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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独居者决定捐出身后唯一住房


速读:巫清是特困人士,他们会定期上门看望,当地区政府还为她申请了“长护险”,每隔三四天,都会有一位护工上门为她买些菜、做些重体力的家务。 她们要启动遗嘱慈善信托计划,完成巫清最后的心愿:捐出唯一的自住住房,卖房款置入慈善信托,定向用于家乡广东廉江的教育公益事业。 巫清告诉她,自己每天都在忍受着癌症带来的钻心疼痛,两周后自己将迎来骨癌治疗手术,手术成功率不到三成。 在做出这个决定后,巫清前后联系了多家海南的公益机构和社会组织。 但王薇娜知道,巫清是个爱憎分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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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23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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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个人的生前身后事,关乎告别,更关乎自主。 当衰老、病痛一步步逼近,如何决定自己最后的照护方式、如何安排遗产、由谁替自己表达意愿,是很多人回避却终将面对的命题。意定监护、生前预嘱、安宁疗护、遗嘱与慈善信托……这些主动为“告别”做出的筹划,是普通人握住最后自主权的方式。我们推出“生命倒计时”系列报道,倾听当事人的顾虑与期待,以一个个真实样本,探寻怎样的社会支持和共识,能让告别保有尊严。 本篇是系列首篇。独居者巫清在生命最后时光,将唯一房产通过 遗嘱 慈善信托捐出,用于家乡助学。这份朴素的心愿,落地之路却漫长坎坷。她的故事,折射出一个人想按自己的心意安排身后事时,可能遇到的制度缝隙与现实难题。 我们认真谈论衰老与死亡,更是为了当下能更坦然地活。

2026年临近春节前几天,律师王薇娜又一次爬上这栋老楼的四楼,敲响巫清家的门。

没有回应。

以往这个时候,房门多半敞着,穿戴好假肢的巫清会站在门内,用雀跃的声音迎她。这位身体多处残疾、身患两种癌症的“70后”海口独居女士,是王薇娜近三年里若即若离的老熟人。

不好的预感攫住了她。王薇娜找到街道办,得到了那个沉重的答案:巫清已在数月前,在家中床上悄无声息离世。

对于巫清这样一位癌症晚期患者,这并不算意外。可她还有一桩最重要的遗愿等着落地。平复心绪后,王薇娜拨通了1600多公里外朱秋霞的电话。

朱秋霞 是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是3年前巫清指定的遗产管理人。她们要启动遗嘱慈善信托计划,完成巫清最后的心愿:捐出唯一的自住住房,卖房款置入慈善信托,定向用于家乡广东廉江的教育 公益 事业。

这份朴素的身后定向捐赠,少有先例。房产捐赠牵扯繁杂手续与高税费,多数公益 基金会 不愿直接接收普通人的房产。现实里更常见的结局是: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收归国家。

在这个围绕重病独居人士、在生命尽头托付遗愿展开的故事里,所有出现在巫清最后生命里的人,都在努力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让普通人生命中最后的善念,按照其自主意愿落地?

巫清家风格老旧的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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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清家风格老旧的门。 受访者供图

人生最后一件事

“很难想象我面前的会是一个‘人’。”

2023年2月下旬,王薇娜第一次沿着高陡的楼梯爬上四楼。见到门旁的巫清时,她被震了一下。

巫清骨瘦如柴,脚上是一对假肢,硕大的义眼,眼神直直落在来人身上。她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整皮肤,手指也已扭曲变形,只有一只手能勉强抓物。

十几年前家中那场燃气爆炸,毁掉了一切。如今这套房子,只剩重新刷白的墙体空壳,四处拼凑得来的旧家具。

巫清家住四楼,楼梯高陡。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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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清家住四楼,楼梯高陡。 受访者供图

巫清常年生活在卧室里一张可升降护理床上,另一个房间是家人生前居住的地方,地砖开裂,废弃杂物和身边人送来的生活用品堆在客厅一角。

她反复叮嘱王薇娜:“快到家门口前,一定要提前十分钟告诉我。”对于因身体残疾囿于一室之内,巫清常感抱歉。10分钟,是她从卧室挪动到门口需要的时间——一张红色塑料凳,是她除了假肢外的第三只脚,身子一点点往前挪,走累了,就坐在凳子上休息会儿。

那次见面,王薇娜和她聊了六七个小时。巫清告诉她,自己每天都在忍受着癌症带来的钻心疼痛,两周后自己将迎来骨癌治疗手术,手术成功率不到三成。

但苦难已无处诉说。巫清父亲早年去世,家里与亲戚断了联系,近十多年里,母亲、亲妹妹相继离世,身边没有能托付的亲人了。

巫清偶尔嘴角扬起笑意,偶尔又哭起来,都是因为聊起了妹妹。她拿出珍藏的家庭老相册,给王薇娜一张张翻看妹妹的照片。“她真的很漂亮,还没来得及享受青春、谈恋爱……”妹妹是巫清在这个家中最亲的人。那场爆炸中姐妹俩失去了母亲,两人也都被烧伤。出院后不久,妹妹又被查出患有癌症,巫清拖着病躯在医院里照顾了一个多月,妹妹还是离开了。

在生命最后时光里,妹妹总向巫清念叨:自从家中发生爆炸后,一家人一直在接受社会的帮助,也被免去了很多医疗费用,姐姐你日后如果有能力了,一定要做公益,回馈社会。

几年前查出癌症后,巫清也曾细细盘算自己的遗产。虽政府与医院已帮助免除癌症治疗费用,但所留现金不过几千元,身无长物,值得捐出的只剩下这套小房子。

在她的设想里,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将房产遗赠给基金会,再由基金会处理后续公益捐赠事宜。她要在上手术台前把这些事全部落定。

