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璟刘毅然：投资的兵棋推演和金银铜牌|《中国风险投资史》系列访谈②
（来源：元璟资本）
本期研讨会成员
元璟资本管理合伙人 刘毅然
投中网编辑 《中国风险投资史》作者 蒲凡
投中网编辑 《中国风险投资史》作者 张楠
“ 我不怕折腾自己 ”
蒲凡： 张楠老师比我更早认识刘毅然，我很好奇你最初见到毅然时，是什么观感？
张楠： 我和毅然有过一次三个多小时的深谈。后来投中办活动，毅然也经常参加，会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我在这次提纲里也写到了这一点： 毅然是一个看上去各方面都非常 “ 正 ” 的人 。 我们形容一只股票，或者形容一个人，经常会用 “ 浓眉大眼 ” 这个词。而他就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正，而且 “ 毅然 ” 这个名字也非常正。
蒲凡： 你喜欢这个评价吗？
刘毅然： 听起来不是坏事。但做投资，通常太板正，可能很难获得超额回报。投资往往要出奇招，甚至出 “ 邪招 ” ，才可能出现奇迹。所以你第一次这么说时，我还挺意外的。好像也是第一次有人用 “ 正 ” 来形容我的长相和整体感觉。
工作风格上可能确实有一点。这应该和我过去的经历有关。我是从国际大公司入行的，经过千军万马、层层选拔才进去；而且先做卖方，后做买方。卖方的经历，就是我在投行工作的那段时间，让我知道应该怎样专业、职业地服务客户。这些经历给我留下了高度自律和职业化的底层基因。很多事情，我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完美，但我知道怎样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可能就是这些经历，形成了我今天的风格。
蒲凡： 那咱们就顺着这段自我剖析聊。你提到，自己的风格受成长经历影响很大。你的经历里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你是工科生，学的是电子工程，但职业生涯为什么没有奔着工程师去？
刘毅然： 我提前 20 年学了一个行业，我学的是光电子。
张楠： 今天太火了。
刘毅然： 对，所以今天我做光电子投资的成功率还不错，我们有一些发展得不错的项目。但当年我博士毕业时，那一代光通信技术，已经把人类未来 20 年需要的海底电缆和通信带宽都铺得差不多了，所以暂时出现了专业和就业机会的错配。再加上当时我在伦敦，伦敦是一座高度发达的金融城市，很容易就从理工科转向当时更火热的金融市场。所以我没有从事本专业，毕业之后直接进入了金融行业。
蒲凡： 你会觉得特别不适应吗？我们通常认为，当代教育体系的宗旨，就是在不断挖掘和放大一个人的天赋。你能够在英国学电子工程，还拿到奖学金，说明你在理工科方面很有天分，也一定受到过很多正向鼓励。后来突然转向金融，会不会有一种天赋被挥霍了，或者放弃了自己天赋的感觉？
刘毅然： 很多事情回头看，路径都很清楚，（我能做好投资人工作）恰恰因为有理工科背景。我当时虽然进入了金融行业，但选的是科技属性最强的金融工作。比如我没有去做高频量化，也没有去做交易，而是选择了科技行业的投行。因为只有这个方向，才能让我继续跟踪和参与科技行业的发展。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但有一个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打开工作电脑时，里面是一个个以全球 500 强科技企业图标命名的文件夹。点进去以后，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最近在进行什么并购、准备收购谁。那一刻你会发现，自己学的东西还是有用的。原来西门子在做这个，原来飞利浦在做那个，你仍然能够参与科技产业。
张楠： 昨天有位嘉宾的经历和你很像，也是从金融机构、美元 PE 一路转到 VC 。我当时问他，从 PE 转向 VC ，我们也聊了同样的话题，问他这个跨度大不大？现在也想问问你的答案，除了从工科转向金融，你还从 PE 转向了 VC 。
刘毅然： 这和所处的年代有关。我 2009 年回到亚洲、加入淡马锡时，正好赶上移动互联网的起点。到了 2010 年，我们已经开始看小米。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精力会被那一大波创新无限吸引 。 比如小米做米聊时，我们会研究加拿大黑莓推出的聊天软件。 是那个时代吸引着我们不断走向创新行业，而且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 再加上我本身有理工科背景，这种成就感和愉悦感会被进一步放大。我不是一个只愿意算数字的人，算数字也不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原因。
