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创新的魅力：孟德尔的先驱—莫佩尔蒂(Maupertuis)—孟德尔思想源头的探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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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9 12:33
| 个人分类: 传承与创新 | 系统分类: 人物纪事
两个豌豆园之间的接力赛(5)
孟德尔思想源头的探索（4）
纪念孟德尔论文发表160年（1866-2026）
历史告诉我们，伟大的思想往往在它们所处的时代不被认可或接受。孟德尔的发现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子。20世纪早期，当孟德尔的成就终于被理解时，遗传学家和科学史家发现对孟德尔工作方法的大多数重建都缺乏他研究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但他们仍试图在孟德尔与一系列可能的先驱者之间建立知识上的联系，建议名单中包括法国人莫佩尔蒂(Pierre-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1698－1759)（图23）。在Maupertuis去世150年后，他在生物学的许多方面，特别是遗传学方面的贡献才被“重新发现”。200年后，Glass称Maupertuis是“一位被遗忘的天才”（图23）。
Maupertuis是18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哲学家和独具慧眼的原创思想家之一。他反对当时盛行的预成论，并通过对遗传性遗传的研究提出了各种预示遗传学说雏形的观点。他将概率概念应用于遗传问题，并引入实验育种作为研究动物遗传性状遗传的一种手段。在生物学的许多方面（尤其是胚胎学和遗传学）都领先于他的时代，以至于他成为达尔文和孟德尔真正的先驱。然而他认为自己对科学最大的贡献是“最小作用量原理”。但矛盾的是，正是这一原理引发了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尖锐抨击，导致他的研究成果近代之前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所忽视（图23）。
1、相隔160年的两篇论文
2、孤独的努力
（1和2部分见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540988.html）
3、孟德尔思想源头的探索
（3.1-3.4部分见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543998.html）
（3.5-3.7.1部分见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549632.html）
（3.7.2-3.7.6见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552898.html）
3.8. 孟德尔的先驱—莫佩尔蒂(Maupertuis)
3.8.1、18世纪中期Maupertuis所处的科学环境
3.8.2、Maupertuis在孟德尔（1866）之前110年发现遗传规律
3.8.3、孟德尔是否了解Maupertuis的工作
3.8.4、借此处介绍一下孟德尔使用过的显微镜
图23 Maupertuis和他研究的多指症家族以及Glass介绍Maupertuis的文章：一位被遗忘的天才。Maupertuis在《自然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1751年）一文中研究了一个家庭几代人中多症（即多余手指）发生情况，他证明了多指症可以由父方或方遗传，并富有预见性地将这一特征解释为他们所拥有的“遗传微粒”发生突变的结果。他还计算了该特征家庭新成员中未来发生的数学概率。在这项研究中，Maupertuis首次科学准确地记录了人类显性遗传特征的传递（见图25）。图片分别来自前文3.3图12，J Med Genet.1988 Aug;25(8):561–564和Sci.Amer.1955，193：104–107.
