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活继续，是普通人最有力的抗战|“七七事变”89周年
战争，像一把无情的铡刀，将时间拦腰斩断，分割成战前和战争两个时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将无数人的命运瞬间推到了战争的铡刀下，金杯美酒与瓦釜残羹一并倾倒，舞台歌榭与土窑茅屋同归劫火，平头百姓在战火中辗转于死生之间，名流显贵也在烽烟中寻找栖身之地。张伯驹，这位世家贵公子，曾优游于收藏家、戏剧家、文士的三重角色，面对扑面袭来的战争，又当何去何从？
那些琐碎细节中的喜与悲，歌与哭，犹如一场梦中戏，在梦尽曲终之前，无人问谁是观众，谁又是戏中人。
世间万事换新陈，
过眼休论幻与真。
一艺有生生有灭，
后来须问后来人。
卢沟桥事变中守卫卢沟桥的中国士兵。 狂风起于飘萍之末。
1937年7月7日深夜，宛平城外的枪声响起时，十五公里外的北平城依然酣睡着，几乎没人意识到这一天会成为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直到第二天黄昏时分，劳碌一天正准备享受傍晚闲适的北平市民们，才从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高喊着“号外、号外”的报童口中，得知“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噢，宛平县开火的消息噢……”
生活依然在继续，“单看北平的街面，绝对不像是战事发生了。电车虽然早归晚出，总没有停过。卖菜的、卖西瓜的照样儿串着胡同叫卖。卖小金鱼儿的和卖花儿的，仍旧唱着音乐似的调子。”
几乎没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毕竟，四年前，华北事变爆发时，北平人早已经受了一次考验。就像一位往返于平津两地的记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四年前“平市市民初受外兵之恐骇，逃难者至多。”——而这场武力冲突所造成的恐慌很快被证明是一场“虚惊”，塘沽协定签署，妥协退让换来的四年苟安，让许多人相信这次冲突也将像四年前一样平稳解决。就像报纸上报道的那样：“我方军政当局均极镇定，不愿事态扩大，希望立即停止战斗状态，入于外交状态”，几乎没有人会把后半句“倘对方压迫进攻不已，为正当防卫起见，不得不与周旋”当成一个不可避免的选项。因此，“今次则除少数优裕阶级外，中级以下市民，普遍有了深一层的觉悟，日军进迫无已时，大家如果不能有办法，逃到那里也是问题。所以大家索性不跑，而且对于头上的飞机也若有若无的马虎视之”。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北平城。虽然街道上堆起了沙袋，但市面上依然一切如常。
普通百姓所谓“深一层的觉悟”，更像是一种让自己信以为真的乐观希望，“人们总爱往乐观的地方想，有的幻想着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有的则认为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大刀队一定可以打胜仗”，希望像一层滤网，将那些战事不利的消息像渣滓一样滤掉，只剩下“大胜”“收复”的乐观传言在这个危急时刻安抚着人们动荡不安的心灵，让本已历经磨难的生活可以在炮火声中左闪右躲地踉跄前行。
但总有人能从那些洋溢着乐观与希望的胜利传言中，嗅出那种不同以往的火药味——这不仅仅是日寇又一次故伎重施的擦枪走火，而是一场大战的前奏。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使他们能接触到更高层也更机密的消息，他们能探听到来自军政最高层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在冲突爆发的第三天就已经作出决断“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惟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这绝非东北事变，亦非华北事变，对方索取的不再是局部的利权，而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开始。
