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70后与90后搭档的非营利艺术空间实验
“我之前常年在美术馆工作，会感觉到从座位的设置到习惯做法是一些权力关系带出来的。有时候我甚至会观察到里面有竞争存在，观众、讲者会不自觉地展示自己。但在前台大家会更自然一点，一开始我觉得是来自物理层面的简朴。”
“在艺术这个语境、这个范畴里，可以让一些原本比较固定的、隔阂的议题得到相互融合的机会。因为艺术要抵达的是人的感知层面的一些东西，不是完全按照主题分类的，人的感受的形成本来就很复杂。”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责任编辑：黎衡
两位打理人在前台osf门口。受访者供图
前台osf（下文简称“前台”）“折叠”十天后的一个下午，万青和梁健华坐在熟悉的长桌前，开始认真梳理他们共同打理的这个空间。聊着聊着，万青忽然停下来，像是要从外部打量一眼这段关系：“比如说我跟华哥这样的一种组合是不是比较少见呢？”
出生于70年代后期的梁健华和90后万青，年龄差了一轮多，成长经验、性别气质、知识背景都迥异。在万青的观察里，类似空间的主理人“要么是合伙人、朋友，要么是伴侣”，年龄差距不超过两三岁的情况是常态，而她与梁健华这样跨越代际的，“不是常见的组合”。在广州海珠区老美院附近一栋老居民楼的底层商铺里，他们的合作带着一种让人好奇的张力。
2022年12月，前台在上阳台的旧址上成立。上阳台是2017年在非盈利艺术空间“黄边站”支持下成立的集体自治式青年空间，由十多个实践小组分摊房租。到了前台，空间的打理人变成了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其中梁健华和万青承担着最核心的运营工作。空间的面积不大，约70平方米，却能装下讲座、放映、工作坊、小型市集甚至食物分享相关活动。
这里没有检票，没有强制消费，大部分公共活动让观众自由打赏，空间的开放性和松弛感让走进来的人觉得，这里不是一个需要正襟危坐的场所，而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小客厅。
这种开放和松弛的背后，是极其细致的控场工作。有一次分享会，观众向讲者问了一个过于私人的问题，万青察觉到了讲者的为难，立刻介入了，“也许你可以先讲讲你自己怎么想这个问题。”讲者当时觉得自己被接住了。万青说她在活动中有意识地在控场，有人说话太多她会打断，但如果讲者自己能应对，她就不过多介入，“我们不是家长制的空间管理人的状态”。
梁健华坦陈，像这样的控场技术对于他的背景来说是很不同的，“要动用很多感知能力，要觉察每个人的状态变化”。万青把这种工作方式称为“让大家在相对有安全感的情况下走进非舒适区”，不是暴力地推着人走出去，而是在温柔的环境里，慢慢地跨出那一步。在梁健华的工作范畴里，大家也曾讨论过这些东西，“但直到和万青一起工作，我才在具体层面看到这种更新如何发生”。
这背后是一套务实的合作伦理。万青强调，她和梁健华的合作关系更多是“共同工作的伙伴”而非朋友，“我容易分不清友谊跟共同工作伙伴的关系，有时卷入太多友谊的情感会让整个事情变复杂，会对对方的期待变高”。他们的基础共识是相互看见对方的劳动，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付出。大家采用认领制，自愿承担某一项工作，认领了就不容易埋怨别人没做。两人共同参与的《44月报》的工作方式也是一个缩影，万青认领过两次“分钱方案”，初步计算参与者的工作量和报酬，其他人再补充、修改。经济分配的公平性，在他们看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不断调试的实际技术，“每次都需要换一点算法”。外界看他们的工作，很容易笼统地打包成“理想主义乌托邦”或者“广州社群实践”，但万青说得很清楚，这里面有大量的具体技巧和策略，“它真的非常扎实，是一点都不虚的社会伦理的实践技术”。
而这对组合之所以能长期合作，靠的正是彼此角色的差异与分工。留着寸头的万青笑着说“我的样子看起来有点激进”，华哥“看起来更随和一些”。她把自己在咨询工作、群体实践中积累的感知能力、关系塑造带到了空间的运营中。梁健华则是空间的法定代表人，日常接待来访者、与社区打交道这些事务都由他来对接。
万青提出的很多东西，梁健华都会慎重考虑，“因为真的很不同，如果她跟我是一样背景的话，还不一定会这么慎重”。万青说她不怕向梁健华直接提出问题，“他是一个你可以有话直说而且对事不对人的人”。两人就这样在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