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永不间断的监测,他们甘当幕后英雄”
森林生态系统垂直移位增温实验平台。
■本报记者 赵广立 朱汉斌
“写鼎湖山的故事?请你多写写他们!”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以下简称华南植物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以下简称鼎湖山站)站长刘菊秀说,应该让长期驻守鼎湖山的保障支撑人员多“露脸”。
“他们的工作条件艰苦,即便参与项目产出论文,署名也很少被列在前面。”她说,“但是为了永不间断的监测,他们甘当幕后英雄。”
“湿身”之后,才知什么叫失温
鼎湖山上最高的观测位点之一,位于海拔600米处。华南植物园博士研究生邓暮娟告诉《中国科学报》,每次到这里做监测、录数据,大家都习惯称之为“上600”。
“带着沉重的仪器设备‘上600’,平时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凌晨上山,要花更多时间。”邓暮娟说,无论冬夏,科研团队都有凌晨三四点出发的情况,目标是在日出前抵达山顶区域开展测量和数据采集工作。
凌晨三四点上山,衣服穿少了不行——这里气温鲜少降至零下,但山风一吹寒气刺骨;衣服也不能穿太厚——负重上山一会儿就出汗,吹风容易感冒着凉。
鼎湖山站高级工程师、生物监测负责人刘世忠告诉记者,在鼎湖山站做科研观测和数据采集,“湿身”是家常便饭。为了获得一手数据,很多时候要赶时间。走得快易出汗,再加上时不时来一阵山雨,躲避不及就是一身水。
他们一般不带雨具,把力气留着背沉重的设备。“我们都喜欢风吹雨打。”经常“上600”的成员们打趣说。
风雨有时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刘世忠就经历过:“记得那是2018年五六月,我和几个同事刚上山时太阳还很大,结果中午忙完下山,突然来了一阵狂风暴雨,根本没地方躲。”
“我们只好拿袋子把手机这些怕湿的物件套上,大步下山。但是越往下,越觉得不对劲,口渴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喝光两大瓶水都不行。”刘世忠回忆说,“当时我们没概念,后来才知道那时我们都已经轻度失温了。”
想起这一幕,刘世忠还有些后怕。现在,他们上山都会互相叮嘱做好防护,防患于未然。
他最怕打雷,但一打雷他就上山
遍布鼎湖山的几十台/套监测仪器最怕雷击。每年雨季来临,鼎湖山站高级工程师、野外监测仪器设备负责人孟泽最怕的就是打雷。
“一听到打雷我就紧张。”孟泽对记者说,这些仪器设备本就在高处,再加上广东肇庆地处雷暴区,一旦被雷电击中,仪器设备的电源、通信等部件就扛不住。
鼎湖山的雷雨天,从4月一直持续到9月;孟泽的心,就从4月开始揪着一直到9月。
“一打雷下雨,大家都是从山上往山下跑;孟老师是从山下往山上跑。”刘菊秀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个逆行者。”
孟泽心里只想着一件事:连续观测不能停。鼎湖山站16个野外科研观测点位遍布于森林之中,每次雷雨过后,他都会逐一查看仪器设备是否遭雷击损坏,特别是那些昂贵的进口仪器。这些仪器一旦损坏,维修成本很高。
孟泽年轻时学过几年电子电路,电源或网络配件坏了,他上手就能修或直接换配件。长期以来,为站里省下不少经费。
和它们来一场邂逅
身处原始森林,被蚊虫叮咬稀松平常,即便偶尔与蛇、野猪这些“原住民”不期而遇,也不算稀奇。
鼎湖山站副站长、高级工程师褚国伟最不愿提起的,是有一次被马蜂蜇。
垂直移位增温实验平台样地每年要进行两次大规模采样,褚国伟每次都是队长。一次采样时,不知怎么他就被一群马蜂蜇了,脸马上肿了一大圈。去医院打了吊针后,情况好转了一些。他以为没事了,就继续上山采样。没想到,第三天回到所里,同事发现他的脸又肿了起来。
鼎湖山上,蛇是很常见的。邓暮娟就经常遇到蛇,其中不乏竹叶青这样的毒蛇。“我遇到过一条竹叶青蛇,颜色很鲜艳、很漂亮,当时想只要别去招惹它就好。”邓暮娟说,“蛇其实也怕人,一般情况下它的攻击性源于自卫,不招惹它就没事。”
遇到野猪最危险。一次,长期驻扎鼎湖山的监测人员向传银在上山途中,偶遇了一头带着猪崽的大野猪。野猪看到他后,猛地向他冲来。向传银本来不会爬树,但眼见野猪冲过来,情急之下几秒钟就爬上了一棵树。事后,他再次回到那里爬那棵树,却怎么也爬不上去了。
华南植物园研究员莫江明也有过一次与野猪猝不及防的相遇。当时他正在上山的半路上,一抬头,一道黑影从他身旁半米的地方“嗖”地窜了过去。缓过神来,他才注意到,那是一头野猪。
莫江明回想起来,连说自己运气不错:“运气好没被它撞到。”
山林里藏着未知的风险,可鼎湖山站的保障支撑团队从未因危险退缩,而是坚持不间断监测,默默丈量着鼎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