张伯驹就是体察到这种危机潜流的人之一。这位名列北洋四公子之一的人物，在军政界的关系网足以让他探听到更多战事消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次日，他原本打算从北平前往天津去看望他的生父张锦芳，却发现平津铁路断绝不通，晚上八时街上即行戒严。第二天虽然情势缓和，似乎有和平的希望，但是到第三天，日军忽然向廊坊、丰台、南苑驻军发起攻击。张伯驹当天从军方得到的消息也并不乐观：“两军已经接触，谈判无结果，从此变成什么局面，真不得而知了”——眼下，他能作出的决定便是携带家眷躲进外国人开设的饭店里避难。
当他的好友提到在中法实业银行背景的北京饭店订房时，张伯驹却提出异议，“要是到饭店来躲避，不如到德国饭店”，去德国饭店避难不仅因为自己与店方熟悉，张伯驹更提出一个直接的理由：
“德日又是同盟国。离使馆界也近”。
1937年7月11日，张伯驹与家人避居德国饭店，同一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记者会上宣布，日军正在华北动员部队，准备从朝鲜和沦为日本傀儡的伪满洲国调派军队。日本关东军的一名发言人更加上他赤裸裸的威胁，宣称“我们准备诉诸最极端的措施”。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已不可避免。 1937年七月的卢沟桥事变，就像一把灼热的利刃，瞬间斩断了无数人的生活、命运，以及生命。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3日专题《过江梦：抗战中的张伯驹》的B02-B03版。
撰文｜李夏恩
开场
1937年，对张伯驹而言，原本会成为他人生大戏中最绚烂的一章。这一年他四十岁，刚刚迈入不惑之年，正站在自己事业的奇峰秀岭之上。三月四日，正是他的四十寿辰。就在这一天，他为自己策划了一场被舆论许为“此曲只应天上有”的京戏表演。北平东四隆福寺街名满京城的餐馆“福全馆”中，张伯驹以豫省募捐赈灾演出之名，便邀京城名角登台演剧。张伯驹亲自设计的绿底烫金字印制的《丛碧宴客剧目》，展现了这场演剧堂会令人咋舌的表演阵容。郭春山的《回营打围》，魏莲芳的《女起解》，王凤卿的《文昭关》，杨小楼、钱宝森的《英雄会》，熠熠生辉的名字与耳熟能详的剧目交相辉映，而张伯驹本人，也跻身于璀璨群星当中，作为演出的发起者，他将在最后的压轴大戏《空城计》中登场，在这场大戏中，戏曲界最璀璨的两颗明星余叔岩和杨小楼分别饰演王平和马谡，而张伯驹则饰演剧中主角诸葛武侯。
1937年张伯驹、杨小楼、余叔岩等合演《失街亭》的相关报道。
“电影张”是谙熟张伯驹的内行票友给他起的诨号，他的扮相台风虽然深得余叔岩的真传，但他的嗓音却让内行票友认为还是看一场无声电影更好些。但在四十岁寿辰的这场表演中，当他饰演的诸葛武侯，在四大名伶所饰各将的烘托下飘然升帐时，开场那一句“羽扇纶巾四轮车……”数句引子，“台下真疑为全场有二‘余叔岩’出现矣！”在场的戏剧记者如此描述了这场压轴大戏中张伯驹与两位名角余叔岩和杨小楼的表演：“街亭失守后，孔明于接到之三报时，神情均不相同，更有城楼上‘我本是卧龙岗…’之一段，纯为余派，最后斩谡时，王平被责与孔明对口摇板数句，为余是出之精华。马谡求孔明格外开恩时，杨之哭泣声述，尤令人动容，绝非一般净角所敢比拟也。总之全剧精彩，在正配角之齐全为空前未有。”
这是张伯驹毕生以来最得意的一曲，轰动京城的余响，直到桑榆晚景，依然让他得意不已：
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同样，也是在这个春天，张伯驹在北京最负盛名的古玩商郭葆昌家中，见到了曾为乾隆帝视为无上珍秘，甚至为其筑堂庋藏的“三希”之二，大名鼎鼎的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以及至今依然众说纷纭的李白墨迹《上阳台帖》。一见心喜的张伯驹立时请惠古斋柳春农居间，以二十万的价格购得三帖，并附以唐伯虎的《孟蜀宫妓图》、蒋廷锡的《瑞蔬图》与王时敏的《山水》轴。郭葆昌允许张伯驹先付六万元便可将书画带回府上，余下十四万元在一年后付竣便可。
传李白《上阳台帖》。
