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三重转型系统支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2026年7月,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下称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对 《“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下称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 的发展突破主要体现为3个层面的系统性转型:功能定位上,从“法律保护工具”转向“核心生产要素”;政策逻辑上,从“行政供给驱动”转向“环境生态培育”;国际定位上,从“规则参与者”转向“规则引领者”。三者构成“目标确立—路径选择—外部保障”的完整逻辑链条,共同勾勒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行动框架。
功能定位之变:从“法律保护工具”转向“核心生产要素”
相对于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对知识产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将知识产权置于科技与法律交叉领域的制度框架内,本质仍属法律工具层面的政策安排。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开篇即指出“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总体要求中提出“加速知识产权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在重点任务中明确“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要素市场” 。 这一系列表述表明,知识产权的战略位阶日益提升, 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扩大对外开放愈加重要的支撑。
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从“权利保护”转向“产业赋能”。过去知识产权工作的重心在于“确权”和“维权”,核心是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则将“运用”摆到了更重要的位置,全文多次强调知识产权要“赋能实体经济”“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知识产权市场价值更加彰显”,这正是功能定位转型的集中体现。从学理层面审视,强化知识产权要素定位,意味着更加重视其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也意味着制度设计必须从“如何保护”拓展到“如何运用、如何交易、如何增值”的全链条考量,这是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认知前提。
政策逻辑之变:从“行政供给驱动”转向“环境生态培育”
功能定位的转型,要求政策逻辑进行相应调整。如果说功能定位回答的是“知识产权是什么”的问题,那么政策逻辑回答的就是“如何实现其价值”的路径问题。
“十四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比较突出“行政供给驱动”。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则发生了系统性转变,部署的首项重点任务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调整为“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并明确提出“培育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良好生态”。从“加强保护”到“优化环境”,从“激发活力”到“培育生态”,政府的角色正从直接的资源“给予者”转向间接的环境“培育者”。
实现从“行政供给”到“生态培育”的转型,关键在于完善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从3个层面推进这项工作:在制度供给层面,提出“加强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研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制度”,为生态培育提供系统完备的法律框架;在权利行使规则层面,明确“防范和打击知识产权领域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和滥用知识产权行为”,为市场秩序划定行为边界;在竞争规制层面,提出“健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制度”“依法查处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防止私权扩张对公平竞争造成扭曲。3个层面各有侧重,共同构成支撑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的制度底座。
从学理层面审视,这一转变折射出对知识产权发展规律认知的深化。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运行,不能仅依赖于政策供给端的持续投入,更有赖于一个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与充满活力的市场生态。前者决定了创新主体“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活动,后者决定了创新成果“能不能够”顺畅地实现价值转化。当政策工具从直接的行政干预转向间接的生态培育,意味着决策层已经深刻意识到,知识产权的繁荣发展是一个依赖于制度环境、市场机制与创新主体良性互动的复杂演化过程。这是功能定位转型在政策层面的必然延伸,即只有通过生态培育,生产要素的价值才能充分释放。
国际角色之变:从“规则参与者”转向“规则引领者”
功能定位的跃升与政策逻辑的转换,必然投射于国际舞台。当知识产权上升为核心生产要素,当国内制度生态日益成熟,中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角色也必然随之重塑。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领域的系统部署,正是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
在总体定位上,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将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的“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升级为“统筹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与竞争”,战略姿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从单纯强调“合作”转向“合作与竞争”并重。在规则参与层面,提出“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深入研究和参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将政策重心前移至规则形成环节,致力于在新兴领域争取制度性话语权,同时明确“积极开展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多双边经贸协定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和谈判工作”。在治理路径上,部署了全球多边、区域多边、双边3个层次的行动方案。在涉外保护层面,要求“提升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水平”“妥善应对知识产权国际争端”。这一系列部署表明,中国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深度嵌入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
当前,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博弈前沿,知识产权议题与经贸、产业、技术议题深度交织。中国从“规则参与者”向“规则引领者”转型,既是创新能力跃升后的水到渠成,也是在日益激烈的规则竞争中维护发展空间的主动作为。
三重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协同效应
功能定位从“法律保护工具”转向“核心生产要素”,回答的是知识产权“是什么”的问题,为整体转型确立了方向与目标。政策逻辑从“行政供给驱动”转向“环境生态培育”,回答的是“怎么做”的问题,为功能定位的实现提供了路径保障。国际角色从“规则参与者”转向“规则引领者”,回答的是“如何参与全球竞争”的问题,既是前两个转型的自然延伸,也为自主知识产权的海外布局与运用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三者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将影响整体效能的释放。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从知识产权大国迈向知识产权强国、实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第二阶段战略目标的关键跨越期。三重转型协同推进,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进一步迈向保护与运用并重、政府与市场协同、国内与国际统筹的成熟治理阶段。随着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的有序实施,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将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5年中取得决定性进展,为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市场基础与能力基础。
(作者系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研究院执行院长)
(编辑:李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