所以，我开始不断向创新和更早期的投资阶段靠近。并不是所有 PE 机构，都能够给投资人锻炼早期投资能力的机会。反而是在淡马锡的那段经历，让我形成了一个全栈的投资视角，也得到了不同阶段的投资训练。这一点，我一直很感激。
蒲凡： 这个学习过程难吗？
刘毅然： 我觉得自己肯定是乐在其中。无论历史上成功还是失败的案子，今天想起来都历历在目。 我也很荣幸，自己能在那一轮大潮里扮演一个参与者的角色。 手机兴起时，我在做什么？安卓兴起时，我在做什么？当时做出了哪些正确判断，又做出了哪些错误判断？所以小米上市时，我还饶有兴趣地翻出了我们当年的报告，看看自己当时哪句话说对了，哪句话说错了。我觉得，有兴趣才能坚持。一个大的产业周期最终形成闭环，也会让你产生很强的成就感和参与感。
蒲凡：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愿意接受困难和辛苦的人。因为刚才我在你的回忆里，频繁地听到三个字，叫 “ 应该的 ” 。专业和就业环境错配了，那我就应该寻找新的方向；从卖方转到买方，需要重新学习，而且也没人教，虽然很难，但这也是应该的，扎进去做就行了。
刘毅然： 有个朋友曾经问我： “ 你有没有想过去创业？你有一种折腾自己的潜质 ”—— 对， 我不怕折腾自己 。
回头看，我过去几次重要的转折，都是自己争取或者主动选择的，并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也不是碰巧走到了那里。第一次，是从科研转向金融。从博士毕业到找到投行工作，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你的背景不典型，别人未必愿意要你。当时我是自己给伦敦金融城几家投行的负责人写邮件，直接问： “ 我是这样的情况，你要还是不要？ ” 最后七家顶级投行里，有两家给我回了信。我就在非校园招聘的周期里，把这份工作拿了下来。
而且很有意思，同一家投行的校园招聘系统给我发拒信，和业务组老板给我发聘用信，是同一天到达的。这就是一次自己努力争取来的结果。 2008 、 2009 年，我离开欧洲回到亚洲时，又赶上金融危机。跨地区找工作，经济形势也很差，还是我自己联系亚洲的工作机会，最后和淡马锡的老板谈出来的。我此前从来没有想过去新加坡。
后来加入元璟，也是在工作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些产业发展趋势，有意识地开始思考：下一代基金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做投资？也正因为这样，才有机会认识吴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来自自己积极的选择和抉择。
“兵棋推演和投资的金银铜牌 ”
张楠： 我们这几天也一直在聊这个话题：一个人过去的人生是否顺利，会不会影响他未来对事情的判断？
刘毅然： 这个话题很深，也是我这几年的一个感悟。我刚开始做 VC 时，最不服的一句话就是 “ 历史业绩 ” 。当我自己没有历史业绩时，我觉得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我是真的从心里不服，不只是表面上不服。我觉得，你历史上投过什么项目，和下一次能不能打赢我，没有关系。
但十多年下来，我开始觉得，成功还是有规律的。 产业可以变化，但一个人的投资思路，以及一个人能够成功的原因，很多是可以重复的 。 所以今天，我会更加尊重一些优秀的习惯，也更尊重资源和经验的传承 。我并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就可以直接大闹天宫 。现在的我，对历史和传统比过去更加尊重。
蒲凡： 所以你觉得，自己过去的经历虽然看起来很精彩，但并不适合用运气好、一路顺来解释。那并不是 “ 顺 ” ，更多是努力的结果。
刘毅然： 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顺。 刚才提到的每一次转折，当时其实都可能存在一个看起来更好的选择，甚至是那个阶段的局部最优解 。 如果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今天的整条路径都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回头看，这些连续发生的结果，我觉得也很好。它更像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
蒲凡： 是的。刚才提到，你有朋友评价你，认为你很适合创业。在我看来，你从淡马锡出来，带着滴滴这样的代表作，前面还有大众点评等项目，而且正好经历了 2012 年到 2018 年那段很好的时期，按照你的资历和年龄，当时确实应该去创业，做 VC2.0 。哪怕不做一家实业公司，也应该成立自己的基金。
