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鸟鸣减压治愈力与逛植物园的次数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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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23 21:14
| 个人分类: 植物园意象体系 | 系统分类: 观点评述
逛植物园听鸟鸣能减压？这事儿还真不是压力越大越有用。 2022 年茂物植物园的实验抛出特别有意思的矛盾： 98% 的游客都觉得鸟鸣确实能放松，但压力水平和恢复效果的相关度居然几乎为零。本文就顺着这两个数字往下挖，拆解了背后量表工具的演化史，最后发现真正决定鸟鸣疗愈效果的，其实是你对这座园子熟不熟、年纪多大 —— 常来的老 游 客、年长者反而能从鸟鸣里获得更多治愈。这个结论对我国现在搞的植物园体系建设也挺有启发，别光说植物园有多好，得拿出实打实的测量证据才是真的好。
2022 年 1 月至 2 月，印度尼西亚的雨季，茂物植物园（ Kebun Raya Bogor ， KRB ）里进行了一次安静的采访。 100 位游客先后戴上耳机，听一段 20 分钟的鸟鸣录音，然后在一份 22 道题的量表上逐条打分。录音并非采自园内，而是下载自视频网站 YouTube 上一个名为 “ The Silent Watcher ” （沉默的守望者）的频道 —— 研究者需要的不是现场鸟鸣，而是一段每个受访者都能听到的、完全相同的鸟声。
最后的数据可以被压缩成两句话： 98% 的受访者认为，鸟鸣带来的恢复程度属于中度到高度；而受访者的压力水平与鸟鸣 心理恢复效应 之间的相关系数，是 - 0.03 。
98% 与 -0.03—— 一个近乎全体的肯定，一个近乎归零的关联。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张力，正是这项研究的全部价值所在。它题名朴素到近乎账目：鸟类声音对茂物植物园游客的心理恢复效应。本文以 “ 国家植物园 意象体系探究 ” 的框架 及其 意象学 视角 重读这篇论文：在 “ 意象体系探究 ” 的第六项核心判断里， 体验侧 （ experience-side ）的测量空白被断为 “ 当前最迫切的方法学任务 ” —— 而这篇论文，恰好是一片测量空白中落下的一个相当完整的样本。
1 一座 1817 年的园，一项 2022 年的测量
茂物植物园不是这项研究的普通背景。它创建于 1817 年 5 月 18 日，由卡斯帕 · 格奥尔格 · 卡尔 · 赖因瓦特（ Caspar Georg Carl Reinwardt ）主持，原名 ’s Lands Plantentuin te Buitenzorg （布滕佐格的领地植物园），占地 87 公顷，是东南亚最古老的植物园。论文为它下的定语只有一句：一座位于茂物市中心的城市森林园（ urban forest park ）。但接着给出了一个关键数字：茂物全市公园与绿地所记录的鸟类物种中，超过 80% 见于这座园内（ Wahyuni et al., 2018 ； Kurnia et al., 2021 ），且园内鸟类的多样性在 2014—2018 年间持续上升（ Sukara et al., 2014 ； Wahyuni et al., 2018 ）。换言之，这座以迁地 保护 立身的园，同时是一座高密度的 “ 鸟库 ” —— 这个身份不是策划出来的，而是 200 年植物积累的副产品。
这正是 “植物园意象体系探究稿” 核心立论的一个声音版本：一座植物园的文化表达并非 植物园 建成后附加的解说与宣传，而是与迁地 保护 同步发生的空间生产过程 —— 200 年树木长成了森林，森林引来了鸟，鸟鸣成为 植物园 的常驻背景音。
