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三线极限施压，同时对准中国、加拿大、伊朗
据悉，美国的经济制裁将针对伊朗获取美元的渠道、支持其石油收入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和网络、网络行动以及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采购
文｜《财经》特约撰稿人 金焱 发自华盛顿
编辑｜苏琦
随着伊朗战事陷入代价高昂的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雄心勃勃的外交议程也逐渐显露出“战场难以速胜、谈判迟迟无果”的困境。数月来的军事打击并未迫使伊朗作出特朗普政府所期待的实质性让步，从伊朗到加沙、乌克兰，特朗普试图通过强势施压迅速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也接连陷入停滞。 更棘手的是，海外战事的成本正在沿着能源和通胀链条向美国国内传导：爆发半年多后，伊朗战事正从油价、民调和国会三面反噬特朗普的国内议程。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8月14日美国汽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4.08美元。这一数字比一年前的每加仑3.16美元上涨了29%。特朗普曾经承诺的“压低通胀、避免漫长战事”，正越来越成为反噬其政治信誉的两道压力。
这种压力已开始转化为选票风险。8月24日公布的路透/益普索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施政支持率连续第二次停留在33%的历史低位；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仅占31%，而83%的美国人预计战事还将长期持续。传统上，9月7日劳动节意味着美国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冲刺阶段，而共和党目前仅以微弱优势控制国会两院。随着海外冲突迟迟无法收场、国内生活成本压力持续累积，一些原本并不被视为高风险的选战也开始出现松动，共和党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从进攻转入防守。
外部战场无法迅速兑现胜利，内部选举时钟却正在加速。 在这种内外夹击之下，特朗普政府开始把外交上的“交易艺术”进一步推向更具强制性的权力政治，试图在中期选举前重新夺回主动权：一方面继续加码对伊朗的军事与经济围堵，将二级制裁扩大至全球任何保持商业往来的实体与国家，甚至动用了“移出美元体系”这种终极金融武器。另一方面把压力集中投向中国和加拿大两个截然不同，却都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对象，由此形成一套针对敌手、竞争者与盟友同时展开的“三线并进”极限施压战略。
关税大棒频举
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在下个月之前将对中国商品加征7.5%的关税，使对华商品的总关税升至20%。美国目前对中国商品征收的特朗普第二任期“替代关税”为12.5%，若再加7.5个百分点，这部分税率将升至中美此前磋商所涉及的20%上限。该税率还会叠加特朗普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延续的301关税，因此不同商品实际承担的总税率可能远高于20%。
相关人士对《财经》表示，特朗普选择在预期的元首峰会前夕集中宣布新关税，是利用最后的时间窗口制造筹码压力，追求“以战促谈”的临界点效应。
当地时间8月24日，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特朗普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特朗普还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拿大需要美国”，并表示加拿大95%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特朗普7月20日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本月22日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日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日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他表示，与美方谈判代表的会谈让他看清，特朗普意图以不公平的条件摧毁加拿大的支柱产业——钢铁、铝和汽车。
最新的关税威胁，可能波及价值约450亿美元的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汽车及零部件。摄/金焱 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美国经济研究主管奥卢·索诺拉（Olu Sonola）对《财经》表示，最新的关税威胁，可能波及价值约450亿美元的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汽车及零部件。若沿用现行“232条款”关税的框架并假设进口规模保持不变，我们估算新增关税负担可能高达46亿至50亿美元。对汽车加征50%的关税，将使美国对加拿大商品的实际关税税率从约5.3%升至6.5%——这一水平是“338条款”关税实施前3.1%税率的2倍以上。这将标志着加拿大面临的关税压力急剧升级。加拿大占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总额的约13%，仅次于占比37%的墨西哥。汽车及零部件约占美国从加拿大进口总额的12%，位居第二，但远低于占比约30%的油气产品。因此，拟议的关税措施针对的是加美贸易关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距离1月尚有数月时间，仍有谈判空间，但仅凭这种不确定性就足以给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供应链带来压力。报复性措施将加剧边境两侧的经济损失，但加拿大很可能首当其冲，面临产量、投资和就业下滑的冲击。一旦实施，这些关税可能迫使加拿大汽车产业进行重大重组，从而对该国的制造业基础及整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尽管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否定了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动用关税的核心法律依据，却并未动摇过去十余年间逐渐成形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共识。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并未明确授权总统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单方面征收如此广泛的关税；关税作为宪法意义上属于国会的核心财政权力，不能通过对紧急经济权力的扩张解释被无限转移至行政部门。美国法院否定的是总统征税权的法律边界，而不是保护主义本身。
这一裁决因此没有终结特朗普的关税战略，反而迫使它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制度转型：从依赖IEEPA进行快速、广覆盖、具有高度总统裁量色彩的“紧急状态关税”，转向更多援引《贸易扩展法》第232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第122条等传统贸易授权，以国家安全、不公平贸易、产业政策和国际收支为依据，将关税切割为国别、行业、产品和供应链节点上的精准施压工具。最高法院削弱了特朗普随时以紧急状态发动全球性关税战的能力，却没有拆除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制度武器库；特朗普政府此后迅速启用第122条临时进口附加税，并继续扩大第232条和第301条的使用，关税政策正在由“泛化”转向“法律化与精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