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诞辰90年：在东南亚追寻“比较”与“幽灵”
与生俱来的身份、生活的地方、学习的知识、所属的学科……这些标签往往界定了“我们是谁”，但对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来说，它们是一个个需要被跳出的椰壳碗。2015年12月，安德森在印尼逝世。此后的世界，地缘政治纷争再起、网络极化现象日益普遍，“跳出椰壳碗”，仿佛越来越成为一个逝去的理想。
今年是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诞辰90周年。安德森的一生，就是在漂泊和不同文化的体验中隔膜、疏离，并不自觉地与异国的弱势族群感同身受的历程。在他最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背后，是安德森所谓被放逐者的边缘的经验，和永不磨灭的道德热情。他将这些经验和热情放在比较历史和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表达中，把边缘民族的历史投射在世界的坐标中。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的知识成就，不是学院中冰冷的论说和与繁冗的学术体系的妥协，而是生命经验与诗意、理性的结合。本期纪念专题，我们聚焦安德森的学术与人生的交集，展现作为二十世纪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的观察者的安德森思考与写作的当代意义。
2015年12月13日，安德森在印尼玛琅（Malang）平静离世，享年79岁。本文的作者长期关注印尼与东南亚，也曾去过玛琅两次。在印尼的多次行走中，他直观感受与体验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安德森的“幽灵”，也不断回到他的脑海。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5月8日专题《椰壳碗外的异乡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认同与故乡》的B02版。
我曾去过印尼东爪哇的玛琅（Malang）两次。与周边的卫星县城“石头”（Batu，音译为峇都）一道，大玛琅地区因地势高而气候凉爽，是山川秀丽的避暑胜地，也是东爪哇尤其是重要经济城市泗水居民的周末好去处，更是国际游客前往各个知名火山和瀑布探访前的中转地。
但这里也是全球享有盛誉的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研究大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与世长辞的地方。约10年前，2015年12月13日，他在印尼峇都一家酒店里在睡梦中平静离世，享年79岁。这是我在玛琅旅行时所无法直接感受到的历史时空。我所能直观体验到的，更多是这座城市因为大学众多而形成的青春活力，比如街边拍照打卡的青年男女，通宵运营的廉价咖啡馆里聊天的男男女女，还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爆棚的摇滚乐队。
印尼爪哇的农田与铁路。许振华摄。
在印尼感受安德森的幽灵
我时时刻刻感慨，印尼作为拥有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族群与宗教多元但历史上屡次发生暴力冲突的国家，被外界尤其是中文世界贴上了太多关于保守和封闭的标签。但如果真的亲自来到印尼，更多会感受到的是平民的热情、消费主义活力与数不胜数的多元文化碰撞。何况，苏门答腊还是我归国华侨祖父母的出生地，我有更多的华族亲戚生活在印尼，历经风风雨雨，他们已经在印尼建立起富足而闲适的生活，繁衍至第八代了。
而这也正是本安德森的“幽灵”重新回到我脑海中的缘由。印尼是他的一生挚爱。他在这里完成了博士论文，深刻而细致地研究印尼民族主义革命、作为印尼“主岛”的爪哇社会和背后的殖民地与被殖民者关系。他曾因与同僚Ruth McVey对印尼1965年“九三零事件”背后的右翼军官阴谋的揭发以及对被迫害的印尼左翼、对东帝汶独立运动的声援而被1967年起掌权的苏哈托政府禁止入境多年。但这没有让他停下研究的步伐，反而迫使他更加深入地去学习和了解印尼群岛世界里来自爪哇语等其他语言的古典世界，以及转向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邻国语言和政治的学习与研究。他甚至抓住了菲律宾背后漫长的三百年西班牙殖民历史，从西班牙语的学习转入秘鲁等拉美研究。
