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他再上科考一线
61岁，他再上科考一线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孙滔
2017年8月，拉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仪式刚结束，古生物科考队就要向藏北出发。临行前，苏涛问周浙昆：“周老师，这一次去吗？”“去！”这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版纳植物园）研究员答得干脆。
此行并不轻松。队伍要去的伦坡拉盆地平均海拔4650米，化石点多在4800米上下。那里氧气含量不到平原的一半，弯腰、起身、快走这些平常动作，都足以让人气喘吁吁；夏天也会寒风刺骨，冰雹说来就来。
而那一年，周浙昆61岁。曾经的学生苏涛已经是版纳植物园古生态研究组组长，成了他的领导。
此前，他并未离开科研一线，只是行政和社会事务占去了不少时间。此刻，那些职务已陆续卸下。他知道，如果还想亲自读懂青藏高原这本“大书”，就不能只坐在实验室里等待标本被送回来。
周浙昆将这次科考的幕后故事写进了他新近出版的著作《追寻远古的香格里拉：青藏高原科考寻踪》。“老牛自知夕阳晚。”他写道，“我深知若是此时不行，恐今后就真的不行了。”
▲2018年，周浙昆在西藏南木林县欧布堆村化石剖面。
二上青藏高原
周浙昆与青藏高原的缘分，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开始。
1992年9月至1993年5月，他在西藏墨脱进行了9个多月的植物学野外考察。那时候，墨脱还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出入大山，要翻垭口、走栈道；没有手机信号，和单位、家人联系并不容易。今天，墨脱是徒步爱好者口中的“圣地”，但在当年的科考队员看来，走路不是体验，更不是浪漫，而是完成任务的唯一办法。
“那个时候走路就是任务。”周浙昆说，“如果有车坐，我们绝对不徒步。”
2005年起，他所在研究组逐渐将研究方向聚焦于地球环境与植物多样性的协同演化，他的目光也自然转向青藏高原。
在地质学尺度上，6500万年并不算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印度板块持续向北挤压，山脉隆起、峡谷填平，水汽输送和气候格局被改写，植物和动物随之迁移、适应、兴盛或消失。对研究古植物、古生态的人而言，青藏高原留下了罕见而密集的证据。
“我们的实验室是在大自然中间。”周浙昆说。
这句话，也是他61岁仍要上高原的根本理由。作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古生物科考队的副队长，他当然可以把更多工作放在后方：整理标本、组织讨论、撰写论文。但他相信，科学家不亲自到野外，就难以获得一流成果。化石可以运回实验室，产地的地层、地貌、周围的植物，以及一块石头从哪里被敲出，却很难被完整转运。
他还有一个可以效法的背影。导师吴征镒院士参加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时，60岁生日就是在林芝度过的。
“年龄只是生理时间走到了那里。”周浙昆说，“老不老，是由各人的身体状态、心态和人生态度所决定的。”
2017年第一次重返藏北前，他最担心的是身体。高原反应并非完全没有——吃饭不香，夜里睡不踏实，“似乎是睡着了，似乎又是醒着”，还好症状不算强烈。于是，后来的考察季，他继续报名，继续出发。
高原并不因一位61岁的研究员而降低门槛。2018年，队伍在藏北作业时，多名年轻队员陆续发生高原反应，一多半人被提前送回拉萨，科考一度接近“全军覆没”。随队多年的云南司机罗师傅又突发肠胃炎。两名藏族司机连夜开车3个多小时，顶着冰雹赶到班戈县医院；凌晨1点，罗师傅才得到救治。过后，3名司机坐成一排打针、吃药。
但高原也有它的补偿。周浙昆说，自己有几次出门前还咳嗽，到了野外反而慢慢好了。他笑称：“我看来就是为出野外而生的。”
▲2017年8月，周浙昆在西藏伦坡拉盆地采集植物化石。
“追寻远古的香格里拉”
找化石，并不是沿路见石便敲。
“找到化石是喜事，找不到也是常事。”这不是一句抽象的自我鼓励。材料不完整、想找的化石没出现，常常意味着下一次还要再来。
“最难的不是鉴定不出来。”周浙昆说，“最难的是你要找化石点，结果根本找不到。”
2016年夏天，伦坡拉盆地的一群藏野驴正在荒原上漫步，研究人员就在不远处工作。有人抡起撬杠翻石，有人用地质锤劈开岩面，有人俯身查看石头新鲜的断口。
当时还是博士生的黄健忽然叫了一声。大家以为他砸到了手，围过去才看见地上露出半片扇状叶化石。它像棕榈。
在海拔近4700米的藏北荒原发现起源于热带或亚热带的棕榈，此中反差，简直不可思议。环顾四周，只有低矮草甸和裸露地面；阳光、沙滩、棕榈树所代表的热带想象，与眼前的高寒高原几乎毫不相关。
队员们立即停止其他工作，围着这块化石细心发掘。近4个小时后，整块化石被取出，相关岩石碎片也被尽数收集。化石运回西双版纳后，周浙昆与苏涛再一点点剥开正反两面，拼接碎片。一件叶片与叶柄总长接近1米的棕榈化石，最终显露出来。
“打开化石上下两个面的时候，真有一点打开埃及法老古墓的感觉。”周浙昆写道。