研究的现实动机写在引言里，笔法像公共卫生公报：印度尼西亚 心理困扰 的全国流行率，从 2013 年的 6% 升至 2018 年的 9.9% （ Badan Penelitian dan Pengembangan Kesehatan, 2013, 2019 ）；城市人群的抑郁流行率（ 6.3% ）高于农村（ 5.8% ）。新冠疫情之后，一项北美的研究记录了一个反向的事实：封控期间， 80% 的鸟类物种在城市中的种群数量出现增长（ Schrimpf et al., 2021 ）。此前，一项在保护地步道上的实地实验已经证明，鸟鸣能提升徒步者的心理恢复，论文题名就叫 “ 幻影合唱 ” （ The Phantom Chorus ； Ferraro et al., 2020 ）。人更焦虑了，鸟更多了 —— 把这两件事连起来的，就是 “ 恢复 ” 这个概念。
2 论文里的四层意象：一幅配比失衡的剖面
在 “ 植物园意象体系探究稿 ” 的四层框架里， 感知层 指访客通过感官通道形成的直接感受， 认知层 指把环境读成图式的过程， 情感层 是满意度、恢复感与依恋的所在， 文化层 则是意义的承载。用这把尺子量这篇论文，得到的是一个极不均衡的剖面。
感知层最厚。鸟鸣在 探究稿 的术语里属于 “ 境象 ” 五象中的声象 —— 与视象、触象、嗅象、味象并列，是杨锐（ 2014 ）提出、被 “ 意象体系探究 ” 用来纠正林奇式视觉中心主义的通道（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评，见陈倩 , 麻广睿 , 2009 ）。论文的全部测量都发生在这一层： 感知恢复性声景量表 （ 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Soundscape Scale ， PRSS ）的 22 个条目，逐条询问受访者对 “ 这些鸟声 ” 的感受。情感层次之：恢复感是情感层的典型变量之一，受访者还回答了 “ 在园中是否感到舒适平静 ”“ 逛园能否减压 ” 两个整体问题。文化层只有伏笔：讨论部分引入 地方认同 （ place identity ）与 地方依恋 （ place attachment ）来解释年龄效应，但没有测量。而认知层完全缺席 —— 整篇论文没有问访客认得几种鸟、知道鸟的名字、园里的鸟与外面的鸟有何不同。
这篇论文测的是 “ 感受 ” ，不是 “ 读懂 ” 。它填满了 “意象体系探究” 四层框架中的感知层与情感层，而把认知层 —— 即可读性（ legibility ）所在的这一层 —— 原样留在了空白处。 这不是这篇论文的疏漏，而是整个领域的现状： “ 植物园意象体系探究稿 ” 在梳理 2015 年以来的八项访客研究之后写道，体验侧已有的实证证据 “ 主要落在感知层、情感层与文化层，恰好绕开了认知层，即可读性所在的这一层 ” 。
3 两张量表与三代改编：植物园意象测评文献的一次巡礼
这项研究的测量装置，值得当作一次考古来读，因为它身上叠着三代量表改编史，也牵连着植物园意象测评文献的大半个谱系。
谱系的源头在林奇。 1960 年，凯文 · 林奇（ Kevin Lynch ）在《城市意象》中用访谈、 认知地图 （ cognitive map ）与照片辨识测量居民的城市意象，为环境认知立下了第一套可操作的测量方法（ Lynch, 1960 ）。植物园访客研究却长期绕开了这套方法，改走量表之路 —— “ 意象体系探究 ” 的判断是：量表工具成熟易得，认知地图耗时费力， “ 空白不是因为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方法与场景尚未相遇 ” 。
量表之路的第一代在 1983 年。 感知压力量表 （ Perceived Stress Scale ， PSS ； Cohen, Kamarck, & Mermelstein, 1983 ）问世： 10 个条目（ 6 条负向、 4 条正向），五点评分（ 0—4 ），总分 0—40 ；按论文采用的分界， 0—13 为低压力， 14—26 为中度， 27—40 为高压力。它测的是一个人对最近一个月生活事件的主观压力评价。
