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鑫光环B面：合肥未完成的课题
城市研究
编者按：
K型分化，正在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在2026年年中最鲜明的注脚。上半年GDP同比增长4.7%，总量波澜不惊，水面下的冷暖却已泾渭分明。在需求侧，出口保持韧性，消费却步履迟滞，地产仍在探底。从供给侧看，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维持两位数增长，传统制造业则面临产能过剩与价格竞争的双重压力。两条曲线，一升一降，裂口愈拉愈宽。这种分化，正悄然取代东西部的旧有地理叙事，成为城市排位的新标尺。城市的沉浮，越来越取决于其在技术链条上的海拔高度——向上跃升或向下承压，全系于此。在长三角、珠三角内部，梯队已然明晰；中部城市也在重新洗牌，格局未定。基于此，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推出《城市动力学·城市K动能》系列专题，以一组样本城市的深度解析，锚定这场竞速赛的关键节点，回应中国城市转型深处的追问。合肥，正是本轮分化中最具标本意义的观察窗口。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5.6%，长鑫存储市值站上3万亿，半导体、AI、新能源车三条主赛道同时爆发——从传统产业重镇到新兴产业集群，合肥的跃迁路径恰如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城市新旧动能切换的核心命题。
合肥棱镜：一座城市的经济叙事与启示。
南方周末研究员 郭倩倩 戴春晨
责任编辑：李婧
近期，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上市进程受到资本市场高度关注。随着长鑫科技逐步走向市场化，合肥模式再次引发业内与舆论的集中讨论。刚发布不久的全国经济半年数据，从侧面呈现了长鑫科技上市落地前夕、处在转型进程中的合肥。
在国内区域经济分化加剧、多数城市受房地产调整与消费疲软拖累的背景下，合肥的经济表现和产业转型成效尤为突出。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合肥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73亿元，同比增长6.8%。相较于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能体现城市发展的质效。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速达79.0%，连续12个月保持30%以上的增速，占规上工业的比重提升至41.9%；外贸进出口总额2902.6亿元，同比增长41.5%，其中出口2160.2亿元，增速达到51.9%。
各项数据充分说明，合肥工业经济的增长动力已经完成切换，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已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主力支撑。
依托“芯屏汽合”的产业布局，合肥前期持续多年的产业培育逐步进入收获阶段。2026年上半年长鑫科技上市，直接带动全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2.5%；京东方持续带动本地显示产业扩容提质，液晶显示屏产量增长17.6%；在大众安徽、蔚来、比亚迪等项目的共同支撑下，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0%；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同比增长24.4%，制造业与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合应用实现规模化落地。
经过长期培育，合肥已经从传统低端加工制造城市，转变为深度嵌入全球半导体、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高端制造城市，产业层级和区域定位实现明显提升，其产业动能的转换路径也为观察国内城市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典型参考。
合肥近年来的持续增长，是地方产业布局与发展模式迭代的集中体现。在后土地财政背景下，面对地方债务管控、内外需结构调整等现实约束，合肥在政府产业赋能、增长动能转换方面形成了一套可参考的实践路径。
本文试图回答从市场人士到普通民众都关切的问题：是否存在可复制的合肥模式？合肥做对了什么，又有哪些未竟的事业？
合肥发展日新月异。（图/视觉中国）
合肥的突围
合肥的崛起，并非偶然的项目“押注”，而是契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系统性成果。置于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脉络中可清晰窥见，合肥的成长路径兼具对传统区域发展战略的传承创新，更实现了地方政府治理与产业发展模式的边界重塑。
产业梯度承接是合肥突围的基础优势。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阵模型”，精准阐释了东亚经济体阶梯式崛起的核心逻辑：产业由先发工业化国家向后发地区梯度转移，后发区域依托成本和市场优势承接产业资源，实现层级化跃升。上世纪末，中国沿海地区承接“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外溢，完成首轮工业化积累；而合肥的崛起，正是这一产业转移逻辑向中国内陆腹地的深度延伸。
