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观察员｜当社会力量进入基础研究的未知旷野，价值几何？
科创观察员｜当社会力量进入基础研究的未知旷野，价值几何？
2026年11月12日 06:0
南昌路47号，上海科学会堂。许多关乎“中国科学如何出发”的思辨曾在这里发生。11月11日，它再次见证一场颇具分量的对话——在基础研究这片未知旷野中，社会力量价值几何？又该如何有所作为？
这场名为“寻路与建构：全球视野下的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大会，是国内首次以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为核心命题的高水平对话。
社会力量究竟只是锦上添花，还是基础研究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支柱？它有何独特价值？相较海外百年成熟的科学慈善实践，中国的本土化路径是什么？透过这场大会，我们得以窥见中国科学慈善的真实图景。
空间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我国的基础研究长期以财政投入作为压舱石，公共资金筑牢了科研体系的基本盘，这一点无可替代。但公共财政天然更倾向预期清晰、风险可控的研究方向，对于好奇心驱动的高风险探索往往更加审慎，而这正是社会力量可以施展拳脚的空间。
上海去年7月在全国率先出台支持企业基础研究专项政策，明确支持企业、社会力量设立基础研究公益基金会。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江舸在致辞中说，2025年上海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提升至12%左右，力争2030年将这一占比提升至15%，“社会力量不是旁观者，而是全社会基础研究生态的重要建设者。”
《中国科学慈善基础画像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趋势。2021-2024年全国累计有1175家基金会开展过科学慈善项目，企业和企业家是最主要的出资力量，投向基础研究方向的捐赠资金四年增长约10倍。
寻路
出钱的人、管钱的人、花钱的人，还有研究如何把钱用好的人——大会主旨演讲人串起社会力量资助基础研究的完整链条。
以腾讯新基石科学基金会为代表，一些大型科技企业选择以独立基金会载体做长期投入，做科学家安静的“陪跑者”。2023年腾讯向新基石一次性捐赠100亿元，坚持“选人不选项目”，新基石研究员最长可获得10年资助，不考核论文数量等硬性指标，可自由切换研究方向。“我们不提名人选、不参与评审、不拥有研究成果的 知识产权 。”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秘书长李越琪说。
作为全国首家国资背景、专门投向基础研究的公益基金会，上海启源国资创新策源公益基金会由18家上海市属国企共同出资。背靠上海国资33.6万亿元的庞大体量与众多链主企业资源，启源走的是“双轮驱动”模式：一方面资助35岁以下青年学者开展自由探索；另一方面由国企抛出产业现实命题，面向科学家“揭榜挂帅”。
“不要以为给了钱就是甲方，我们是以乙方的态度来做这件事。”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启源国资创新策源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许业荣说。启源把产业场景、上下游资源、技术经理人网络开放给受资助学者，目前已有6位科学家成功设立转化主体，2位拿到融资。给钱只是起点，更重要的是搭建赋能体系。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是国内社会力量深耕基础研究的先行者。2016年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出资10亿美元创办这家非营利机构，成立加州理工天桥神经科学研究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 共建 脑机接口 临床研究前沿实验室，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共建 人工智能 与精神健康前沿实验室。会上，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中国）副院长杨扬透露，下一个十年将首批投入两亿元启动两项新计划。其一，孵化一家公共福利公司模式的精神健康科技企业，未来全部收益回流捐赠给基金会，希望打造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创新模式，探索从“一次性捐赠”到“自我造血”的闭环；其二，推出“天桥学者计划”，专门资助临床科研医生，鼓励站在临床与科研交叉点解决患者真实痛点。
作为个人捐赠者，美团前副总裁杨锦方2023年出资设立清华大学方塘研究基金，投向AI时代哲学、人文思想研究。“我计划至少做20年，如果没有产出重大理论或成果，我也接受。”
中科大讲席教授薛天曾数次跳出自己的科研舒适区，每一次关键转向都得到过来自社会基金的支持。在他看来，社会力量资助带来最重要的东西——多样性，比如多元的科学品位、价值诉求和资助模式，由此催生出难以被规划的创造力以及科研韧性。
薛天的经历，是社会力量赋能基础研究的一个缩影。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独特优势，集中体现在三方面：容错空间。可以挑战现有范式的研究，宽容失败；连接能力。很多捐赠方脱胎于产业，自带问题导向视角，能够打通学术、临床、产业之间的壁垒；反应灵活。面对新兴交叉方向，可以快速布局。
建构
寻路是探索，建构则指向可持续的生态。要建成生生不息的科学慈善生态，仍有不少现实壁垒待突破。
首先是专业能力与公信力考验。全国一万六千多家基金会中，真正以科学慈善为主业的专业科技类基金会仅有两百余家。科学慈善不同于传统扶贫公益，不能仅仅依靠一腔善意。很多基金会没有足够科研判断力，既怕选错人，又怕干预学术。当下通行解法是把评审交给高校等成熟专业机构，但行业自身专业人才储备依然薄弱。同时如何搭建公平、规避人情干扰的遴选机制，守住机构公信力，是每一家科技基金会安身立命的根本。
其次是资金可持续难题。基础研究动辄十年以上周期，但国内多数科学慈善高度依赖一次性大额捐赠。企业战略调整、个人捐赠人身体与意愿变化，都有可能造成资金断流。如何构建可持续资金循环，是一个待解的命题。
第三是结构性失衡。《中国科学慈善基础画像报告》显示，头部效应、学科集中等特征显著：不足1%的项目获得近七成社会资助，数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等四类传统基础学科获得的资金合计不足0.4%。
“一个多载体、多入口的中国科学慈善生态正在形成，但这个生态还处在被识别、被理解、被组织的早期阶段：统计口径还不统一，专业资助能力还在积累，最基础的学科还需要更多耐心。”《中国新闻周刊》社长、《中国慈善家》社长吕振亚在致辞中说。
借鉴
他山之石，有何启示？
1936年成立的英国威康 信托 ，资金来自遗产投资组合收益，不需要持续对外募捐，在全球133个国家开展资助。他们的经验不止是给钱：坚持超长期视角，既资助科学家个体，也投资科研基础设施；基金会扮演跨界召集人的角色，推动政府、学界、产业协作，培育让创新蓬勃生长的土壤。
美国科学慈善联盟，则致力于搭建行业共同体。它并不直接出钱做项目，而是为捐赠人提供专业咨询，对接科学家资源，降低普通人投身科学慈善的门槛，把分散的捐赠力量聚合成协作网络。
这些经验给了我们本土化启示——探索符合国内法规框架下的永续资本模式，减少对一次性捐赠的依赖；培育科学慈善专业人才与咨询服务力量，让更多中小企业也可以有效参与；从机构各自为战，走向共建行业协作网络。
陈天桥曾经被问及，投入脑科学研究这些年最高兴的是什么。他回答：同道中人越来越多。
今年3月，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在“自然指数”中国增刊中，用“资助热潮”形容中国慈善家对科研的投入。
在基础研究这片未知的旷野中，公共财政铺就了主干道，社会力量犹如朝着不同方向进发的 探路者 ，为旷野注入韧性与活力。当越来越多力量汇入，那些源于好奇心的探索，终会在时间的沉淀里，生长出广袤的森林。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