刘毅然： 严格来说，我是 2016 年出来的。我觉得自己是出去做中国 VC 的 3.0 ，做 2.0 已经晚了。 2018 、 2019 年很多火热的 IPO ，都是 2014 、 2015 年投的。年份差一年，差别可能就很大。到了 2016 年，很多案子已经没有了，或者 VC 已经投不动了。当时考虑要不要出去干，更多是看中了所谓第三代的机会。
我们经常用三代来概括中国 VC 的发展。第一代是 “ 大品牌 ” ，也就是 2008 、 2009 年前后进入中国的那些大基金；第二代是青壮派分裂，从大基金里走出一批青壮派团队，但他们大多在 2013 、 2014 、 2015 年已经出来了。我们当年算是比较早地尝试 3.0 。年龄上还属于广义的 2.0 ，仍在当打之年，但中国科技生态已经明显出现了生态化，各个山头开始出现产业巨头。接下来的问题就很明确： 如何与巨头共舞，如何围绕巨头的产业资源做一些事情 。 如果能把这些结合起来，结果可能会更好。
当时也有不少同龄 VC 邀请我一起干，但我看到元璟这个机会，觉得它兼具 2.0 和 3.0 的优点，又有产业方的资源禀赋，所以更有意思。我就投身进去，探索一种 3.0 的做法。
蒲凡： 你刚才那段话，是你后来总结出来的，还是你当时就想明白的？
刘毅然： 我 2016 年募资时就是这么讲的。你现在去找当年见过我们的 LP ，材料里清清楚楚写着 1.0 、 2.0 、 3.0 ，下面也都有具体案例。淡马锡的投资射程很宽，可以投早期公司，也可以投基金。所以 2015 、 2016 年时，中国大部分美元基金我都有所涉猎和了解，我们也会对中国美元 VC 后续的发展形成判断。我们是带着自己的判断，把自己投进了这只基金。后来淡马锡投资我们，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因为我们确实在践行这个理念。所以这肯定不是后来补出来的。
蒲凡： 但是我很惊讶，这好像具备了一个上帝视角，去俯瞰说我预判 10 年之后的事， 20 年之后的事，我还能全局总揽现在的行业的现状和现在的行业困境。我们都说当局者迷，从现在看你一点都不迷，怎么做到的？
刘毅然： 当然，这和今天回头看有很大关系。但 1.0 、 2.0 、 3.0 这套想法，确实是第一天就想好的。我必须先把一件事想清楚，才会放弃前面十几年的积累，跳出去创业。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想法？我很感谢淡马锡和 PE 阶段的训练。
PE 面对的是一个半成熟的产业，或者一张已经打开一部分的地图，需要思考后面会发生什么。很早期的 VC 或天使投资，更多是 bottom-up ，从底层的人和事出发，其他东西还可以想象。 PE 面对的产业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更像玩《魔兽争霸》：地图已经开了一部分，你要判断剩下的敌人在哪里。这种训练更容易形成结构化思维：整张地图是什么样？我今天处在什么位置？产业的生态边界在哪里？后面的竞合关系会怎么演变？
另外，我也受益于淡马锡投委会的训练。 新加坡实行全民兵役，一些不同兵种的司令退休后会进入我们的投委会。他们未必那么懂投资，却会用兵棋推演的思路和你讨论 ： 这个产业发展到了什么阶段？生态边界在哪里？后面应该如何推演？ 我在那里学会了很多，也逐渐形成了用战略和板块的方式看待变化的习惯。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训练。
蒲凡： 这个视角特别有意思啊，你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从全民兵役这个角度来解读淡马锡。
刘毅然： 对，所以严格来说我也是改行，我原来做的是 PE ，所以 2016 年我进的是 VC 。
张楠： 我刚才也想说这一点。 PE 和 VC 严格来说有很大区别。淡马锡也会投一些早期项目，但综合来看，它仍然是一家亚太地区很大的 PE 机构。 如果把 PE 的逻辑高度抽象成两个字，就是 “ 算账 ” 。 EBIT 怎么算，后面的现金流怎么形成，都要尽可能算清楚。我想问毅然，这种思维方式在你从 PE 转向 VC 时，给了你什么帮助？
刘毅然： 当然有帮助。你说 PE 讲算账，但我们（淡马锡）投的大部分案子，也没办法精准算账。我们当年投小米、滴滴、美团时，账都很模糊。比如投滴滴时，我们还在算打车和自己买车、停车，究竟哪一个更划算。因为当时滴滴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出现，平台上主要还是出租车。按照外资 PE 的要求，我们会把账算得非常详实、有理有据。但后来你会发现，公司可能会变得非常大，而那些数字并不是决定投资成败的核心。