合肥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与成本叠加优势。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合肥至南京高铁时长仅50分钟，至上海约2小时，可高效承接长三角制造业产能外溢，与上海、杭州构建起联动紧密的“半日研发圈”。相较于中西部内陆城市，合肥紧邻东部核心市场，产业配套半径更短、物流运输成本更低；相较于上海、苏州、杭州等沿海先发城市，合肥长期保持土地、人力、营商的综合成本优势。2008年落地京东方项目、2016年布局长鑫存储前身DRAM项目时，合肥的政策配套成本显著低于沿海地区，同时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的人才储备，形成了优于普通内陆城市的人才供给能力。
我们认为，区位红利与成本优势的双向叠加，让合肥在产业梯度转移中占据绝佳的生态位，规避了内陆城市远离市场、沿海城市成本高企的双重短板。
如果说区位与成本是市场赋能的“天时地利”，那么极致化的“有为政府”实践，则是合肥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核心特质。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发展型政府”的有效赋能：政府不仅承担市场秩序的监管职能，更主动布局产业升级、参与产业培育。日本通商产业省、韩国经济企划院，均在本国产业迭代的关键阶段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中国改革开放将这一模式本土化，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开发区发展路径，合肥则将这一运作模式打磨至全新高度。
其一，专业化决策规避行政的盲目性。合肥的重大产业投资从未依赖行政主观决断。以京东方、长鑫存储等标杆项目为例，当地政府组建由行业专家、会计师、风投机构组成的专业团队，开展多轮深度尽职调查，完全遵循市场化投资逻辑研判项目的可行性，以“IPO级严谨度”推进产业布局，大幅降低产业决策风险。
其二，长周期坚守契合产业规律。新型显示、半导体均属于长周期、重资产、高壁垒产业，前期研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需要跨越行业周期的耐心与定力。京东方项目落地初期遭遇行业低谷、承压显著，长鑫存储更是历经多年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合肥国资在关键节点持续加码、坚定赋能，充分尊重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三，市场化进退厘清政企边界。合肥的产业发展模式绝非与民争利，而是精准把握介入与退出的节奏。项目成熟稳定后，合肥国资均通过市场化减持方式有序退出。公开数据显示，仅京东方等早期标杆项目，合肥国资便通过二级市场回收了数倍于初始投资的资金，回笼资本持续滚动投入新一轮战略性产业布局。这种“逆周期布局，顺周期退出”的运作模式，清晰界定了有为政府的权责边界：市场失灵时主动补位赋能，市场成熟时及时归位放权。
综上，合肥的成功，是中国区域发展成熟经验的集大成创新。其并未构建全新的发展理论，而是有机整合长三角区位优势、中西部成本优势、东亚产业政策优势和市场化退出机制，形成一套可落地、可复制的产业培育体系。合肥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区域追赶阶段，后发地区可通过精准、专业、长效的产业干预，大幅缩短产业的自然迭代周期，实现跨越式发展。
更具时代价值的是，合肥率先探索出后土地财政时代的地方财政转型路径，以“产业收益”替代“土地收益”，破解地方发展动能的困境。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发生根本性转变：房地产进入长期下行周期，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从2021年8.7万亿元的峰值持续回落，2025年已降至4.5万亿元左右，依赖土地财政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传统基建投资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全国高铁、高速骨干网络基本饱和；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华技术封锁长期化、常态化，倒逼关键领域的国产化替代从备选方案变为必行战略。在此背景下，合肥构建了全新的发展逻辑。
一是以“资本招商”迭代“土地招商”。传统招商引资以土地优惠、税收返还为核心，本质是存量利益让渡；合肥创新采用政府引导基金、国资平台直接入股的模式，以产业股东的身份深度参与企业培育、产业链构建，实现从“政策让利”到“资本赋能”的升级。
二是构建本土化“耐心资本”机制。长周期战略性产业难以适配市场化短期风险的投资逻辑，合肥提前布局、先行实践，针对半导体等重资产行业，通过厂房代建、设备租赁、股权分期成熟等结构化赋能方式，有效降低企业初创期的财务压力，同时保留长期的产业收益空间。目前，合肥建投、产投、兴泰控股三大国资平台的基金管理规模突破千亿元，构建起覆盖天使投资、成长投资、成熟投资的全链条产业投资体系。
三是打造闭环式产业财政循环体系。传统地方财政为“征税—支出”的单向流通模式，合肥创新构建“股权投资—产业成长—税收分红—再投资”的闭环生态。京东方项目的退出收益全部回流至显示产业链的延伸布局，长鑫存储上市后的资本增值持续为本地的科技研发、产业攻坚提供资金支撑，形成产业培育与财政增收的良性循环。这一套系统化打法，完整诠释了合肥产业突围的核心密码。
光环下的隐忧