第二代在 1989—1997 年。卡普兰夫妇提出 注意力恢复理论 （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 ART ； Kaplan & Kaplan, 1989 ），把恢复性环境概括为四个成分： 迷人 （ Fascination ）、 远离 （ Being-Away ）、 兼容 （ Compatibility ）与 延展 （ Extent ）。哈蒂格等据此编制 感知恢复性量表 （ Perceived Restorativeness Scale ， PRS ； Hartig et al., 1997 ），成为恢复性研究最通行的工具。
第三代在 2013—2018 年。佩恩把 PRS 改编为声景版本，即 PRSS ，用以测量声音的恢复品质（ Payne, 2013 ）；佩恩与加斯塔维诺又用心理语言学方法检验了它的效度（ Payne & Guastavino, 2018 ）。而茂物研究做的是第四步：把 PRSS 的主题从 “ 一般声音 ” 改为 “ 鸟鸣 ” ——22 个条目、七点评分（ 1—7 ）、总分 22—154 ；按论文采用的分界， 22—65 为低度恢复， 66—109 为中度， 110—154 为高度。条目的分布是：迷人的 4 条（如 “ 这些鸟声令我觉得迷人 ” ）、远离的 6 条（如 “ 与这些鸟声相处时，我感到从工作与责任中解脱 ” ）、兼容的 4 条、延展 — 连贯的 4 条、延展 — 范围的 5 条。这里有一个值得记下的细节：四组条目数相加为 23 ，而论文自述 PRSS 共 22 条。出入不大，但它提醒我们，量表每改编一次，账目就值得再点一遍。
测量的其余部分同样值得记：抽样是随机抽样与 偶遇抽样 （ accidental sampling ，即便利抽样）的结合，面对面访谈全程遵守防疫规程；研究通过了茂物农业大学（ IPB University ）人体研究伦理委员会的审批（编号 617/IT3.KEPMSM-IPB/SK/2021 ）；所有受访者听的，都是同一段 20 分钟视频里的混剪鸟鸣。
从林奇的认知地图到 ART 、 PRS 、 PRSS ，再到茂物的这次施测，植物园体验侧测量已经拥有一个可移植的工具谱系 —— 这篇论文证明，在亚洲一座老园里，这套工具的最后一公里是可以走通的。
它也是 “ 植物园意象体系探索 ” 第三编所整合的八项访客侧实证研究之一。同列的还有： Williams 等（ 2015 ）在英国五座植物园对 1054 名访客的入园与离园对比，发现植物园 “ 对知识的影响甚微 ” ，而离园者的环境态度显著更积极； Díaz-Meneses 与 Amador-Marrero （ 2024 ）对西班牙 Viera y Clavijo 植物园 373 名访客的路径分析，发现满意度与忠诚度的前因 “ 根本不同 ” ； Yan 与 Wei （ 2025 ）以文化体验经地方认同影响保护意愿的中介模型，把文化层接入行为层。设计侧也并非没有量化传统 —— 华南植物园曾以层次分析法评价 “ 龙洞琪林 ” 景区、以模糊数学法评价温室群景观 —— 但那些测量由专家赋权，主语不是访客。而所有这些访客侧研究共享同一个位置： “ 意象体系探究 ” 写道， “ 没有一项以 ‘ 意象 ’ 为研究问题 ” 。它们测的都是意象的邻近变量 —— 满意度、恢复感、态度、意愿 —— 而不是意象本身。
4 98% 与 -0.03 ：一把诚实的尺子
结果部分是一份相当完整的访客画像。 72% 为女性； 59% 年龄在 19—25 岁之间，平均 25.14 岁； 52% 来自茂物县； 55% 为高中学历， 38% 是在校大学生； 70% 以上月收入低于 500 万印尼盾。到访特征上， 84% 在 2022 年 1—2 月间只来过这一次， 55% 停留 1—3 小时， 50% 的到访目的是 “ 欣赏自然之美 ” ， 55% 单程路程超过 45 分钟， 76% 自认不是观鸟爱好者。
但随后出现了全文最有意思的一个数字。压力水平与恢复效应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03 （ p=0.767 ）：方向为负 —— 压力越低的人，从鸟鸣中感到的恢复越强 —— 但强度接近于零，统计上不显著。也就是说，在 “ 逛园减压 ” 这件事上，常识以为的强关联并不存在：鸟鸣的恢复力几乎不随来访者的压力水平浮动。表 5 把这层关系摊得更细：低压力 22 人中有 13 人把鸟鸣恢复评为高度，中度 73 人中有 22 人，而高压力 5 人中只有 2 人；论文还据表 5 指出，与园里的鸟有过互动（无论视觉还是听觉）的中低压力受访者，恢复感知又更高一截。
