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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慢科研”倡议和一群慢不下来的本科生


速读:韩晓光最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今年9月。 另外两名学生的表现也让他产生了担忧。 大三上学期,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另一所“双一流”高校的课题组实习,完成了两篇第一作者论文,分别投稿至A类会议和B类会议。 舆论场上的争论愈演愈烈,本科生的保研竞争也从未停止。
2026年11月17日 05:26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本报见习记者 侯慧静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副教授韩晓光没想到,《学生“慢科研”联合倡议》(以下简称倡议)在网络上公布的这一个月间,舆论风向竟然如此急转直下。

倡议发起的初衷,是呼吁高校教师在研究生招生中不以论文数量作为考核标准。他意识到,目前,国内高校招收研究生时论文“通货膨胀”现象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地步。

所谓的论文“通货膨胀”,可以理解为相比过往,学生需要更多的研究论文才可能在保研中叩开名校大门。

比如,韩晓光就曾听有传言称,如今申请香港高校的博士项目需要3篇A类论文。而已经成功保研的国内某高校研究生姜恒逸则告诉《中国科学报》,根据他在网上获得的“经验”,如果一名计算机类专业本科生想成功保研北大、清华或者华东五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需要在大二时就进入课题组实习。

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韩晓光才于10月16日联合100多位计算机、人工智能(AI)等领域的教师联合发起倡议。

最初,很多人赞成这份倡议,但很快就有学生发现,联合签署名单里有曾拒绝过自己的老师,并怀疑这些老师本身就在研究生招生中给学生设置了较高的论文发表“门槛”。同时,名单中的部分老师发刊数量本就不少。两相对比,一些学生便用“上车了就把车门焊死”“何不食肉糜”等来批评签署倡议的老师。

由此,网上的观点走向两个极端:一端,计算机大类的本科生慢不下来,大一卷绩点、大二进入实验室、大三争取论文成果已成惯例;另一端,仍有老师在网站签名,希望支持倡议。有老师提出,“这个时代需要这种声音,即便会引起争议”。

身处舆论漩涡的韩晓光没有增补联合签署名单。“舆论太大了,不想让老师们受影响。”

不是慢科研,而是深科研

韩晓光最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今年9月。

每年八九月份是高校保研季,也是新一届本科生考虑进课题组的时间。工作中,韩晓光接触了不少申请加入课题组的本科生。这些学生中,既有刚升入大二的,也有即将毕业、准备继续深造的。他发现,“越来越多的本科生正把发表论文视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有一名学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名学生刚升入大三,已经有一篇其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投稿至计算机领域顶会国际表征学习大会(ICLR)。韩晓光原以为能在本科阶段取得这样的成果,该学生应该具有不错的科研能力。但面试中,当他询问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做、此前研究有哪些不足、创新点在哪里时,学生却难以作出清晰的回答。

韩晓光又问起论文的完成过程。学生说,论文想法来自一名博士生,由他负责实验,两个月时间完成。至于为什么如此着急发表论文,他解释说,“周围同学已经投了很多文章”,自己感到焦虑。他还听说,“申请香港高校博士项目需要3篇A类论文”。

另外两名学生的表现也让他产生了担忧。一名学生在面试时主动解释自己虽然多次被拒未中,但与那些已经发表论文的学生相比,认知水平并没有太大差距。还有一名学生已经发表过多篇论文,但在进行技术交流时却表现不佳。这两名学生进组后,没有发表过论文的反而各方面表现不错,发过多篇论文的则能力一般。

“判断自身水平时,学生们被绑在了论文这把‘尺子’上。”韩晓光对此深有感触。

于是,韩晓光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篇题为《慢下来,其实你没有落下什么》的文章,希望本科生不要为提升竞争力着急投稿。在他看来,本科生正处于打基础的阶段,专业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都需要系统训练,如果过早将主要精力放在追逐论文上,可能会错过形成这些能力的机会。而AI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论文生产的门槛,让一些学生可能跳过思考的过程,急于形成论文,投稿发表。

倡议联署教师、西湖大学人工智能方向长聘助理教授修亮宇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我认为学生在申请博士前,真正经历完整的科研周期很有必要,这个周期最终的结果如何、论文是否发表、发表了多少篇反而次要,这是慢科研倡议的初衷。慢科研不是不科研,而是希望学生扎扎实实走一遍实践流程,再考虑是否深造。”

韩晓光也认为,倡议中的“慢”不是要求学生在时间上拖慢进度,而是希望他们深入理解一个研究课题,经历从阅读文献、提出假设到设计实验、分析结果的完整过程。

“与其说是慢科研,不如说是深科研。”韩晓光希望倡议更能让教师约束自己,在招收研究生时改变评价方式,不再将论文数量作为核心指标。

至于倡议能否真正落实,他没有十足把握,并坦言看到反馈后内心很纠结——如果没有自己“多管闲事”,世界依然很和平。不过,他也很高兴不少老师跟他说不后悔支持这个倡议。他希望结构性矛盾能得到一定缓解,而不是越滚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300多封“套磁信”

倡议发出后,学生群体躁动不安:有人认同倡议内容,赞赏倡议者的勇气,也有学生出于对部分老师的不信任而产生不同意见。

“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些申请者最惨,一边和其他申请者卷,一边被人说急于求成。我也好想扎实,但时间允许吗?竞争者允许吗?老师允许吗?”