合肥的转型探索成效显著，但在高速增长的光环之下，仍存在多重结构性矛盾和发展约束，这些被增速掩盖的深层问题，正是其“未完成的课题”的核心内涵。
首先，模式的复制门槛极高，难以全域推广。合肥产业模式的落地，依托充足的财政资本和优质的产业赛道资源，京东方百亿级、长鑫千亿级的投资规模，对地方财力提出极高要求。多数中西部城市财政年收入仅百亿级别，且普遍面临高债务压力，不具备复刻合肥模式的基础条件。合肥的一枝独秀，折射出中国区域经济“二八分化”的固化格局：头部城市依托资本、产业、人才优势持续转型升级，大量中小城市仅能维持基本运转，区域要素集聚的马太效应持续强化。
其次，地方债务的风险并未消解，仅为形态迭代。合肥国资平台整体的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其重点布局的半导体、新型显示等行业具有强周期、高波动的特征，一旦遭遇全球价格战冲击或行业技术路线迭代，国资平台的资产负债表将直接承压。此前的全球半导体行业低谷期，合肥相关产业的增速便显著放缓，印证了高收益与高风险共生的市场规律，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身份无法对冲行业的周期性风险。
再次，产业发展高度依赖精准研判，容错率极低。合肥的跨越式发展，核心依托对全球产业趋势、技术迭代方向的精准把握，一旦赛道判断失误，大规模的前期投入将转化为不可逆的沉没成本。这意味着合肥模式是专业化、高难度的定制化发展路径，并非可标准化、普适化推广的政策工具，仅能提供发展思路借鉴，难以直接照搬套用。
相较于向外推广的约束，城市内部“产业强盛”与“民生富足”的发展温差，是更值得关注的结构性问题。2026年上半年，合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79元，同比增长5.6%，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045元，增长4.8%。相较于6.8%的GDP增速、25.6%的工业增速、51.9%的出口增速，居民收入的增速显著滞后，呈现明显的增长结构性失衡。这一现象并非合肥独有，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经济增长的共性特征：产业增值更多沉淀为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居民部门初次收入的分配占比提升缓慢。芯片制造、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核心产业均为重资产模式，百亿级投资对应的就业岗位，远少于同等产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吸纳能力相对有限。同时，合肥头部企业的核心利润中心、高端研发管理岗位多布局于北上深等一线城市，本地产业的红利留存不足。
从统计核算的维度来看，GDP增加值包含劳动者报酬、企业留存收益与生产税净额三大板块。在重资产、高技术的产业结构下，新增价值天然向企业和政府端倾斜，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占比提升滞后属于结构性核算特征，并非合肥单一城市的发展短板，需通过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持续优化。
这种发展温差在消费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2026年上半年，合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00.58亿元，同比仅增长0.6%，远低于工业经济增速，凸显了“生产强，消费弱”的结构性短板。横向对比国内主要城市2024年的数据，合肥居民的消费倾向为58.11%，在同类城市中处于偏低水平，居民收入更多转化为储蓄而非消费，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偏弱，城市增长高度依赖投资与出口外需。
合肥居民低消费倾向、高储蓄意愿的特征，源于多重现实约束：其一，城市处于快速城市化迭代阶段，大量新市民面临较沉重的购房安居压力，储蓄意愿偏高；其二，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仍有短板，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强烈；其三，金融、文创、高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高收入的优质岗位供给不足，制约了居民收入提升与消费升级。
从全国维度来看，合肥的发展特征是国内制造业主导型城市的普遍缩影。深圳、苏州、东莞等工业强市，均经历过“工业先行，消费滞后”的发展阶段，从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转型，是制造业城市进阶的必答题，且转型难度极大。这一转型需要实现三重结构性跨越：
一是从“制造产品”向“塑造品牌”跨越，合肥制造业优势集中于中间品、代工生产领域，终端品牌、渠道运营的能力薄弱，难以充分获取终端消费溢价；
二是从“生产性就业”向“服务性就业”跨越，城市就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偏低，而后者是培育高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核心载体；
三是从“财政增收”向“民生增收”跨越，合肥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速为4.1%、支出增速为2.7%，民生支出占比达85.2%，财政对民生的投入持续加码，但财政投入向居民可支配收入转化的传导链条较长、机制尚不健全。
我们必须强调，产业增长、财政增收向民生福祉转化的堵点，是制造型城市转型的核心瓶颈。
