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乐观主义者爱因斯坦
技术乐观主义者爱因斯坦
始于20世纪初的新物理学“创世纪”中，爱因斯坦在理论与思想上的建树可谓领袖群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较少为人注意的是，他并不鄙视和排斥技术，涉足的发明包括与匈牙利裔美籍物理学家西拉德一道发明的无泵吸收式冰箱，他改进的助听器、陀螺罗盘，设计的自动调节光强的照相机等，这一点较之他敬重的伟大前辈牛顿、伽利略有过之无不及。
近来，读到方在庆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人生观》，可以称为多年前推出并广受读者欢迎的那本《我的世界观》（现已34次印刷）的姊妹篇。全书包含爱因斯坦对科学、艺术、社会、和平、人类文明的众多深刻见解，立论恢弘、思想深刻，值得每一位爱书人阅读。本文仅就其中涉及技术与发明的言论作一点介绍。
《我的人生观》，[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方在庆编译，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5月出版，定价：58元
欲影响技术，需先理解技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普遍弥漫着一种对现代文明与人类命运感到担忧的悲观情绪。与一般人单纯将其归咎于技术滥用不同，爱因斯坦还注意到了技术发展与国际谅解的辩证关系。
1924年11月，爱因斯坦在一篇题为《论技术》的短文中写道：“技术不仅通过创造具有威慑力的武器，使得战争变得令人畏惧，从而促进国家间的相互谅解，而且通过国家间难以打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谅解。”
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余生。31年之后，当核技术发展到可以释放蕴藏在原子内部的可怕能量时，爱因斯坦在与罗素等人共同署名发表的著名宣言中警告世人，我们必须弄懂的问题已不再是“应采取何种措施以便令我们所偏好的集团获得军事胜利”，因为如今已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必须躬身自问的是，“应采取何种行动以防止一场其结果必将使各方同归于尽的军事冲突”。
爱因斯坦为中学数学教育中脱离实际的倾向感到担忧。1920年7月16日，他在致奥地利技术工业博物馆首任馆长的信中写道：“几何学家甚至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忘却了他们的知识是以研究实物和光线为基础的。任何断然否认这一点的几何学家，都将他的科学贬低为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科学唯有在与感觉经验世界保持联系时才能发展和繁荣，无论这种联系多么间接。如前所述，专注于技术的实践极其适合用来抵御科学的退化。”
此外，他又写道：“提高公众对技术丰富的智力与美学内涵的认知，使其成为文化生活中真正的重要因素，无疑是值得追求的。”针对那种将技术视为我们时代未曾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的悲观论调，爱因斯坦写道，“要想对它施加影响，我们首先必须努力理解它”，而不是任由其野蛮生长。
对同时代人爱迪生的感谢和敬仰
1929年10月21日，为纪念爱迪生公开展示白炽灯发明50周年，爱因斯坦应邀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致辞。他声称：“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赋予我们这个时代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一时代，通过一场空前的技术发展，人类的生活条件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人力和畜力被机器取代，交通、运输和通信的进步使全球联结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这些“也为地球上人类在政治上的进一步统一创造了前提——只是由于人类长期沿袭的传统与价值判断仍显滞后，这一进程只能缓慢推进”。在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中，爱迪生占据着极为突出的地位。爱因斯坦写道：“因为您为使电力真正服务于人类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请欣然接受您的同时代人向您表示的感谢和喜悦的敬仰——您是一个使自己的生命因劳动而充实、因劳动而美好的人。”
爱迪生在第二天发来电报致谢，告知爱因斯坦，他的广播讲话令“全美激动不已”。本书编译者在注释中评论道：“这条电报是两位标志性人物——代表理论科学顶峰的爱因斯坦与代表应用技术巅峰的爱迪生之间一次成功且友好的历史性交流的完美证明。”
1930年8月22日，爱因斯坦应德国无线电与音响展览会之邀，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科学与广播》的演讲。他宣称：“一切技术成就的本源，在乎那近乎神性的好奇心，以及研究者在手作与思索中表现出的创造性游戏冲动，同时也离不开技术发明家富有创造力的想象。”然后他追溯了奥斯特、赖斯、贝尔、麦克斯韦、赫兹、利本等人的贡献，呼吁人们应该“感激默默无闻的技术大军，他们简化了无线电通信的仪器，使其适应大规模生产，从而让每个人都能使用”。