“骗你的,名单里的老师有paper(论文)也申请不到。”

“我将发起教师‘真科研’倡议——让老师干点真事,别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挂名、怎么早日拿‘帽子’拿项目。”

舆论场上的争论愈演愈烈,本科生的保研竞争也从未停止。

“学长咨询一下,‘中九’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9所原“985工程”高校),rank2/25(指绩点排名,简称rk),目前有一篇×××在投,这个bg(背景)想去‘华五’强组可以吗?”

这条评论出现在成振飞的保研经验帖评论区。今年,成振飞从一所原“211工程”高校保研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保研上岸后,他开始分享经验,也回复起学弟、学妹的咨询。面对这条求助,他回复:“当然可以的,多提前联系。”

在保研圈里,学生习惯先报出自己的背景,比如本科院校、专业排名、论文数量、奖学金奖项等,再询问这些条件能申请什么学校、什么层次的导师组。成振飞也曾这样为自己作规划。

大一时,他像多数学生一样卷绩点,甚至保持高三作息投入学习,将专业排名保持在前五。但到了大二,他多方打听往届学生的去向,发现策略必须调整。“我们学校是‘末流211’,仅靠绩点排名保研不太行,所以我大二就放弃绩点排名了。”

大二进组做科研,成振飞做了万全的准备——花3个月学完AI领域的知识,打听校内哪位老师曾带学生发过A类会议论文。他甚至在申请时直接告诉导师:“我想要产生一篇一作论文用于保研。”那时,成振飞没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也谈不上对科研有多大兴趣,“做科研对我来说就是纯功利的”。

大三上学期,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另一所“双一流”高校的课题组实习,完成了两篇第一作者论文,分别投稿至A类会议和B类会议。加上此前的研究成果,保研申请时,他已经有1篇学生一作A类会议论文被接收,另有1篇一作A类会议论文和1篇一作B类会议论文已投递。

将论文都投出去后,成振飞终于敢联系导师了。整个3月,他发出了300多封“套磁信”。

所谓套磁信,即学生在申请研究生项目前主动与意向导师提前联系,以增加录取机会的邮件。就是在这样的“海投”加持下,5月至7月,他同时在国内5所头部高校的6个课题组线上实习。“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两眼一睁就是干。”

不同课题组的任务同时推进,实习一段时间后,他再根据各组的师生关系、管理方式和科研氛围,决定投入多少精力。“没办法,你不干的话,人家不要你。”

成振飞的经历并非个例。在计算机类专业,保研准备的时间不断提前,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在大三时的国家奖学金答辩会上,姜恒逸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后。“当时,身边不少同学已经有论文在投,甚至有同学已经有论文成果。我只有比赛、绩点和一些课外实践的成果,并无科研产出。”意识到“已经晚了”的姜恒逸立刻找实验室,开始入门科研。

后来,姜恒逸成功保研至上海某原“985工程”高校,但回头看这段经历时,他仍觉得应该更早开始。在他看来,大学前三年的合理安排应该为:大一以绩点为主,学有余力则尽早接触科研;大二真正参与科研项目,有选择性地参加付出与结果成正比的比赛;大三争取科研产出,联系校外导师,全身心投入保研。

“提前规划不仅能更早获得论文成果,也可以给自己留下试错时间。”他回忆,自己当年5月开始联系导师时,不少老师已经没有名额。后来他了解到,一些想申请“清北”和“华东五校”的学生,在大二下学期暑假或大三开学时就已经开始联系导师、进入课题组。

简历初筛面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秦理今年保研至浙江大学。他曾在一所“华东五校”的课题组面试,该组一次筛选出200多名学生,集中拉进群,再通过面试、项目任务、实习等方式分类筛选。

秦理理解老师希望学生深入思考研究问题的初衷,但当他回想起自己曾向名单中的教师投递简历,收到的回应却寥寥无几时,对倡议内容也就失去了信心。

“已经卷成这样,老师们那么难申请,还倡导慢科研,让我们慢下脚步,这对我们来说不可能。”秦理说。

一个黑箱,两套时间轴

对于舆论的反转,韩晓光和联合签署倡议的一些老师认为,这或许与两套错位的时间轴有关。

倡导本科生慢下来,正是因为研究者有其自身的科研成长时间轴。韩晓光认为,签署倡议的许多老师在AI技术还没有快速发展的年代,都曾经历过科研起步期不断摸索和反复受挫的漫长过程。在他们看来,现在将基础打牢,形成扎实的科研思维,未来的研究才能做得更快。