最终，他在这个跨越全球的民族主义与政治研究中构建了一个繁复的、隐喻众多、文学典故无穷无尽的世界，形成了关于民族主义的论文集《比较的幽灵》、关于泰国研究的《探索与反叛》、关于全球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全球化时代》等书，以及最为重要、最被参考和引用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作者: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译者:吴叡人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
自始至终，印尼都是他最牵挂、最常提及的研究对象。印尼革命的开放与平等想象让他深受触动。他经常会在回忆或是序言文章中提到他成为民族主义运动“入戏群众”的时刻：在亚非拉民众就象征着殖民旧日世界的的苏伊士运河利益问题发起抗议时，他作为爱尔兰人的情感天平始终倾向于新兴独立国家这一边，他甚至和来自锡兰、印度、埃及等地的民众一道感受来自旧殖民者的暴力对待，在印尼被当成是自己人。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至少驳斥或补充了两种传统观点。第一，是民族主义起源于鼓吹民族自决、小国林立的欧洲。但他发现，现代民族主义更早出现在18-19世纪的殖民地拉丁美洲，那些本地出生但具有欧洲血统的克里奥尔精英因在殖民体系中遭受歧视，率先发展出“民族”想象。这种想象通过印刷资本主义——报纸、小说、地图、人口普查——得以传播，并“回流”到欧洲。所以，欧洲从来不应该垄断对民族主义的解释，甚至更应该看到拉丁美洲等广袤被殖民地的历史意义。
第二，民族主义一定是封闭的、狭义的、排他的。但诸如印尼的案例让他发现，印刷资本主义所传播的民族主义理念更多是在鼓舞和团结民众，尤其是在殖民地的语境下，大众的文化和政治给了反抗者澎湃的情绪和资源。印尼建国精英们没有选择人口占比最高的爪哇族的语言来作为国家语言，反而转向了以商贸往来著称、没有阶级差异、更好学好懂的少数民族马来族（约印尼3%）的语言来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语言”的认同，团结了这个横跨几万个岛屿、几百种语言、上千个部族的国家。
在印尼这个独特的案例里，公民民族主义的开放性让本·安德森深受触动，但这种“大地之子”（pribumi/bumiputra）的想象难以安放华裔、印度裔等因殖民网络而南来的外国少数族群，让人隐隐感到担忧，也在历史上发生了多起悲剧。在中文世界，民众就印尼的历史印象往往与1965年930事件、1998年雅加达暴动等涉及华裔遭受暴力的动乱联系在一起，类似的事件还有更少被中国读者知悉的1740荷兰殖民期间的红溪惨案，和引起大规模归国华侨安置浪潮的苏加诺1959年“PP10排华法案”。在与印尼关系紧密而同属广袤的马来群岛世界（Nusantara）的马来西亚，社会也刚刚迎来“513种族冲突事件”57周年。但对安德森以及深受他启发的后辈学者而言，更应该追寻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格局导致特定的族群被排斥和难以安放，而不是去苛责民族主义本身。
沿着安德森关于印刷资本主义探讨的思路前进，学者汤姆·霍格沃斯特（Tom Hooger⁃vorst）在《不被管制的语言》一书中发现，恰恰是华人印刷企业家主导和深度参与马来语印刷产业，推动了本地语言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深度参与了印尼民族主义。今时今日在印尼的书店和文创小店，仍能看到印尼本地华裔小说家、漫画家根据中国志怪和武侠小说创作的各种印尼语文本，这些来自中国的故事和想象也已成为印尼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让安德森深深厌恶的苏哈托斩断了华文教育在印尼的传承，但这股来自民间的、让安德森所感动的力量，却让更多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民间力量所锻造的这段恢弘岁月可以呼应他在《比较的幽灵》里随手写就的“金句”——“时光流逝一定有它的社会、政治后果。在长达31年的所谓“新秩序”时代里，苏哈托利用1965-1966年大屠杀的记忆让公众对政治噤若寒蝉。但随著时光流逝，其执政后期拥有如此恐怖记忆的群众愈来愈少，包括妇女在内的新一代工厂工人在1990年代初不断涌现，他们已经没有新秩序早期的畏惧感；苏哈托让印尼加入自由经济体系所创造出的财富，一方面养育了一批中产阶级，另一方面也让中产阶级在迭代中产生愈来愈强烈的沮丧感、怨憎感和对开放政治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