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雪域“听诊”科技支撑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为雪域“听诊” 科技支撑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几乎囊括了除海洋生态系统之外的所有陆地生态系统，发挥着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固碳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等不可替代的功能。
这些特质同样造就了它的敏感与脆弱，使其退化生态修复与功能维系成为世界性难题。全球气候变暖和强烈的人类活动，更让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剧。
在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战略指引下，我国在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区、三江源、祁连山、横断山及甘南—若尔盖等重点生态区域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总投资超千亿元，保护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生态保护效果究竟如何？人类活动带来了怎样的效应？承担着这些生态工程科学监测与成效评估任务的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山地所）西藏生态环境创新团队，用一手数据回答着工程的真实成效，并在长期实践中提出了新的原创理念。
在为高原“听诊”的历程中，他们秉持“心怀山川、足履实地、守正创新”的团队精神，以科技支撑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用科学回应国家和地方的生态保护与发展需求。
心怀山川的初心使命
2005年，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钟祥浩率先提出建设西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构想，以改变此前高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碎片化的现状。
四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复《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规划确定了生态保护、生态建设、支撑保障三大类，涵盖天然草地保护、防护林体系建设、人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防沙治沙、水土流失治理等十项工程。此后，各项生态建设在高原上铺开。
这些生态工程的核心目标，是在促进自然良性循环的前提下，发挥生态生产潜力，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生态保护投入巨大，效果究竟如何？带着这一疑问，沿着前辈的足迹，成都山地所西藏生态环境创新团队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围绕藏北天然草地保护工程区、雅鲁藏布江河谷人工造林与沙化治理区等重点区域，在第二次青藏科考期间对生态工程开展了系统成效评估。
近50年来，高原气候总体呈现暖湿化趋势，为生态工程提供了宝贵窗口期。2023年最新评估表明，人类活动通过生态保护与修复所发挥的正向效应日益凸显，区域生态退化得到有效遏制，高原生态总体趋好，实现了安全屏障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过去国际学界大多关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效应，但积极生态保护正效应同样存在，只是评估过程复杂。为此团队引进新手段、接轨国际指标、发表研究论文，推动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同时通过组织宣传、开展讲座、发放问卷的方式，把科研结论“翻译”成地方政府能读懂的“语言”。
评估不是为了“叫好”，更是为了发现问题、动态优化。以草地保护中最常见的围栏工程为例，过去，近8万平方公里草场被围栏禁牧，初衷是遏制退化。短期内植被恢复、生物量上升，但团队发现一个反常现象：部分围封十几年的草场，生长状况反而不如外面。
团队成员、研究员魏达给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只见围栏内堆积着厚厚一层陈年枯落物，像给草地盖上了“毛毯”，而围栏外的草地，却绿意盎然。为探明原因，团队设置样方，拉起0.03毫米鱼线固定凋落物，进行光合观测实验。
结果有些出乎意料。围封五年后，植被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达到顶峰，之后碳汇效应开始饱和，而植物多样性与优势物种的稳定性也随之走下坡路。“青藏高原太阳辐射极强，外面植物长期暴露早已适应。”魏达解释，围栏内新植物晒不到太阳，光合作用减弱，所以更显凋敝。而堆积的枯草，恰恰又是农牧民最需要的牛羊饲料。
研究进一步表明，食草动物的觅食行为会显著影响植物群落与碳循环，因为适度啃食能刺激根系生长、促进土壤碳输入，而踩踏、尿液和粪便则会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活动。同时，不同体型的食草动物，在食物偏好、踩踏频率和对土壤的压实效应上差异明显。
研究团队认为，根据草原类型合理选择放牧动物与管理方式，有助于提升草原的固碳能力。
围绕围栏封育年限，学界正逐步形成共识。早在2016年，成都山地所团队就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建议，围封固定年限后应拆除围栏、实行轮牧。该建议被当地政府采纳，以指令形式下发各县。
团队成员强调，只有在动态管理中不断调整优化生态工程，才能兼顾生态保护、牧民生产与生活改善。这正是他们把论文写在高原上、用科学回应地方和国家需求，“心怀山川”的初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