3 、孟德尔思想源头的探索
3.8 、孟德尔的先驱—莫佩尔蒂(Maupertuis)
Maupertuis出生于法国Saint-Malo,1731年成为巴黎科学院院士，并很快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理解、欣赏并公开宣称自己信奉牛顿学说的人。1736年，他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Lapland，测量子午线上的度长。他的测量结果证实了牛顿的观点，即地球是一个扁球体（两极扁平的球体）。这次探险的成功赢得了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青睐，后者将其召至柏林。1741年，他成为柏林科学院院士，并于1745年至1753年间担任院长。在1744年4月15日的《法国科学院会议录》中阐述了他提出了最小作用量原理（Principe de la moindre quantite d'action），他认为这是科学最重要的贡献。因此， 他成为新科学学说的捍卫者和阐释者——就像一个多世纪后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成为达尔文的拥护者和贝特森（William Bateson，1861－1926）成为孟德尔的捍卫者一样 ——与此同时，伏尔泰——此前20年来一直是Maupertuis的追随者、密友和坚定支持者——出于极其不明的原因，对这位“地球压扁者”Maupertuis发起了一系列恶毒的攻击。无奈于1753年离开了柏林。令人遗憾的是，他当时的声誉竟然被伏尔泰的讽刺攻击完全掩盖，直到150年后，他在数学和遗传学方面的原创贡献才开始得到认可和赏识（Glass 1947，Sandler 1983，Emery 1988）。
3.8.1 、18世纪中期Maupertuis所处的科学环境
当微观世界被揭开时（显微镜发明之后），当时的博物学家们发现了更多难以理解的例子和无法解释的现象，其中一个现象就是某些动物令人难以置信的再生能力。从17世纪80年代起，博物学家们被蜥蜴能够再生丢失尾巴这一事实所震惊，这一现象最早由法国科学院院士特沃诺（Melchisédech Thévenot，1620–1692）和佩罗（Claude Perrault，1613–1688）描述。随后他们接受了Leibnizian的观点，即有机体的所有部分都具有生命特性，Jan Swammerdam（1637–1680）将这一理论推广为预先形成的“胚芽”存在于身体的所有部位。1712年，法国人雷奥米尔 (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1683–1757)（见前文图12）假设，这些看不见的“胚芽”作为原始创造的一部分散布在全身，因此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这意味着身体部位无法无限再生。他基于被截断的螯虾螯肢的再生现象提出了这一理论。1735年，林奈（Carl von Linnaeus，1707–1778）出版自然系统以及1753年引入的二分法分类学，极大地促进了新物种的发现和描述。
1741年，瑞士博物学家特伦布利 (Abraham Trembley）发现了具有简单身体结构的刺胞动物淡水水螅（主要是绿水螅），他的发现震惊了科学界，也引发了关于组织和生殖理论的进一步推测（图24）。他广泛的系统性实验预示了现代关于组织再生和嫁接的研究。Trembley最初认为这种被发现的生物是植物，于是将其切成两半，每一部分都能再生出完整的个体；当两个个体嫁接在一起时，它们能融合形成一个单一的个体。 他证明了水螅是一种动物（对原生质的描述大约 100 年后的 1835 年才有报道），从而证实了动物界存在出芽生殖现象，同时也证明了出芽过程是无性生殖。 1744年他报告了对水螅的研究。他是首位观察到原生动物通过分裂进行增殖以及藻类进行细胞分裂的人。有意思的是，Trembley是在担任荷兰海牙显赫家族的两个孩子的私人教师期间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生物学工作—— 工作研究两不误啊？ 同年（1741），Trembley的亲属瑞士著名博物学家、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博内特(Charles Bonnet，1720–1793) 发现，淡水蠕虫在被切成两半时，也能像水螅一样再生出两个完全相同的生物（图24）。Bonnet于1745年在其名为《昆虫学论著》的书中发表了这一观察结果，同时还发表了关于蚜虫孤雌生殖的观察。像水螅一样类似的现象促使一些科学家支持生发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Trembley所说，“自然界的一切进步都是渐进的，没有什么是跳跃式的”。此时法国人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c de Buffon，1707–1788）开始撰写其宏大的自然史，这部著作成为每一个自誉有文化修养的欧洲人图书馆中的畅销书。
遗憾的是，Bonnet发现蚜虫存在孤雌生殖，这动摇了Réaumur关于父母及其通过“微粒”传递性状的观点；随后他放弃了观察人类多指症现象的尝试。令Réaumur困惑的是如果蚜虫可以在不交配的情况下繁殖，那么任何东西又如何能够遗传呢？他依然毫无头绪，但这些想法由Maupertuis进一步阐述（Glass 1947，Poczai and Santiago-Blay 2022）。
图24 左：Abraham Trembley(1710-1784）和他研究的水螅图。这些图画发表于1744年。这些动物于1746年
由林奈命名。Trembley最初研究的是右侧的绿色物种，即Hydra viridissima。在他后来的工作中，
他还研究了另外两个棕色物种，中间的H. oligactis和左的H. vulgaris。
右：Trembley的实验室（1744）。图片来自Front Genet.2022 Mar 9:13:814436.