未竟的转型
合肥当下的核心命题，已从单一的产业规模扩张，转向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其后半程转型的关键，在于破解“产业强，民生弱”的结构性矛盾，将产业发展红利有效转化为居民增收的动力和内需消费的动能。简言之，合肥前半程验证了“有为政府能够培育优质产业”，后半程需要解答“优质产业如何赋能美好生活”，这也是其“未完成的转型”的深层内涵：城市发展不仅要实现产业的硬核崛起，更要完成民生软实力的全面进阶。
这场系统性转型，依托三个层级递进的路径落地。
其一，推动产业体系向下扎根、多元赋能。在巩固“芯屏汽合”核心支柱产业的基础上，重点培育就业吸纳能力强、贴合民生消费需求的产业，涵盖文创、数字内容、健康养老、社区商业等，让产业增长的红利覆盖不同层级的劳动者，拓宽居民的增收渠道。
其二，补齐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短板。相较于南京、杭州、苏州等长三角标杆城市，合肥高端服务业的体量偏小、占比偏低，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虽增速较快，但产业基数薄弱。加快培育金融、法律、会计、咨询等专业的服务业，既能创造大量高薪优质岗位，优化居民的收入结构，也能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配套支撑，实现产服融合发展。
其三，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化。优化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资源供给，缓解居民生活的成本压力，降低预防性储蓄意愿，是释放内需消费潜力的关键抓手。合肥上半年的教育投资同比增长52.1%，民生投入的力度持续加大，彰显了转型的积极态势，但财政投入向民生获得感转化的传导效率，仍需持续提升。
产业多元扎根、服务业能级升级、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三者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分别筑牢就业基数、提升收入层级、释放消费空间，构建起从“产业强盛”向“民生富足”转化的完整链路。该转型路径并非否定现有的产业战略价值，而是为硬核的产业发展补齐民生与消费短板，实现城市发展的均衡化、高质量化。
纵观合肥模式，可借鉴的是治理方法论，不可复刻的是发展先天门槛。其专业化决策机制值得全域参考，通过组建复合型专业团队、以市场化尽调逻辑研判产业项目，彻底摒弃主观行政决策，大幅提升产业布局的精准度。其耐心资本的制度化运作模式极具借鉴意义，通过柔性化资本赋能方式，熨平长周期产业的早期发展风险，实现资本与产业的长期共生。同时，“适时进退，滚动赋能”的国资运作逻辑，精准界定有为政府的权责边界，推动产业政策从传统的补贴扶持，转向前瞻布局、资源协同、生态构建的高阶形态。
但合肥模式的落地门槛难以复刻。千亿级、百亿级的产业投入规模，依托合肥雄厚的国资资本实力，多数中西部城市受限于财政体量和债务压力，不具备同等布局条件。同时，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国资平台的高负债运营模式，叠加行业的周期性波动和技术迭代风险，使其始终面临资产负债表承压的隐患。
更核心的是，合肥模式高度依赖对全球产业趋势的精准预判，属于专业化、高难度的定制化发展路径，无法形成标准化推广模板，仅能提供转型方向的启示。
客观审视，合肥是国内区域经济转型的双面样本。2026年上半年的合肥，凭借对区位优势的精准把握、产业政策的专业落地、对全球产业节奏的精准研判，实现了产业经济的跨越式增长，系统集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核心经验。
在后土地财政、技术封锁常态化、传统增长模式触顶的时代背景下，合肥探索出“耐心资本育产业、产业收益代土地、长期布局换红利”的全新发展路径，为地方经济转型提供了可行范式。
但合肥的转型之路远未收官。6.8%的经济增速与0.6%的社零增速、79.0%的高技术产业增速与滞后的居民收入增速，两组数据的鲜明反差，映照出城市发展的结构性短板。
这并非一城之弊，而是中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有工业主导型城市的共性难题。合肥的A面，诠释了中国城市产业升级、硬核崛起的可行路径；B面，则抛出了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核心考题：如何让产业发展的红利普惠于民，让经济增长真正赋能美好生活。这一课题的破解，不仅决定着合肥自身的发展成色，更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在工业城市的落地成效。
整体来看，合肥已经完成了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建立了扎实的先进制造业基础，但在居民收入提升、消费潜力释放、公共服务提质等民生领域，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合肥的发展优势与现存短板，也是国内众多工业型城市转型的普遍现状。未来，合肥需要在做强产业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通从经济增长向民生福祉转化的通道，实现产业发展与居民增收、消费升级、民生改善的协同共进。合肥的转型实践与待解问题，也为国内同类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现实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