这段经历让我逐渐明白，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可以变化的 。我们的 IC 是全球性的，也横跨多个行业，很难围绕某个国家的某个产业，展开特别深入的微观讨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出一些好的投资，说明当时讨论对了另外一些更基础的事情。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 很多投资之所以做对，是因为最基础的几个判断做对了，并不在于你算出公司明年能够打平 。 很多案子最后出错，也往往错在当年最不愿意承认、最想回避、最不愿意讨论的那些风险 。 你最终还是逃不过它。
今天在元璟的投委会上， 我最强调的是 “1 、 2 、 3” ：把投资最重要的一到三个原因说出来，而且必须排序。 第一个原因一定是最大的，不可能三个原因各占三分之一。通常第一个原因可能占 50% ，第二个占 30% ，第三个占 20% ，前三个原因已经解释了这个案子的 90% 。你算的那些账，或者其他信息，可能只是剩下的部分。
这种讨论会逼着大家去繁求简、去伪存真。这个项目最本质的理由，也许就是团队足够强，他以后会变化、会成功。你不需要再用很多机会去粉饰它。我甚至会把这个理论推到极致。 人类的运动会为什么只有金、银、铜牌？因为这差不多就是成年人的注意力极限，人类社会最容易记住前三名。 所以不管你自己写投资材料，还是和投委会沟通，都不可能用半天时间讨论一个案子。你必须优先提炼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一个原因连前三都排不进去，它的权重必然已经很低。
“ 共享单车是整个行业必要的一课 ”
蒲凡： 我想用你的魔法来攻击你。你 2016 年做的重大的选择，不仅仅是加入元璟，另一个抉择是你搁置了自己在淡马锡时期的擅长的投资领域，转入了智能驾驶。那么你当时列的 1 、 2 、 3 是什么？
刘毅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我的答案有点 “ 作弊 ” 。因为我离开淡马锡之前，已经开始看新能源汽车了。淡马锡在我离开的前后投资了蔚来，我参与了前半段工作，包括管理层访谈，也和李斌建立了联系。所以这个问题，我当时已经思考了一半，也做了大量产业研究，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只是等我出来时，蔚来的融资已经过去了，我需要再找一个标的，后来遇到了理想。
在淡马锡的七年里，我们投过软件、硬件、互联网等多种生态，再往前也投过消费品等更综合的产业。 我一直觉得，投资人的视野不能太窄。如果成长和训练过程中只盯着一个特别窄的方向，未必是好事 。 所以我带着一个半成熟的视角开始做元璟。
回头看，当然很幸运。更重要的是，那时互联网已经走到后半程，增速开始放缓。找到新的突破点、新的生态拓展方向，非常重要。我们当时是一个半有意识、半无意识的过程，也可以说误打误撞地展开了新的生态。如果没有撞到这个案子、没有走向这个方向，我们也许会继续摸索别的机会，也可能被困在互联网里。所以理想这个项目，对元璟打开后面的生态思路非常重要。
蒲凡： 或者说你是带着我要投理想，或者投这个领域的预期去加入元璟的吗？
刘毅然： 不是。之前我划分的 VC1.0 、 2.0 、 3.0 ，本质上还是按照互联网产业的划分。因为互联网产业里已经出现了 BAT 这样的巨头，小米等公司也成长为巨头，所以那是一套偏软、偏互联网世界的思路，和电动车并没有直接挂钩。但小米那段经历，让我在遇到理想时有非常强的代入感。电动车是什么样、几座的车，这些基础问题，在淡马锡看蔚来时已经研究过了。
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对这个问题的很多思考，与我们当年对小米的判断如出一辙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小米重新来了一遍。 所以这个案子反而很简单。一个很明星的创业者，加上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我觉得应该做。至于当年有没有严格按照 “1 、 2 、 3” 来写，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三个理由并不难提炼。
蒲凡： 那在内部讨论过程中有过争议吗？
刘毅然： 我觉得对于那个时候刚成立的元璟，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自主度跟开放空间的，一定程度上我们在试错或者是在赛马。大家都有一些自己，比较强的信仰跟信念的时候，会有一些空间。
蒲凡： 没人挑战你？
刘毅然： 这有什么可挑战的？一个做过几十亿美元上市公司的创业者，出来做 “ 中国的特斯拉 ” ，方向也成立，没什么可挑战的。
蒲凡： 我突然又想回到那个词了，还是很顺，这个机遇可遇不可求：加入了一个新行业、一家新机构，这家新机构又给你恰如其分的开放空间 ……