3.8.2 、Maupertuis在孟德尔（1866）之前110年发现遗传规律
到18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胚胎发育不过是精子或卵子中已存在的微小生命体的扩张。预存论认为，这些微小生命体自宇宙创世以来就一直存在。另一方面，预成论认为，最终发育成完整生物体的微小生命体实际上是在亲本体内形成的，要么在精子中（精子论者），要么在卵子中（卵子论者）。这些观点在当时几乎得到了所有博物学家的坚定支持，但Maupertuis对其进行了仔细探究，并证明这些观点毫无根据，这一论据引导他开始研究遗传学， 他可以被公正地视为第一个记录并解释人类性状跨代遗传的人 （Glass 1959，Emery 1988）。
Maupertuis对这类问题的兴趣最初是由巴黎展出的一个白化黑人所激发，但也受到Trembley水螅的启发（图24）。1744-1745年，Maupertuis匿名出版了两篇论文：一篇论人类与动物的起源，另一篇论黑人的起源。他在书中讨论了胚胎形成的生物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推测：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奇特的生殖方式？如何看待这种遍布动物每个部位的生命原理？这些动物难道不就是一群随时准备在条件允许时立即发育的胚胎集合体吗？还是说，它们通过某种未知的方式，补足了残缺部位所缺失的一切？在书中他列举了各种理由来驳斥预存论和预成论：首先，因为这些理论缺乏严谨解剖学研究的支持；其次，从遗传性状传递的角度来看，胚胎由父母双方共同贡献，并可能与其中任何一方相似；第三，这些理论都无法解释先天缺陷的发生，包括由正常肤色的黑人父母生下的白化儿，或是兼具父母特征的异种杂交后代。一些人将其视为进化论的早期版本。事实上，如果他能进一步推进这些推测并将其发展成一个更完整的理论，他现在可能会被公认为提出了进化论的基础。然而，尽管他提出了一个物种演变为另一个物种的机制，但他未能假设其驱动机制，即自然选择（Emery 1988 ，Poczai and Santiago-Blay 2022）。
Maupertuis的生物学思想涉及紧密相连的三个方面：个体形成、遗传本质和物种进化。Maupertuis被一些人视为孟德尔的先驱，且理由充分。在他试图反驳前成论者的过程中，他寻找一种能够支持其信念的谱系。大约在他移居柏林前后（1745），也像Réamur一样开始研究多指症，他研究了一个患有多指症（即多余手指）且代代相传的大型家族——柏林外科医生鲁厄（Jacob Ruhe）的家族（图23）。从Ruhe的系谱中，Maupertuis得出结论，该疾病可通过雄性或雌性传递。也就是说，胎儿同时受到父母双方的遗传贡献（“……胎儿同样参与了父亲和母亲的遗传”）。随后，他估算了这种系谱纯属偶然发生而非通过某种遗传机制发生的概率。考虑到当时该疾病的估计发病率，他计算出三代中所有受影响者仅凭偶然因素出现的概率仅为8x10的12次方分之一（8×10¹²分之一）。 他是第一个将概率定律应用于遗传学研究的人 ，直到19世纪末，将数学应用于生物遗传现象仍被视为一项非凡的创新——孟德尔是其中的领先者。因此，他的方法预示了概率论在遗传学问题中的应用。他还非常喜爱动物，饲养了许多宠物，并详细记录了他通过自己培育的一只患病母犬的后代追踪多指症遗传的成功经验， 从而确立了实验育种作为研究遗传性状遗传的一种手段 。
随后，Maupertuis着手发展了一套遗传学理论来解释他的观察结果，这在许多方面预示了遗传基因理论和基因的作用。他提出，遗传是由生殖细胞中存在的微粒引起的，这些微粒衍生并负责形成身体的各种不同器官和结构。他证明了多指症可以由父方母方遗传，并富有预见性地将这一特征解释为他们所拥有的“遗传微粒”发生突变的结果。在这项研究中， Maupertuis首次科学准确地记录了人类显性遗传特征的传递过程 。他甚至建议，可以通过一代又一代地对动物进行残害来验证这一想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结构的大小可能会逐渐缩小；这一观点被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的追随者坚持了许多年。这些研究发表在1751年出版的《自然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中（图23）。