论文随后用两张表把这个 “ 不显著 ” 翻转成真正的发现。第一张是逐步回归：在年龄、居住地、教育、收入、到访频率、停留时长、路程时间等变量中，最终进入模型的只有两个 —— 年龄（回归系数 0.5214 ， p<0.01 ）与到访频率（ 8.3755 ， p<0.05 ）。第二张表把到访频率与 “ 对鸟声的敏感 ” 交叉：到访 1 次者 84.52% 自认对鸟声敏感， 2—3 次者 84.62% ， 3 次以上者 100% 。性别、职业、游园目的、是否观鸟爱好者，在卡方检验中全部不显著。
真正决定鸟鸣恢复效应的变量不是压力，而是时间与熟悉 —— 年龄越大、到访越勤，鸟鸣越恢复。 “ 意象体系探究 ” 对这条结果的解读值得整段引用：恢复性收益随熟悉程度而累积， “ 这就是 ‘ 感知 → 认知 → 情感 ’ 递进关系的直接证据：熟悉意味着认知加工的效率提高，效率提高又使感知层得以专注于更细微的刺激 ” 。
关于那个 -0.03 ，论文的讨论给出了一个解释：心理状况差的人对自然声音的感知本身被抑制，可能与听觉皮层神经激活的减弱有关（ Erfanian et al., 2021 ）。这提示恢复测量的一个内在边界 —— 不是鸟鸣不恢复，而是最需要恢复的人，恰恰可能是最难从鸟鸣中获益的人。
5 声音的记忆：鸟鸣如何通向地方认同
讨论部分最动人的一段，是把年龄效应读进记忆。论文援引的一组研究指出：年长者之所以在公园里偏好自然声、尤其鸟鸣（ Hedblom et al., 2017 ； Zhang & Kang, 2007 ），可能因为他们成长于自然环境，与地方之间有着更深的联结 —— 这被归到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的理论之下（ Knez, 2014 ； Knez et al., 2018 ）；鸟鸣之所以恢复，还因为它唤起愉快的记忆与经验（ Ratcliffe et al., 2016 ，转引自 Asahiro et al., 2023 ）； 声景 （ soundscape ）的感知高度个人化，经验、记忆乃至创伤都为它赋予语境（ Erfanian et al., 2021 ）；停留越久、到访越勤，人越依恋这座园，恢复效应越强（ Kim & Miller, 2019 ）。
在这条解释链里，鸟鸣的恢复力一半来自声音本身，另一半来自听者与这座园的关系史 —— 这正是 “意象体系探究” 四层框架中文化层在量表中的回声：意义附着在记忆上，而记忆长在时间里。
这个回声对中国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有三点启示。其一，通道扩展有先例可循。 “ 意象体系探究 ” 指出，感知层是四层中测量手段最成熟的一层， PRSS 这类量表可以原样移植；我国国家植物园的监测评估虽已把 “ 意象清晰度 ” 列入指标，但所设多属 设计侧 （ design-side ）指标 —— 可清点的对象多， “ 访客读到了什么 ” 少。把 PRSS 与 PSS 纳入定期监测，是补齐体验侧的低成本入口。其二，熟悉度效应应当进入监测语义。恢复收益随到访频率累积，意味着重复到访率不只是客流指标，而是意象资产的累积指标； “ 意象体系探究 ” 的双侧结构主张设计侧与体验侧并测、产出落差而非分数 —— 到访频率与 PRSS 得分的联合监测，就是落差指数的一次最小化落地。其三，量表借用要有纪律。量表有著作权，改编须谨慎：这篇论文把 PRSS 主题从 “ 一般声音 ” 改为 “ 鸟鸣 ” ，是量表谱系上的第三次改编，其 信度 （ reliability ）与 效度 （ validity ）须重新检验；若在中国复测，还应如论文自己所言，改用园内真实鸟种的鸣声录音，而非网络混剪。