刘毅然： 这里面不顺的事情也很多。人永远都是这样，回头看，总觉得当年投得太少。理想上市那一天，我重新看当年的那期基金，横向比较，发现创业者素质超过李想的人并不多；从产业空间看，我们当年投的各种小应用，能够超过电动车、超过特斯拉的也不多。这样的人和事加在一起，我会反思为什么不敢把更大的基金比例压上去？
可能一方面受限于基金的比例，另一方面也是刚开始创业时仍然有一些青涩，不敢重压。所以遗憾也很多。我们当年也参与了共享单车，留下了非常痛的教训。所以很难说每一件事都顺。
蒲凡： 我再追问你一个有点压力的问题。那段时间全民讨伐共享单车是批量制造城市垃圾，全民讨伐共享单车乱局是一场资本的狂欢。你作为当事人，你当时心态是什么？
刘毅然： 交割完的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拉开窗帘，看到街口有一辆共享单车骑过去。 那一刻我有很强的时代代入感，觉得我们在助推中国的一次社会转型 。 今天共享单车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产业中间经历了痛苦的调整和挤泡沫，但最后还是变成了新的生活常态。无论当年我押中的是赢家还是输家，我从头到尾见证了这个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 共享单车给整个资本市场上了很有必要的一课 。 以今天的硬科技标准回头看，它的技术壁垒并不高，主要还是模式创新。当时我经历了赶集与 58 、滴滴与快的、美团与点评等合并。连续几次合并之后，资本进入了一种疯狂状态，认为只要合并就能赚大钱。我甚至听过后轮投资人的逻辑：两家公司合并后，客单价可以涨 50% ，然后就能盈利、上市。 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投资行业会变成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甚至有些病态的行业 。
共享单车最后没有按照大家预想的方式合并，也是在提醒这个行业： 应该认真做投资、学习产业、思考终局，不能每一次都只赌合并。资本也应该输一输，如果资本永远只靠同一套玩法获胜，行业不会健康 。所以理想上市时，我在朋友圈留言说，终于看到一家不靠烧最多的钱，而是认真做好产品的公司，得到资本市场的奖励。 这件事非常重要。回头看共享单车，也会让我反思：如果投资的逻辑只是模式创新、只是押注合并后就能赚钱，那这笔投资的技术含量太低，投资也会变得没有意思。
“ 元璟拥有自己的希腊神庙 ”
蒲凡： 我特别好奇，你们刚开始成立元璟的时候，你会觉得阿里系是一个你们被束缚的一个标签吗？
刘毅然： 元璟、阿里之间是一种健康的支持与合作关系。我们并没有受限于阿里一定要做什么，基金是我们个人发起的财务基金，并不带任何战略意志。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解释，这是一个 1+1>2 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 “ 阿里出身 ” ，并非 “ 阿里系 ” 。
今天再看这件事，我反而会更加自豪。现在 “ 阿里系 ” 带有更强的褒义，因为很少有一个巨头能够穿越多个产业周期，并且在每个周期里都保持领先。从消费互联网到云计算，再到今天的 AI ，阿里仍然在 “ 老树发新花 ” ，在这一轮 AI 里也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蒲凡： 你们会去刻意证明自己跟阿里不同吗？
刘毅然： 不用刻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随着早期投资的项目正常发展，市场很快会看到结果。我们自己怎么解释没有用，最终还是要靠结果证明：这段渊源没有造成限制，反而带来了很多额外帮助。市场自然会理解，和我们合作的基金也会更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蒲凡： 那你什么时候觉得 “ 元璟 ” 这个品牌立住了呢？
刘毅然： 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信号。元璟第一期基金的出资结构相对内部化，第二期才是纯市场化募集，相当于从零开始接受考验。到了第三期，市场再次给我们机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品牌算是立住了。碰巧那一阶段，理想、涂鸦等项目也陆续 IPO ，第一个投资周期开始形成闭环，国际顶级机构多次复购、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自己总结元璟的发展，也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组团队，一切从零起步。第二阶段是做品牌，要向市场证明：这只基金叫元璟。它是一家独立机构，是一个新上牌桌的选手。第三阶段是做生态。我们有时开玩笑， 说做基金像练九阳神功，练到第三层，就不能只满足于 “ 元璟是一家机构品牌 ” ，还要搭建自己的 “ 希腊神庙 ” ：这座屋子有哪些支柱？每一根支柱承担什么生态作用？能给后面的企业带来什么帮助和指引？