显而易见，Maupertuis讨论了微粒的显性与分离现象，并利用概率论来研究遗传性状在代际间的传递。Maupertuis认为，父母双方均以相等的比例向后代贡献“微粒”，而他们贡献的不均衡会导致“畸形”。每个微粒都对同类微粒具有亲和力，且每一对相应的微粒都由亲代传递给子代。通过它们的结合，它们决定了最终胚胎的形成。此外，他假设来自母亲或父亲的微粒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一个性状似乎可以通过未受影响的父母，从遥远的祖先那里下来。如果微粒数量过少（或者它们之间的吸引力太弱），就会出现因微粒不足而导致的缺陷（monstre par defaut），可能会产生某些部位缺失的胚胎。相反，如果微粒数量过多（或者吸引力超过了通常情况），则会出现因微粒过剩而导致的缺陷（monstre par exces），可能会产生带有额外部位的胚，例如六指人或Maupertuis研究过的带有额外腰椎的巨人。最后，他指出，如果微粒发生突然的完全改变（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突变），并且这种改变受到青睐，那么它就可以解释新物种的起源。Maupertuis提出，在白化病和多指症中，所关注的性状可能是由于父母微粒在传递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所致。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所有白化病儿童的父母都是黑皮肤。简而言之，孟德尔遗传机制的几乎每一个概念他都触及到了。
因此，正如Glass（1959）所强调的，“……Maupertuis几乎预见到了孟德尔遗传机制、达尔文进化过程以及Hugo de Vries突变起源论的所有观点”。然而，正如Sandle（1983）所指出的，Maupertuis的观点与孟德尔的观点之间存在几个根本的区别。例如，Maupertuis将显性与微粒的组织联系起来，而孟德尔则将其与性状的替代形式之一的表达联系起来。此外，Maupertuis关于遗传性状传递的概念被视为源于母体和父体微粒之间的相互吸引，而孟德尔则认为这涉及配子形成过程中母体和父体因子的分离或分离。尽管如此，Maupertuis的观点在孟德尔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提出，其原创性毋庸置疑，而当时似乎很少有人能充分理解他的工作，这也就不足为奇了（Glass 1947; 1955：1959，Sandler 1983, Emery 1988，Poczai and Santiago-Blay 2022）。
3.8.3 、孟德尔是否了解Maupertuis的工作
Maupertuis的理论被同时代人所否定，因为他采纳的观点主要源自古希腊原子论概念，并且他否定了上述卵子论和精子论观点。然而，这并未阻碍Maupertuis或Réaumur继续研究德国和马耳他家族后代的多指症。通过观察这一性状在几代人中的再现方式，两位学者都得出了与前成论理论截然相反的结论。与前成论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Maupertuis或Réaumur关于多指症的研究有助于确立获得性发生论的原则，即发育是从未分化的结构（受精卵）逐渐进行的，而不仅仅是通过预成实体的扩大（Glass, 1947; 1955，Poczai and Santiago-Blay 2022）。
布丰一生只致力于一部作品即他在1749年至1789年间出版的三十六卷《自然史》。在这部著作中，他重新组织了知识的所有部分，从分析我们的认知方式开始。将思想进行比较作为“在科学中引导自己思维的正确方法”，使他能够解决自然史提出的重大问题：例如，地球为何呈现出现在的形状（特别是山脉是如何形成的）？物种是如何延续的，以及亲代是如何将传递给潜在后代的？针对这些问题，他指责他的前辈们要么没有收集足够的实证，要么相反，仅仅局限于堆砌琐碎的。真正的科学必须超越零散且孤立的观察：“让我们收集事实，以产生思想”。Trembley的水螅也激发了布丰的想象，他在某种意义上同意Réamur的观点，但认为粒子是通过一种内部秩序被塑造成生物的。他否定生殖细胞的存在，提出胚胎的形成发生在精液混合之后：“胚胎在液体混合后立即形成，然后通过营养吸收有机粒子而生长”。令人困惑的是，Maupertuis与布丰两人都是18世纪法国科学院的核心成员，活跃于同一科学圈（有约20年重叠期），都对数学感兴趣，都追捧牛顿的机械论，都知道Réamur的研究（在论文中，Maupertuis提到了Réamur的研究，却未提及他研究的Kelleia家族系谱），但两人在生物学方面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思想传承上，而非直接合作，没有证据表明布丰引用过Maupertuis的文章，难道布丰也受到伏尔泰的影响而故意不引用Maupertuis的文章？