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情报局”强行落地，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又要重现？高市早苗重拾战争历史剧本！日本正全面对标美国情报体系
2026-04-24 08:24
·四川
·每日经济新闻官方网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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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23日下午，日本众议院全体会上，表决通过了有关设置“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进行表决。
如果通过，日本计划在2026年内迎来二战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情报中枢，并制定该国历史上首个“国家情报战略”。
根据日本政府此前提交国会的法案，新的情报体系由两个层级构成：负责顶层决策的“国家情报会议”和负责具体事务执行的“ 国家情报局 ”。
“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11名阁僚，负责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外国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进行审议。“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机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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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了有关设置“国家情报局”的法案
日本当局近来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专家解读，高市政府此举对内意在加强国内思想舆论控制，通过鼓吹“外部威胁”、灌输右翼思想等手段，诱导民众支持扩军备武；对外图谋强化情报收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施军事冒险做铺垫。
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有日本媒体惊呼：“在战争国家危险之路上暴走”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又要重现吗？
从1952年内阁官房下面那个“谁也指挥不动”的小机构，到由首相直接掌控的“日版CIA”，这条路日本走了七十多年。
“散装”的日本情报体系
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相比，日本的情报机器显得格外低调。但其实日本政府在搜集情报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毕竟日本政府的主要机构都有自己独立的情报搜集机构。
细数一下，目前日本政府的情报机构包括设于内阁官房的内阁情报调查室、警察组织下的公安部、外务省的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防卫省的情报本部，以及隶属于法务省外局的公安调查厅。
这些机构各自独立运作、缺乏统一指挥，均试图垄断手中的情报资源与情报人员，导致部门间情报壁垒森严、无法互通共享。与此同时，受二战后和平发展定位的约束，日本缺乏类似 美国 中央情报局那样系统化的海外情报搜集能力。
这也导致日本政府内部一直有观点，认为日本需要一个在情报指挥与整合方面的协调机制，并强化对外情报能力。
然而，建立这样的中枢机构并非易事，日本历史上的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此次高市政府计划升级成“国家情报局”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就可以追溯到被视为日本“CIA”构想雏形的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内调）。
1952年，担任吉田茂内阁官房长官的绪方竹虎设想将内调建设为“可以收集全球所有情报的中心”，但当时以《读卖新闻》为首的日本三大报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战前内阁情报局的复活，并发起反对运动。同时，内政官员与外务官僚进行地盘争斗，使情报局建设计划搁浅。
1996年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人质危机以及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发生，都让日本政府意识到强化对外情报的重要性。2005年，时任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主张在外务省之下设立 “对外情报厅”，但是遭到警察厅的反对，因为历代内阁情报官几乎都出身于警察厅。
事实上，自吉田茂内阁时代起，外务省与警察厅之间的权力暗斗便从未停止，这种部门对立也成为日本难以建立统一对外情报机构的最大障碍。即便到了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日本大力推动情报领域改革，也未能突破这一困局，最终只能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叠加相关职能，间接强化情报能力。
2013年，日本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旨在强化机密信息的保护；
2014年，安倍政府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负责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建议和立案，必要时可要求各省厅提供情报，但该机构并不具备统一指挥、整合情报的充分权限；
2015年，内阁官房设立“国际恐怖主义情报集约室”，外务省同步设立“国际恐怖主义情报收集单位”，前者负责统筹协调，后者则实际承担情报汇总与分析的核心任务。
同年，自民党也曾讨论向政府提案，建立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外情报机构，但最终未能落地。
安倍内阁未能实现的情报中枢构想，最终成为 高市早苗 的核心政治任务之一。
强行落地的“国家情报局”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其上任时携带的明确政治清单中，就包含了这个自民党保守派念叨了十多年的诉求。
上台仅4天，高市早苗就快速推进首相官邸主导的安全保障战略，不仅对国家安保局长进行人事调整，还指示内阁研讨建立情报机关；11月，自民党内部成立“国家情报战略本部”并召开首次会议，正式启动党内推进程序。
2026年3月3日，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正式提交国会；3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相关决议，法案的核心设计正式浮出水面；4月10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开始对法案进行实质性审议。主管该法案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虽承认“理解公众对侵犯隐私等问题的担忧”，但明确表示将继续推进法案审议，丝毫没有放缓节奏。
4月22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该法案；次日（4月23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便完成表决通过，从委员会通过到全院表决，仅间隔一个工作日。期间，在野党希望获得更多质询时间，舆论也需要更多发酵空间，但执政党凭借席位优势，牢牢掌控审议节奏，推动法案快速闯关。
大力强化情报力量
高市政府意欲何为？
按日本防卫省说法，海陆自卫队新设情报部队的任务包括查明并消除所谓“虚假信息”威胁，与盟友合作传播“适当信息”等。
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拟在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内设立专职部门，负责防范社交媒体平台上所谓“虚假及错误信息”，阻止所谓外国势力“干预选举”和“操控舆论”。
高市政府相关动作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无异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或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
有日本媒体和网民惊呼：“ 特高课 ”的历史噩梦又要重演吗？
众所周知，“特高课”即“特别高等警察课”，最初是日本国内情报组织，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各地也开始设立特高课。甲级战犯、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就是特高课的头头，还有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南造云子等，在华夏大地上欠下无数血债。
日本《京都新闻》《琉球新报》等媒体发文警告，二战前，日本以“护持国体”为借口加强情报机构权力，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
日本历史学者前坂俊之等专家指出，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向国内媒体施压，至40年代几乎完全掌控日本舆论。日本舆论场当前的论调和发展趋势，与30年代初的情形有相似之处。在加速右倾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日本当局正纠集各层面力量煽动民众情绪，“走上一条老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说，日本媒体目前存在着渲染“外部威胁”、挑动民众“对外敌意”的报道氛围。在其背后，日本执政当局通过掌控舆论风向，炒作“外部威胁”，渲染“非黑即白”的对抗叙事，为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展开思想政治动员。
重蹈覆辙值得警惕
“国家情报局”的立法推进，只是日本本轮情报体系改革的一个缩影。
在军事层面
日本海上 自卫队 新设立“情报作战集团”，由承担情报、网络、通信及海洋观测任务的部队整合而成，核心目标是统一指挥原本分散的相关部队，强化对网络、太空、电磁及认知领域多源信息的处理能力。
几乎在同一时间，陆上自卫队也正式成立“情报作战队”，专职负责信息作战、网络攻防与电子对抗。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自卫队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信息作战力量与指挥体系，日本防务战略的重心正从传统物理空间，持续向信息空间延伸，亦是其近年来安全观念不断转向进攻性的鲜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