“我没有时间了”

在做出这个决定后,巫清前后联系了多家海南的公益机构和社会组织。

电话里,好几个机构听到巫清的需求后,都婉拒了。他们对她解释,不动产捐赠比较麻烦,流程复杂,一般公益机构很难有专业能力承接。生性要强的巫清没有再多争取,把他们从联系簿上删除了。

后来巫清从本地志愿者口中了解到,上海有家真爱梦想基金会,可以接受不动产遗赠。她找到官网上的电话,抱着一丝希望拨了过去。这是她联系的第八家机构。她内心也不知道,如果这一家也拒绝了,后面还能找谁。

幸运的是,那天下午接到电话的朱秋霞和她沟通了1个多小时,问了很多细节问题,电话越打到后面,巫清的情绪也越平静。当晚,朱秋霞作出决定:接下这笔房产慈善捐赠。

但这始终是双向选择。为了让巫清更了解基金会,朱秋霞还给她寄来一份上一年的基金会年报。巫清借着阳台日光,仔细端详。她和朱秋霞说过,因为视力问题,自己看得最清楚的是图片。“小朋友们的笑容很灿烂。”后来巫清提起。

到了这一步,另一问题出现:巫清无法走动、基金会远在上海,需要找一位在海口本地懂法律的承办人。

王薇娜所在的国浩(海南)律师事务所与基金会是公益合作伙伴,平时就热心公益事务的律所合伙人王薇娜成了不二人选。

王薇娜也很清楚,作为公益帮助巫清实现遗愿的人,巫清每次向她求助时,都是克制小心的。“不用联系我,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巫清第一次见王薇娜就说起。

王薇娜担心巫清手脚不便,想给她把饭做好再走,她连忙摆手,指着厨房边的凳子说:“我平时就靠在这旁边,煮点粥,放点菜和肉。”

巫清也会指着客厅里门口一大堆饼干牛奶、保健食品告诉王薇娜:“不用买东西来了,他们给我买了很多吃的。”

王薇娜知道,巫清口中的“他们”,是她所在的大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巫清是特困人士,他们会定期上门看望,当地区政府还为她申请了“长护险”,每隔三四天,都会有一位护工上门为她买些菜、做些重体力的家务。

巫清多次说起街道几位办事员的特别关照和楼里水电工的免费帮忙,也对个别街道办工作人员的冷遇耿耿于怀。

“和巫女士简单沟通还行,聊久了她就会表现出不耐烦,有次我们中秋去送慰问月饼,她拒收丢在了门外。”在大同街道一位工作人员的描述中,巫清性格确实孤僻。

但王薇娜知道,巫清是个爱憎分明的人。她的好脾气只展现给信任的人。

巫清清晰了自己的捐赠诉求后,国浩律所和基金会设计论证了不少方案。

巫清原想在去世后再将房产赠与基金会。这一过程需要按照不动产无偿赠与的相关税收政策纳税。比如2014年,来自上海闵行的“中国好人”毕原鸿、毛怡老夫妇捐赠了自己价值约600万元的房产。但受赠慈善组织若要将其出售,面临土地增值税、契税、增值税、房产税等各类税费近400万元。巫清的房产本身价值不高,这样设计,恐怕最终出售所得更微薄。

而房子在巫清生前就捐赠出去,会减弱她生活的安全感。

“也许还有一个变通办法,就是巫女士在生前设立好居住权,然后自行将房子卖掉,所得款项在她过世之后留给信托。但由于不清楚巫女士的生存周期,设了未知年限居住权的房屋,一般不好卖,定价也很麻烦。”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宇分析。

结合国浩律所此前的项目经验,最终决定采取遗嘱加慈善信托的形式:先请巫清订立遗嘱,在遗嘱中指定遗产管理人;由基金会作为遗产管理人,代理处置所有遗产、出售房产,后将售房款注入慈善信托。这种模式能让信托机构和基金会在善款使用上互相监督。

巫清接受了这个方案。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心愿,而非如何实现。而且,她对王薇娜、朱秋霞的信任已足够牢固。

王薇娜第一次到访两天后,巫清就告诉朱秋霞,自己要立遗嘱,赶紧把房子的事落定。“这么快就考虑好了,要不要我飞去海南见你一面?”朱秋霞有些疑惑。

“没时间了,我相信你。”巫清说。

可是当巫清把房产证拿出来时,王薇娜发现了令她“头大”的事:产权人一栏,仍是她母亲的名字。这套继承下来的房子,必须先登记到巫清名下,才能办理后续手续。

王薇娜重新梳理一家人的死亡时间和继承关系。街道办、派出所、社区诊所、公证处、不动产登记中心,她一趟趟跑下来,把缺失的材料补齐。

第一次权属变更登记没有顺利办成。王薇娜请来公证员,带着公证书原件和工作人员继续沟通:“你看,我把公证员都带来了,您听我讲一个故事……”

2023年3月,房产权属从巫清母亲名下继承转移到巫清名下。跑材料时,王薇娜还为巫清申请了每月600元的低保补助金,申请领取了巫清妹妹去世后国家发的几千元丧葬补助费。同年8月,巫清被街道办认定为特困人士,补助金增加了几百元。

巫清离世后留下的数千元存款,大多来自于生命最后两年的这些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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