蒲凡： 因为现在处于一个做生态的过程中，还是说。
刘毅然： 对，生态已经开始有一些初步的结果。
理想的投资，代表了元璟从互联网向硬科技的一次突变。我们本身有互联网背景，在智能化上有一定积累。后来产业发生变化，智能化的主战场从互联网换到了 AI ，我们后续大量 AI 投资也围绕这一基础展开。因为元璟和阿里保持着很好的互动，而阿里今天又是 AI 领域的带头大哥之一，这也构成了我们生态的一部分。另一条线来自理想汽车。我们从一个案子进入一整个产业，后来投资了电动汽车上下游、自动驾驶等十几个项目。再往后，我们把 “ 大单品 ” 的思路从汽车延伸到了机器人。
今天，元璟至少形成了三个产业支柱。机器人领域我们已经投了五六家公司，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方向合计至少有七家独角兽，最近也投资了一两个从理想出来的创业团队。从一个案子发展成一个行业，再发展成一个生态，这背后是接近十年的经营。今天很多人讨论财务资本如何面对 CVC ，我的一个答案是： 财务资本也可以自带生态，也可以自己创造生态。我们不可能永远只活在互联网的世界里 。
蒲凡： 听起来感觉这一段表述就是你做元璟以来成就感最强的事情。
刘毅然： 这是我们长久以来想要的东西。我们肯定不只是为了追求一两个案子，或者凭关系拿到份额。我们想认真做一家符合时代方向、同时拥有持久竞争力的新机构。这是这些年和吴总反复探讨、逐步打造出来的东西。今天只能说有了一点小成绩。十年已经过去，我们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更大的成就，但这些都需要时间。也正因为如此，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会更加尊重历史和传承。 很多东西不经过时间无法形成，老基金天然拥有很多新基金跳不过去的优势 。
张楠： 可如果说元璟要做一片产业支柱的话，那么其实其他公司也能做，元璟的差异化在哪里呢？
刘毅然： 元璟今天的生态，是这些年不断迭代、摸索出来的，并非一开始就预设好了。但最后在哪些事情上形成生态，是实践中逐渐找到的。如果当年投中了一个卫星项目，也许我们会围绕卫星互联网形成一套东西。
但我一直在内部推崇两个关键词： 专注和传承 。互联网行业逐渐饱和以后，元璟也需要寻找新机会，与时俱进。但怎么向新产业走，非常关键。如果你从互联网背景突然跳到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第一，你凭什么有资格？第二，跳过去的风险会非常大。所以我一直主张 “ 履带式前进 ” 。要结合自己的出身和未来要去的方向，设计一条合理路径。
我经常画一个像漩涡一样的图：慢慢滚过去，不要一下子跳过去。一下跳过去，很可能摔得粉身碎骨；履带式前进则有传承和过渡 。 我们能够从互联网过渡到 AI ，是因为本来就有互联网和智能化积累。汽车是一次突变，在汽车上打出一个点以后，我们又从汽车滚到了智能机器人生态。
元璟是谁，过去做过什么，共同决定了今天的元璟。元璟碰巧投了理想，又拥有互联网背景，在这两个点上逐渐发展出一个核心的 “ 智能科技生态群 ” 。每家机构结合自身出身，最终走出的路都会不一样。如果没有相关方向的沉淀和积累，我们也守不住这样的生态群。这既有有意识的积累，也必须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
蒲凡： 听完毅然的介绍，我觉得元璟的创业经历特别像一款开放世界游戏。你一开始拥有一个开放世界，可以自由建设，也知道自己有这种力量，但并不知道应该怎么使用。于是只能不断尝试、不断调整，这是一个持续熵减的过程。 2016 年回头看，元璟带着光环、资历和出身进入市场，像一个拿到开放世界权限的玩家。 这个过程相当独特，也决定了你们对建设方法论、找到一条故事主线的执念，可能比同期其他 VC 都更强？
刘毅然： 基金是讲年份的，也就是所谓 vintage 。同一年成立的基金才具有可比性，因为大家面对的宏观环境、产业竞争，以及项目估值大致相似。我觉得那个年份的基金，或多或少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 我们并不是从平地开始，第一次把风险投资带到中国，可以随意定义这件事 。 在市场上已经有几十家有成就的基金时，后来者必须思考如何后发先至，如何走出一条新路 。 方法论上必须有自己的思考和突破。如果做事情的方式没有更好的智慧，结果也不会凭空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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