姐去世后,老两口去给女儿上

主题:陆庆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