但学生面对的则是另一套时间轴。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黄亚婷指出,完整的学术训练从文献阅读、实验设计到撰稿投稿、审稿录用,往往需要一年半载,而学生必须赶在大三夏令营开启前,拿到有竞争力的申请材料。

作为倡议的联署教师之一,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助理教授薛天帆很理解学生们“慢不下来”“不敢慢下来”的感受。在此前的深造过程中,他也曾受过论文数量要求的影响。他当时听到一种说法——申请某北美顶尖高校通常需要“3篇A会论文”。尽管并不清楚该标准从何而来,他还是将其当作努力目标。

薛天帆后来才意识到,当年导师并没有把“3篇A会论文”当作硬性门槛,而是更关心研究是否符合其自身的兴趣和方向。

对学生来说,老师们的评价标准是个“黑箱”。进入面试前,申请者首先要通过一纸简历让老师们看到自己的竞争力。不同学校、不同课题组的招生要求各异。学生能看到的往往是往届“上岸者”的简历、社交平台上的经验帖,以及自己能量化的绩点、论文、竞赛和项目经历。

黄亚婷认为,这背后是推免评价中的量化逻辑。课程绩点、竞赛获奖、科研项目与论文发表,构成了不少高校推免评价中的显性指标。学生想要在同辈中拉开差距,便会在科研、竞赛等有弹性的板块寻找突破口。

“提早规划已经演变为一种维持基本竞争力的生存策略。”黄亚婷说。

高考志愿填报平台优志愿的统计显示,2024年全国计算机类专业招生计划共计43.5万人,扩招人数超4万。2025年计划数继续上升。到2026年,计算机类专业招生总量下降1.1%,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核心专业招生规模仍在扩大。

“有限的申请周期和日渐增大的升学压力,倒逼出严丝合缝却又高度紧绷的大学时间表,这种选择是学生面对激烈竞争时的理性应对。学生群体呈现出的竞争和焦虑,本质上是高等教育的选拔机制在承受就业市场压力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结构性内卷。”黄亚婷说。

论文之外看什么

教师希望本科生“慢”下来做研究,将研究做深;学生笃信只有“快”些做科研,发更多论文才能得到深造机会。两套时间轴的错位、快与慢的拉扯让这场争议指向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黑箱”之内,剥离专业排名、论文数量、奖学金奖项这些数据的外衣,老师究竟想看到什么?

将论文数量作为科研能力评价指标的做法,其有效性早已受到挑战,AI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变化。今年9月,ICLR2027完成论文摘要提交后,OpenReview上的提交编号突破了6万,超过了ICLR从2013年创办以来历届投稿量的累计规模。

作为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MMLab)的成员,薛天帆对此现象有自己的思考:“以前能发论文的人没有那么多,如果能发表几篇论文,不论工作好坏,至少说明已经达到某个水平线。但在AI加持下,即便一个人对所研究领域没有那么透彻的理解,也有概率发表论文。无论是大学老师还是企业招聘人员,都已意识到用论文数量评价人才已不再有效。”薛天帆认为,倡议与其说提出了一种新主张,不如说是把行业已经存在的评价现状传递给学生。

那么,究竟应该看什么?韩晓光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看学生简历时,我并不注重论文数量。”曾有手握三四篇论文的学生向他投递简历,韩晓光直接拒绝了。“如果一个学生有多篇论文,我会观察论文内容是否精良。实际上,在一个会议截止日期前能写出一篇作为主创的论文,足矣。”比起数量上的堆砌,他更在意学生过去在做什么,持续了多久。

何为“好的科研工作”?他曾在社交平台上这样表述,一项工作的扎实程度主要看它解决了多少困惑。“每一个科研工作都始于一个困惑,研究者需要不断提出猜想、验证猜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继续发现问题。产生困惑和解决困惑都是科研中需要锻炼的能力。其中,产生困惑可能更难。”

特别是对于刚接触科研的学生来说,即便是一个在相关领域内并不新鲜但他此前从未涉及的问题,也有很大价值。“论文永远都是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副产物。”韩晓光说。

薛天帆也有类似看法。

“两篇论文和4篇论文之间的数量差异并没有那么重要。”薛天帆直言,筛选本科生时,他“主要观察是否有一段有质量的科研经历”,对是否发表论文则并无严格要求。

在现实中,无论文者成功保研的例子并不在少数。比如,秦理在保研时,简历上与科研相关的经历只有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时的项目,以及一个自己尝试用新网络架构的项目。成振飞的简历即便过了初筛,老师在面试时着重考察的也是论文的完成度与参与程度。

“这就是师生之间‘信息差’的真实体现,我们希望将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学生,进而消除这种信息差。这才是我们最想做的。”韩晓光说。

(应受访者要求,姜恒逸、成振飞、秦理为化名)

主题:论文|韩晓光|倡议|本科生|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