因此，引用Réamur的研究从而体现其相近的思想？有意思的是，100年后的1860年，赫胥黎在一篇关于“物种起源”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Réamur的这个来自马耳他的Kelleia家族，随后将其发表在《达尔文主义》中，也没有提及同时代的Maupertuis研究的Jacob Ruhe多指家族，要知道早在1728年，Maupertuis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Browne 1988，Poczai and Santiago-Blay 2022）。现在知道Maupertuis的进化论思想构成了法国早期进化论发展的关键链条：Maupertuis（1698-1759）→ 布丰（1707-1788）→ 拉马克（1744-1829）→ 达尔文（1809-1882）。因此，布丰和Maupertuis在生物学方面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思想传承上，而非直接合作。而布丰直接启发了拉马克（布丰聘拉马克为他儿子的导师）和达尔文，达尔文则在《物种起源》中明确提到拉马克的贡献，并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
在Maupertuis提出对遗传性状系谱的研究解释、将概率概念应用于遗传问题以及他的遗传理论之后，到19世纪初，医生们记录了遍布欧洲的疯狂病例，指出遗传或“种子”是疯狂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例如前文 3.2 （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543998.html ）提及的 Habsburg family（奥地利家族）“哈布斯堡下颌”（Habsburg jaw）（现在知道是显性单基因遗传）。医生们开始痴迷于在家族谱系中识别疯狂，以防止可能导致恶性后果的婚姻，他们思考遗传背后的机制，却无法解释“近亲繁殖之谜”或不同生物体令人困惑的遗传模式。另一方面，法国医生确实成功地将遗传与发育区分开来。自那时起， 将传递与发育分离成为19世纪育种者和孟德尔都迈出的关键一步 。基于人类这些例子，人们现在普遍认为，对遗传的生物学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代代相传的人类疾病的研究。从医学、哲学和自然历史角度产生的众多且相互矛盾的例子，最终都不如在实际农业中积累的证据那样具有洞察力。这也是Maupertuis引入实验育种作为研究动物遗传性传递的手段实际应有。此时，从事农业（特别是动物育种）的人们试图“驾驭遗传的力量”为自己谋利，由此也引发了中欧自然学家、动物和植物育种者之间长达数十年的争论。他们意识到，通过近亲繁殖，他们可能会增加遗传的确定性。这些进展和争论给许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孟德尔注定要依靠这些人来寻求建议和指导。此外，没有任何专门建立的协会能比布尔诺育种者更清晰地证实遗传的存在，也未能比他们引发更多关于遗传的疑虑。就在孟德尔进入修道院之前，布尔诺曾是这些争论的中心。在他开始实验时，一定从这一切中获益匪浅（Emery 1988，Poczai 2022，Poczai and Santiago-Blay 2022）。
尽管Maupertuis是柏林科学院院士，并做了8年的院长，但他不懂德语，所有文章都是以法文发表。在 Gärtner 书中讨论的近两百位前辈的工作不仅仅包括植物（见前文3.5），也含有动物实验，如老鼠，但没有Gärtner收录 Maupertuis研究的记载。同理，达尔文推崇布丰，布丰的信息里也没有Maupertuis研究的记载，以达尔文的气度与胸怀，如果知道Maupertuis研究的内容与他密切相关，他会忽略他？因此，孟德尔不会从 Gärtner 和达尔文的书中获取关于 Maupertuis的任何信息。加上布尔诺当时的学术影响力，在科学史上Maupertuis与孟德尔之间存在间接的学术传承关系。正如Hugo de Vries、Carl Correns和Erich Tschermak重新发现孟德尔一样（三人分别独立完成了孟德尔的部分工作，但三人加起来也没有超越孟德尔一人的成就），孟德尔也许没有发现Maupertuis，但孟德尔的成就不但超越了Maupertuis，也超越了整个18世纪，成为当今的遗传学鼻祖。迈尔（Ernst Mayr）对Maupertuis的评价是“他既不是进化论者，也不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是遗传学的先驱之一”（图25）。Emery（1988）认为:“事实上，除了Sir Walter Scott在1830年出版的著作中偶然提到过Maupertuis在柏林科学院（他曾担任院长）出现过的一个幻影之外，直到近年来他才在很大程度上所知。”
