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从书斋到山野：与近代植物学的破晓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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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9-23 16:09
| 个人分类: 植物学家与植物猎人 | 系统分类: 观点评述
1 一位"当时最伟大的植物学家" 1526年2月19日，在西班牙哈布斯堡治下的阿尔图瓦（Artois）地区阿拉斯城，一个名为夏尔·德·莱克吕兹（Charles de l'Écluse）的男孩降生了。按照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人文主义的风尚，他后来将自己的名字拉丁化为卡罗卢斯·克鲁修斯(Carolus Clusius)。三百年后，奥地利植物学家奥古斯特·奈赖希（August Neilreich）在1855年称他为"当时最伟大的植物学家"。
克鲁修斯出身于一个接近法国文化圈的佛兰德贵族家庭。其父曾任领主（ "Seigneur de Wattignies"）并兼理地方司法事务。他青年时代恰逢尼德兰宗教战争(Religious Wars)的血腥年代——其伯父被阿尔瓦公爵处以火刑，整个家族因改宗新教而卷入政治漩涡。这一背景塑造了他一生颠沛流离却又坚韧不拔的性格。
克鲁修斯中年肖像（铜版画，作者佚名；肖像下方四行拉丁题诗为 Fr. Raphaengius所作。原图载于Guglia 1973, 图版5）
(1) 从维滕贝格到蒙彼利埃：游学之路 克鲁修斯最初在维滕贝格（ Wittenberg）学习哲学，后受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影响转学医学。1551年前后，他前往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师从著名医生、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纪尧姆·龙德莱（Guillaume Rondelet），从此将主要精力转向植物学。1554年，他获得医学硕士学位。此后十余年间，他与富格家族（Fugger）的成员结伴，游历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积累了丰富的植物学实地经验。
(2) 1573年的维也纳召唤 1573年，对克鲁修斯而言是命运转折之年。这一年，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的御医克拉托·冯·克拉夫特海姆（Crato von Kraftheim）向皇帝举荐了克鲁修斯。同年11月，克鲁修斯抵达维也纳，从此开始了他在哈布斯堡宫廷长达十五年的植物学生涯。
关于他在维也纳的具体职位，史料记载众说纷纭 ——从"皇家花园总管"到皇帝身边的"亲信侍从"，说法不一。但他的宫廷角色与同时代在格拉茨和布拉格服务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颇为相似：一位在宫廷权力中心边缘工作的学者，其职务轮廓因年代久远而模糊不清。
克鲁修斯在维也纳落脚于医生兼教授艾希霍尔茨（ Dr. Aichholz）家中。艾希霍尔茨时任维也纳大学校长，与克鲁修斯成为终身挚友。两人的书信往来——克鲁修斯一生留下约一千封书信——生动再现了当时维也纳的日常生活与学术氛围。
2 潘诺尼亚山野间的植物志 (1) 1574年：施内山的发现 1574年春，克鲁修斯开始了他的植物考察之旅。他的足迹不仅覆盖维也纳周边，更向南深入布尔根兰（Burgenland）南部拉弗尼茨河（Lafnitz）与平卡河（Pinka）之间的区域——这在当时是地理上极为偏远的地带。
正是在这些考察中，克鲁修斯采集到了后来载入科学史的标本。 1574年6月底，他在攀登施内山（Schneealpe）途中，首次发现了他称之为"高山伞形苦艾"（Absinthium alpinum umbelliferum）的植物——即今日植物学名录中的银叶蓍(Achillea clavennae L.)。他在1583年出版的著作中亲手记录了这一发现过程：从霍恩贝格（Hohebergerin）翻山至施内山，在半途中掘出标本。这段叙述被瑞士植物学家克里斯（H. Christ）于1912年引用，被誉为近代植物学实地考察写作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克鲁修斯并非只与书本对话。他记录了维也纳周边草药女 (rhizotomae mulierculae)们将仙客来块茎带到市场出售的细节，也留意到了"乡村妇女"（mulieres rusticae）口中的地方俗名。这种将书本知识与民间知识并置的做法，在16世纪的植物学写作中是前所未有的。
银叶蓍(Achillea clavennae L.)