论文结尾还自陈了两个未竟的问题：其一，恢复效应是否存在压力阈值 —— 当压力高到某个程度，鸟鸣是否失效；其二，应以茂物园内真实鸟种的声音为基础，把鸟鸣纳入 森林疗愈 （ forest healing ）的框架，在印度尼西亚落地。第一个问题指向测量的边界，第二个问题指向测量的用途。
按此，可以写出三条可检验命题。命题一（复现命题）：在中国一座国家植物园以同一套 PSS 与 PRSS 施测，能否复现 “ 98% 中度以上恢复 ” 与 “ r≈0 ” 的双结果？这是对体验侧测量可复制性的最低检验。命题二（递进命题）：若恢复收益随熟悉度累积，则常客组在认知层任务 —— 例如说出园内三种鸟的名字 —— 上的表现应显著优于首访组；这是对 “ 感知 → 认知 → 情感 ” 递进关系的跨层预测。命题三（双侧命题）：设计侧通感词（气味、声音、触感类语汇）密度越高的园，其体验侧 PRSS 得分是否显著更高？这是双侧并测的第一次落地。
6 结语：从 “ 做得好不好 ” 到 “ 能不能自证做得好 ”
“ 意象体系探究 ” 的核心结论是一句话：我国国家植物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且在若干方面颇具深度的可读性做法，但这些做法尚未收敛为一套可自证的体系；而所谓 “ 收敛为体系 ” ，其技术前提是一套能够测出 “ 设计意图 ” 与 “ 访客实感 ” 之间落差的工具。 “ 意象体系探究 ” 说，这一改动 “ 看似平常，却是从价值倡导走向可累积研究的关键一步 ” —— 把问题从 “ 做得好不好 ” ，改成了 “ 能不能自证做得好 ” 。
茂物这项研究，就站在这个转折点上。它没有测量意象，它测量了意象最邻近、也最诚实的一部分 —— 感受。它证明在一座 1817 年的亚洲植物园里， “ 访客实际如何 ” 可以变成数据： 98% 是一个可以复核的数字， -0.03 也是。而 -0.03 的价值正在于此：测量不是为了证实常识，而是为了划出常识的边界 —— 当最需要恢复的人可能最难被恢复，一座植物园该做的事，就比放一段鸟鸣多得多。
茂物植物园档案
中文名称： 茂物植物园
外文名称： Kebun Raya Bogor （ Bogor Botanical Gardens ； 1817 年创建时名 ’s Lands Plantentuin te Buitenzorg ，意即 “ 布滕佐格的领地植物园 ” ）
City ： Bogor （茂物市）
State ： West Java （西爪哇省），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Mail Address ： Jalan Ir. H. Juanda No. 13, Bogor 16122, West Java, Indonesia
Website ： https://kebunraya.id （本园页面： https://kebunraya.id/r/bogor ）
Tel ： +62 251 8322187
Fax ： +62 251 8322187 （与总机电话同号）
Affiliation ： 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与创新署（ Badan Riset dan Inovasi Nasional ， BRIN ） ——2021 年 9 月起为管理机构；此前为印度尼西亚科学研究院（ LIPI ）植物保护与植物园研究中心，亦即研究对象论文致谢所载的许可机构。
扩展阅读
Asahiro, Y., Sunkar, A., & Budi Hernowo, J. (2023). Bird sounds psychological restorative effect on the visitors of Bogor Botanical Garden. HAYATI Journal of Biosciences, 30(4), 692–700. https://doi.org/10.4308/hjb.30.4.69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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