图25 孟德尔可能知晓的植物杂交领域的先驱以及孟德尔思想的来源。线上部分来自图14，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549632.html ，参考图23。
法国 生物学家罗斯丹（Jean Rostand，1894－1977）在他的“生物学原子论史纲要”一文中说，从Maupertuis和布丰最初的微粒论或微小体观念，一直到魏斯曼的理论（代表了思辨微小体论最成熟的形式）。 无论这一理论多么引人注目——它们都没有建立在任何实验事实之上——正如盖约诺（Guyénot）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无法分离和重新组合那些不具有客观存在的事物”：仅孟德尔分离现象本身，就证明了微小性状论（micromérisme）的观点——直到1900年，直到人们“重新发现”1866年孟德尔的卓越著作，它为科学带来的基本成果后，它才显现出其意义并发挥出全部影响力（Rostand 1950）。
3.8.4、借此外介绍一下孟德尔使用过的显微镜
1853年夏天，孟德尔从维也纳大学返回修道院。在他维也纳大学的老师之一，奥地利昆虫学家科拉尔（Vincenz Kollar，曾担任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的指导下，在修道院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关于花园萝卜害虫的研究，这篇论文发表在维也纳动植物学会期刊上。1854年，他完成了他的第二篇基于豌豆象及其对豌豆种子侵害的显微镜检查的论文，Kollar在孟德尔缺席的情况下代表他向学会提交了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同样发表在该学会的期刊上。这是孟德尔使用显微镜的明确记载（Mendel 1853，Mendel 1854，Fairbanks，2022）。
贝特森（William Bateson，1861－1926）1905年修道院的朝圣，由此促进了修道院对孟德尔遗产的重视。修道士马托谢克（Ferdinand Matoušek）立刻开始专门搜集保存在修道院图书馆内的与孟德尔有关的书籍、刊物和旧报纸；调查并发现了孟德尔在修道院内使用过的显微镜、切片、眼镜、印章等遗物。1928年在奥古斯丁修道院内建立"孟德尔博物馆"（Mendelianum），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纪念遗传学家的博物馆，Matoušek是第一任馆长。图26C是贝特森朝圣期间在修道院看到的孟德尔使用过的显微镜。
莫尔（Simon Mawer，1948-）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生物学家。过去二十年里他一直在意大利教授生物学。到2022年，他共写了12部小说，包括Mendel's Dwarf (1997)和The Glass Room(2014)。2006年 9月 1日Mawer写了一部关于孟德尔的精彩传记（《格雷戈尔·孟德尔：播种遗传》（Gregor Mendel. Planting the Seeds of Genetics）（图26A），该书概述了孟德尔的开创性研究，并追溯了他从19世纪中叶的发现到如今的知识遗产（参考前文图7，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543998.html ）。Mawer通过精美插图增强了引人入胜的叙述，平装版的封底印有一张孟德尔显微镜的精美彩色照片（图26B是同一台显微镜的另一种插图）。它是一个带有三脚底座的黄铜支架，配有可拆卸物镜、一个备用物镜和牛眼透镜。最不同寻常且迷人的特征是目镜上的帽子。是的，一个蒙古风格的微型皮革目镜帽，红色的，带有白色皮毛边缘！在每个大城市的冬天，女士们（主要是）都会戴着类似设计的帽子。但戴在显微镜上？最接近的例子是17世纪一些显微镜顶部放置的木盖。除了显微镜的照片外，还有一张展示载玻片盒的插图（图27E）。