尤为精彩的，是下面有关技术促进社会进步的金句，比如，“那些不假思索地享受科学与技术的奇迹，却对其精神内涵一无所知的人，应当感到羞愧，就像一头牛对它津津有味地咀嚼的植物的相关学问一无所知一样”。又如，“请记住，正是技术人员使真正的民主成为可能，他们不仅减轻了人们的日常劳动，还将那些仅由特权阶级享受的最优秀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带给了大众，从而唤醒了沉睡中的民族”。
“就广播而言，它在民族和解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直到今天，各民族几乎只能通过本国日报的扭曲镜面来了解彼此。广播以最生动的形式展示各民族的不同方面，尤其是其可爱的一面。因此，它将有助于消除彼此的陌生感，毕竟如若任这种陌生感发展，其很容易转化为猜疑与敌意。”爱因斯坦这里讲的是无线电广播，道理同样适于后来的电视、互联网和日新月异的当代通信联络技术。
古往今来，有关技术的悲观论与乐观论的争论始终存在，工业革命以来尤为明显。这里容我插入中国学者早前发表的一段话，可以说与爱因斯坦的乐观主义同声相应。
1921年9月1日，任鸿隽以会长身份在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致辞，其中提到，“因为蒸汽机的发明，在17世纪又兴起了一个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影响的远大，诸君是知道的。他把家族工业制度打破，变成工厂的工业制度；把农业国家的国情打破，变成工业的国家。随后轮船火车发明了，我们可以说在交通上又掀起了一个革命。从前天涯地角漠不相关的地方人民，现在彼此都产生了关系。柏格森说得好，‘蒸汽机发明了100年后，我们才觉得他震动的利害。但是他所产生的工业革命，已足以推翻从前人类的关系了。由此发生的新思想、新感觉，正在开花结果的时候’”。
对“发明”与“发明家”的独特见解
爱因斯坦认为职业的选择应该遵从个人志趣，学术训练的目的不是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获得一个位置，那里的专业研究者也不一定比具有热情的“业余”人士更适合创造性的工作，因为他们不得不应付体制内“发表”与“晋升”的压力。
1929年爱因斯坦在回复一位德国青年的信中提到，人应该忠于内心的求知冲动，而不是屈从于短期的功利计算。学术训练的价值并不限于成为教授或研究员，还应该顺应社会的需要。他写道，“我当年在瑞士学习数学和物理，却始终找不到教师的职位。后来在毫无技术背景的情况下，我被聘为瑞士专利局的初审员”。他还写道，“所谓‘职业研究者’，在研究方面是否真的比靠一份‘糊口的手艺活儿’谋生的人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这一点大可怀疑。前者往往很容易，为了‘有所进展’被推向浅薄的多写和忙碌”。
同年，他在一篇《论高等教育》的短文中说：“高等学校的职责在于培养人的智力与精神品质，而不应考虑所传授内容的直接实用性”。“在教育价值方面，任何一种方向都不应被置于另一种之上。重要的不是具体课程内容，而是整体人格的发展”。
作为专利局的前初审员，爱因斯坦对“发明”与“发明家”有独特的见解。1928年10月，他在一份有关发明家的问卷中提到，发明家就是“能够将已知的手段进行新颖的组合，尽可能以经济的方式满足人类需求的人”。这里讲的“新颖的组合”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来源于自由的建构性思维与获取知识的热情。为此他写道：“没有知识自然无法进行真正的发明，就像没有语言就无法作诗一样。”归根结底，“发明家需要具备创造动力、激情、毅力、知识以及对经济问题的洞察力。他们不来自特殊的群体，而是继承了思想活跃的前人的精神”。
关于技术与工程的精彩论述
本书中爱因斯坦关于技术与工程的最精彩论述，当数他为亦师亦友的工程学大师斯托多拉写的致敬文章。斯托多拉是斯洛伐克裔的工程师与发明家、现代热力学与涡轮机领域的先驱，长期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教。1929年5月10日是斯托多拉70寿辰，爱因斯坦提笔写下饱含温情又富有哲理的庆祝文章。此文是在好友贝索的协助下完成的，贝索不仅是爱因斯坦在专利局的同事，也曾受教于斯托多拉。
文中深情地写道：“我们，即所有因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光芒四射的仁慈而感到幸福并汲取力量的人，今天满怀感激地向他伸出手，祝愿他还能经历许多充满创作与沉思的幸福岁月，并愿他意识到自己工作的丰硕成果以及所有认识他及其作品的人对他的温暖同情。”
文中多处回忆斯托多拉的教学对青年学子的影响：“那时，我们第一次懂得了技术的简洁和技术创造的意义。轴承、密封、调节过程，这些原本只是公式里遥远而封闭的概念，突然变得鲜活起来，成为可以把握、可以带走的东西，也在我们心里唤起了一种创造的信心。”文中还提到斯托多拉以流体力学的最新成果说明流动现象的本质，从而成为学子们理解摩擦的关键；还有那些绘图练习，使空间想象与物理理解以简单有力的形式服务于自觉的构造工作。结果是，“我们在那里学到的不只是‘技术是什么’，更是那种能够在精神上把握整体的创造活动”。
“倘若斯托多拉生在文艺复兴时代，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或雕塑家，因为在他的性格之中，最强烈的驱动力乃是想象力与创造的冲动。近百年来，拥有这样天性的人大多转而投身于技术领域。正是在这里，时代的创造欲望得以强烈地释放，而审美感及其热情也在此找到了远比外行所能想见的更为丰富的施展空间。”爱因斯坦用诗性的语言描述斯托多拉的创造力和美学品味，也可视为对历史上所有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的工程师与发明家的礼赞。
（作者系科学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