1937年春天的张伯驹，可谓春风得意，一如他在这年春天所作的词中描述的那样：
“酒痕诗意，梦里都不记。帽影红尘摇玉辔。马上春风如醉。
李花开后桃花，送人直到金华。但愿年年花好，不妨人在天涯。”
公子
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留影。 戏曲家、收藏家、诗人，才华、际遇与风流，宛如天赐。回顾往昔四十个春秋，他几乎没有经历过太过险峻的风雨波涛，几乎像是命运之神将礼物装在饰有珠玉的锦盒里捧到他手上的。他出生于项城张氏，是世代书香门第，九岁便有神童之目，少年诗作被人许为“英年挺出，直欲过前人”。
六岁时，他被生父张锦芳派嗣给五伯父张镇芳，绍承其后。张镇芳在清廷贵为督抚大员，主持地方新政，家中往来皆是军政要员，张镇芳更与北洋权力的核心袁世凯结为姻亲，由此在北洋一系中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
及至辛亥革命，时序进入民国时代，张镇芳所织就的权力关系网依然牢固而稳定地发挥着作用。很多年后，张伯驹依然记得自己在十八岁时第一次奉父命拜谒袁世凯时的场景。此时袁已贵为大总统，在总统府居仁堂的书案前站立着迎接他。当他上前行跪拜礼时，袁亲手将他扶掖起来，问他年岁，并嘉勉他说：“好好上学，毕了业就到府里来。回去代我问你父亲过年好。”
当张伯驹回到家时，刚刚进门，袁赐下的礼物便已送到了，“金丝猴皮褥两副，狐皮、紫羔皮衣各一袭，书籍四部，食物等四包”，刚刚受到嘉勉，又荣获如此厚礼，让年少的张伯驹受宠若惊，“时余正少年，向不服人，经此一事，英气全消，不觉受其牢笼矣”——这固然是袁世凯笼络少年俊才的老练手段，但也足以看出张伯驹性格中天真的一面。
对于那些久经宦海、谙熟世故的权力中人来说，年轻人的天真与锐气恰是他们最得力的工具，他们可以在这张天真的白纸上，或诱之以利害，或董之以权术，将他涂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在民国时代的政海波澜中浮沉，被这样的罗网捞起牢笼的年轻人不知几许，但张伯驹却最终成功地从罗网中脱身，不得不说是命运赐给他的又一件厚礼，尽管这份厚礼是以一种近乎飞来横祸的方式送到他手上的。
他的嗣父张镇芳因为参与张勋复辟而遭到逮捕审判，因叛国罪险些被判处死刑。为了救父，身为嗣子的张伯驹不得不奔走于父辈编织起的权力关系网中，尽管最终权力关说和金钱铺路的双管齐下，终于让张镇芳脱出囹圄，甚至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盐业银行董事长。而张伯驹也在四省经略使曹锟麾下出任咨议这一名誉头衔，甚至还因为京畿赈灾获得了一枚二等大绶嘉禾勋章。但这些浮名虚利已然不能再让他动心——他的出身和地位早已让他见识到权力的真面目，也同时给了他拥抱还是远离它的抉择权——他可以选择像蜘蛛一样攀爬在这面权力织就的关系网中，如同他的父辈当年所作所为，但也要承担父辈所经历的风险；他也可以选择让这张关系网成为他的保护伞，让他在权力之外依然享有众人仰望的财富、荣耀以及高出常人的特权，成为一个悠游洒脱的贵公子。
张伯驹选择了后一种，他在1925年就自愿放弃了所有的军政职务，专心于自己的爱好。盐业银行董事与总稽核的身份让他握有巨额股权，年年奉送的红利足以让他维持富贵的闲散生活，盐业银行的业务还让他享有一份特殊的红利——尽管盐业银行是一座现代银行，但它也像传统当铺一样接受艺术品抵押。清代典当行业的专书《典务必要》规定，“凡分幼学须知、珠论、宝石论、论首饰、毡绒、字画书籍、布货、皮货、绸绢等九篇”，字画书籍是典当行接受的典当物品之一，盐业银行也同样承担了这项业务。清废帝溥仪就曾经委托陈宝琛的外甥刘可超将四件宫中书画质押给盐业银行。其中就包括关仝《秋山平远图》、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摹怀素书》与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四卷，张伯驹正是通过这个渠道，获得了《姚山秋霁图》与黄庭坚的《摹怀素书》。盐业银行也部分成为这位“少东家”的伸手金库，为了购进喜爱的宋元字画，张伯驹陆续向盐业银行透支总额达四十万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