后来，这块化石被鉴定为一个新种——西藏似沙巴棕。若只到这里，这项工作不过是证明“青藏高原曾有棕榈”。周浙昆不讳言，古生物学常被外界形容为“集邮”或博物学：发现一块新化石、给它定名、放入标本柜。
但他认为，真正的古生物研究不应止于此。
围绕这块棕榈化石，团队将古植物分类、生态学、古气候重建和数值模拟结合起来。
一片叶子，成为重建古地貌的“高度计”。2019年，这项研究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他们得出推断：约3900万年前，今天的伦坡拉盆地并不是近4800米的高寒荒原，而可能是谷底海拔约2800米的中央谷地；南北两侧的冈底斯山脉和羌塘山脉，则可能已超过4000米。
在新著《追寻远古的香格里拉》中，周浙昆写下了3900万年前藏北的想象：东西向峡谷的谷底有深湖，湖里攀鲈游弋，岸边是香蒲和芦苇；远处有棕榈、栾树、兔耳果，甚至有犀牛。随着印度板块持续挤压，峡谷逐渐被填平，高原缓缓升起，最后一株棕榈倒下，今天的世界屋脊终于形成。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原所长邓涛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他不禁感慨：“让人有欣赏电影的感觉。”
▲新书封面。
小龙潭煤矿的起点
周浙昆与化石的第一次真正相遇，发生在云南开远小龙潭煤矿。
1983年初春，他刚进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古生物所）读研不久。导师为他的硕士论文选定题目：研究云南开远小龙潭中新世植物。这个题目看起来顺理成章——小龙潭曾有植物化石记录，周浙昆又在云南长大，去现场方便。
但当时的他并不是一名熟练的化石采集者。进入南京古生物所前，周浙昆“一块化石都没见过”。他学的是生物学，采石、识别地层、寻找产地，则是另一套需要从头学习的本领。
小龙潭是一座露天煤矿。开采时，煤层上方的顶板岩石会被剥离，植物化石可能保存在煤层上部的泥灰岩中。周浙昆背着地质包，带着地质锤，独自在矿坑中寻找。他知道化石可能就在这里，却不知道究竟在哪一层、哪一块岩石里。
几天过去，他空手而归；一个星期过去，仍没有收获。矿区内的泥灰岩有几十米厚，分布在数平方公里范围内。采不到化石，就无法完成论文。他没有给导师打电话诉苦，也没有退回去换题目，只能继续。
一天清晨，他敲开一块泥灰岩，一枚带着长果柄的豆荚清晰地印在石面上。
“天啊，终于找到了！”
这枚化石后来被鉴定为单籽豆。周浙昆给它起过一个带些幽默意味的名字：“憨豆”。它像给困在荒漠里的人送来一口水。循着发现地点继续寻找，他又找到不少化石后，意识到自己撞上了一个“化石窝子”——化石相对集中的地点。
20多天里，他采集了800多块化石，为硕士论文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之后，他从标本中鉴定出48个种类，涉及18科、39属。
这枚豆荚的重要性，不只在于帮他完成学位论文。周浙昆后来回望，自己选择古生物学本无多少“必然”。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进入云南大学生物系，选择生物学，是听了一位工友的建议；大学毕业后报考南京古生物所研究生，也更多是想离开昆明，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我和古生物，算是先结婚后恋爱。”周浙昆后来常用这句话形容自己的学术道路。
最初选择古生物学，并非出于少年时代的梦想。真正吸引他的，是一次次发现带来的惊喜。从小龙潭的单籽豆开始，每一次新的化石出现，都像打开一扇新的门。
小龙潭的单籽豆，后来又延伸出长达40多年的研究线索：单籽豆何时出现、从哪里起源、如何扩散，又为何消失？从一枚豆荚出发，问题越问越远，科学家的路也越走越深。
世界上多了一个名为浙昆栎的新物种
2024年10月3日，世界植物区系中多了一个新物种：Quercus zhekunii M. Deng & J. Huang，中文名“浙昆栎”。
它生长在广西西南部热带石灰岩山地的悬崖峭壁上，是壳斗科栎属植物。发现并描述它的，是周浙昆的两位学生——云南大学教授邓敏和如今已是版纳植物园副研究员的黄健。
“zhekunii”取自周浙昆的名字。
以人的名字命名新物种，是植物分类学界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它不是简单地把名字附在拉丁名上，而是意味着命名者认同被纪念者在相关领域的工作。学生在论文中写道，周浙昆长期从事东亚壳斗科植物的系统分类、生物地理与化石历史研究，新种以其名字命名。
周浙昆说自己“受之有愧”。但这份命名确实连着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
早年，他曾把壳斗科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三分之一左右的论文与这一类群相关。后来，他的研究重心转向古植物和青藏高原，不过学生仍在继续壳斗科研究。黄健读博士时，研究文山植物群，发现其中有不少喀斯特特有成分。周浙昆建议他补充一些喀斯特地区植物群落的叶相数据。黄健由此跑遍多地喀斯特地区，采集大量标本，最终在石灰岩山地发现浙昆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