安娜·马塔洛娃（Anna Matalová）是摩拉维亚博物馆孟德尔馆的荣誉馆长，曾担任学术期刊《孟德尔学报》（Folia Mendeliana）的编辑。在她的展览和科学出版物中，她将孟德尔的成就置于当前的文化、社会和科学议题背景下进行呈现。她的家人都将孟德尔视为家庭成员。伊娃·马塔洛娃（Eva Matalová）是捷克科学院动物生理学与遗传学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也是布尔诺兽医科学大学的教授。Eva自博士阶段起就活跃在孟德尔博物馆，提出了3月8日设立国际孟德尔日的构想，并建立了一个由3名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组成的国际孟德尔网络。在纪念孟德尔诞辰两百周年之际，Eva协助Anna出版了这本纪念孟德尔的书籍---Gregor Mendel - The Scientist(2022)。
Eva和Anna Matalová在他们的书指出（图27D）：“孟德尔有三台显微镜。最古老的一台是西蒙·普洛斯尔（Simon Plössl，1794-1868）在1828-831年间制造的1号机型”（Plössl type No.1）。“失踪的孟德尔显微镜” 已被找到，并被纳入宾夕法尼亚州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 in Pennsylvania）特色馆藏的孟德尔收藏中。这台被认为曾由孟德尔使用的显微镜（图27F、G）来自Simon Plössl的维也纳作坊。它高10.25英寸，底座上刻有签名“Plössl in Wein”（图H），与Plössl目录（约1853年）中对1号显微镜的描述一致，经多方努力证实图27F、G就是失踪的第三台显微镜。尽管尚不清楚它何时以及如何来到这所大学的。
图26 孟德尔的显微镜。 A: Mawer书的封面；B：一张布拉格系列明信片，展示了“他的显微镜之一”以及孟德尔的眼镜。镜子右侧的小物体是皮帽。在现代彩色照片中，例如Mawer书中的照片，这顶帽子变成了一个视觉上非常迷人的物体，带有白色、黑色和红色的点缀。C：贝特森朝圣期间在修道院看到的孟德尔使用过的显微镜，与B相比，明显底座不同。
图27 孟德尔使用过的显微镜。D：Eva和Anna Matalová 书的封面；E：孟德尔使用过的载玻片盒；F、G：与图26B和C相比，是孟德尔用过的第三台显微镜；H: F、G底座，刻有“Plössl in Wien”；I：2025年8月4日伦敦科学博物馆展出的孟德尔显微镜，应该与图26C是同一台不同角度；J：应该与图26B是同一台不同角度；K：孟德尔曾用过的铜质望远镜。他曾用望远镜观测过 太阳黑子 （sun spots）
2026-10-8日于济南
（传承与创新（18）：创新的魅力：两个豌豆园之间的接力赛(5)）
之前的相关文章：
微生物之父列文虎克与diertgena和animalcule及其进化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423654.html
安徒生：显微镜和水滴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419295.html
Francesco Stelluti：一个被遗忘的首次显微镜观察的记录者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526326-1428053.html
传承与创新（5）遗传学的开拓者和创始人──威廉·贝特森(3)
主要参考文献
J Med Genet.1988，Aug;25(8):561–564.
Quart. Rev. Biol. 1947，22 ：196–210
J Hist Biol.1983 Spring;16(1):101-36.
Front Genet.2022 Mar 9:13:814436.
Poczai and Santiago-Blay 2022
Bentley Glass. Maupertuis, Pioneer of Genetics and Evolution (1959)
Sci. Amer.1955，193：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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