(2) 居辛城与巴塔亚尼伯爵 克鲁修斯在匈牙利西部（今奥地利布尔根兰州）的植物考察，与巴塔亚尼家族（ Batthyány）密切相关。巴塔亚尼·巴尔塔萨（Balthasar Batthyány）伯爵多次邀请克鲁修斯访问其位于施拉伊宁（Schlaining）和居辛（Güssing）的城堡。居辛城堡成为克鲁修斯在潘诺尼亚西部最重要的植物学据点之一。
在居辛，克鲁修斯得到了巴塔亚尼宫廷中一位改革派牧师伊什特万 ·德·贝伊特（István de Beythe）的协助。两人合作完成了《潘诺尼亚植物名录》（Stirpium Nomenclator Pannonicus），于1583年在居辛由曼利乌斯（Joannes Manlius）印刷所出版。这是西南匈牙利地区植物区系(floristics)与语言学研究的开创性著作。该书唯一已知的早期版本在二战前收藏于居辛方济各会图书馆，后不幸散佚。
3 《潘诺尼亚植物志》：一部划时代著作 (1) 1583年安特卫普的普朗坦印刷所 1583年，克鲁修斯的代表作《潘诺尼亚、奥地利及邻近省份观察到的若干稀有植物史》（Rariorum aliquot stirpium per Pannoniam, Austriam et vicinas quasdam provincias observatorum Historia）在安特卫普著名的普朗坦（Christophe Plantin）印刷所出版。这部800页的著作共描述了317种植物，是东阿尔卑斯山边缘和西潘诺尼亚(Pannonia)地区第一部植物学手册。
该书出版后即在学术界获得高度评价。 1965年，格拉茨学术印刷出版公司（Akademische Druck- und Verlagsanstalt Graz）将《植物史》与《潘诺尼亚植物名录》合为一卷重印，当时在旧书店中的原价版本已炒至500先令——足见其珍稀程度。
(2) 从中世纪注经到近代观察 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植物学内容本身。在克鲁修斯之前，欧洲植物学仍深陷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的传统：学者们以注释狄奥斯科里迪斯（Dioscorides）、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和老普林尼（Plinius der Ältere）的古典文本为要务，而非亲自前往山野观察植物。
克鲁修斯的《植物史》标志着这一范式的转折。虽然书中仍不可避免地留有经院哲学的痕迹，但他开始以自身的田野观察为第一手资料来描述植物。他记录银叶蓍的发现过程时，写的是 "我于1574年6月底首次发现并掘出"，而非"据古人记载"。这种以第一人称实地考察为基础的写作方式，标志着近代植物学从书斋走向山野的破晓。
4 真菌学的另一条起跑线 克鲁修斯的贡献并不限于高等植物。 1601年，他在其第二部著作的附录中发表了《潘诺尼亚观察真菌简述》（Fungorum in Pannonia observatorum brevis Historia）。这部著作被现代真菌学家里德尔（H. Riedl, 1973）誉为宏观真菌学(macromycology)的开山之作，克鲁修斯本人也因此被尊为"宏观真菌学的始祖"。
在这部著作中，克鲁修斯系统收集了潘诺尼亚地区真菌的地方俗名，并与古典文献中的记载进行比较。例如他描述了当地俗称的 "豹斑菇"（Pantherschwamm, 即Agaricus pantherinus），记录了匈牙利语俗名"Bagoly gomba"。这种将民间知识、古典文献与实地观察三者结合的方法，在17世纪初的欧洲是极为超前的。
5 莱顿的终章 1587年底或1588年初，克鲁修斯永远离开了奥地利。他先赴法兰克福，随后于1593年收到荷兰莱顿大学的邀请。莱顿大学新设的植物学讲席和即将建立的植物园(Hortus Botanicus)都向他敞开大门。克鲁修斯婉拒了讲席教授之职，而接受了植物园主任的任命。他赋予莱顿植物园一种系统的植物区系学—生态学取向，这一传统深刻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荷兰各大学植物园的建设方向。
1609年4月4日，克鲁修斯在莱顿逝世，享年83岁。他终身未婚。最初葬于莱顿圣母教堂，教堂拆除后，其墓志铭移至彼得教堂（Pieterskerk）安置。
6 结语：被重新发现的先驱 克鲁修斯的科学遗产在他身后一度沉寂。直到 19世纪，经奥古斯特·奈赖希和海因里希·威廉·赖夏特（Heinrich Wilhelm Reichardt）两位维也纳动植物学会资深会员的重新发掘，克鲁修斯在奥地利植物学史上的地位才得以恢复。赖夏特更推动了维也纳第九区"克鲁修斯巷"（Clusius-Gasse）的命名（1908年），并促成了1868年在克鲁修斯故居Wollzeile 10处设立纪念铭牌。
1973年6月，布尔根兰州居辛市举行了盛大的克鲁修斯纪念活动，该市也在同期升格为城市。奥地利学者古利亚（O. F. Guglia）在《维也纳动植物学会会刊》第113卷中撰文评价道：克鲁修斯是东阿尔卑斯山边缘及西潘诺尼亚前古典植物区系学(vorklassische Floristik)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著作中交织着经院哲学的余韵与近代实证科学的曙光——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近代植物学迈出了它蹒跚却坚定的第一步。
扩展阅读 Guglia , O F. Carolus Clusius (1526-1609), Bedeutendster Vertreter der vorklassischen Floristik am Ostalpenrand und im westlichen Pannonien[J]. Verhandlungen der Zoologisch-Botanischen Gesellschaft in Wien, 1973, 113: 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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