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科学语境下，科技史如何写才能立得住？
《文明的底色：中国科技五千年》，李亮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26年9月出版，定价：128元 ■王渝生
写一部中国科技史，难在哪里？难不在材料。中国古代留下的科技文献浩如烟海。从先秦诸子到明清实学，从正史的天文律历志到各类农书、医典、算经、地方志，还有所谓“殷墟甲骨”“魏晋简牍”“敦煌卷帙”“明清档案”四大史料，可供征引的材料几乎取之不尽。难也不在篇幅。五千年的跨度，从石器时代的原始技术到晚清的西学东渐，要讲的事情太多，但只要肯取舍，我们总能理出一条线索来。
真正的难处在于立足点。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这段历史，用什么样的尺度去衡量这些成就，用什么样的逻辑把它们有机地串联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才是作者面临的根本挑战。立场不同，同样的材料可以讲出完全不同的故事。而一部科技史能否立得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的立足点是否经得起推敲。
中国科技史书写的三个阶段
近代以来，中国人书写自己的科技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史料的发掘。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从浩繁的典籍中把散落的科技记录整理出来，向世人证明中华文明在科学技术上确实有过辉煌的历史。这项工作从清末民初开始，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到20世纪后半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及国内一大批断代史、专题史著作，都是这个阶段的代表。这些工作奠定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基础，功不可没。
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反思与追问。当基本的事实已经清楚之后，人们开始追问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有那么多重要的发明和发现，却没有率先走上近代科学的道路？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围绕它产生了大量的讨论，涉及制度、文化、经济、社会结构等方方面面。这些讨论拓宽了科技史研究的视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科技史变成了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而不是一段需要理解的历史。“李约瑟难题”成了一板子打不死的复杂问题。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今天正在进入的阶段，可以称为理解与自觉。在这个阶段，研究者不再急于证明什么，也不再纠结于回答某个特定的难题，而是试图以一种更加从容、更加内在的方式，去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自身逻辑，去认识这种逻辑在更长的历史尺度上所具有的意义。这个阶段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定力；不是辩护，而是洞察。
在我看来，《文明的底色：中国科技五千年》属于第三个阶段的一次努力尝试。这本书没有试图证明中国古代比谁更先进，也没有纠缠于为什么没有产生牛顿式的科学革命，而是把五千年的科技历程当作一个完整的文明现象来审视。它关注的问题是，科学技术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演进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如何塑造了这个文明的思维方式、生存策略和精神气质，而至今依然有当代科学发展可以借鉴的积极因素。
超越简单的自豪感
事实上，一个文明选择发展什么样的科技，用什么方式去发展它，把它用在什么地方，这些选择的背后是这个文明对世界的基本理解，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态度。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之所以呈现出它特有的面貌，正是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文明的精神土壤和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之中。反过来，科技的发展也在持续地塑造着精神土壤和地理环境。这种双向的塑造关系正是所谓“底色”要表达的含义。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科技传统？在几十年前，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比较简单——更多的是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爱国热情。这些当然没有错，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许多科技发展领域开始或者已经从点的积累过渡到面的布局，从量的增长发展到质的改变，从跟跑走向并跑甚至领跑。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科技传统，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自豪感。
一个正在走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先进的设备、更充足的经费、更多的论文与专著发表量及引用数。它更需要一种深层的文化自觉，需要知道自己的创新基因从何而来，需要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位置。这种自觉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只能来自对自身历史的深入理解。
回顾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凡是在某一时期引领潮流的国家和民族无一不在深厚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新路径。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孕育了实验科学，德国的系统性思维催生了理论物理学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推动了技术创新的产业化。近代每一种重大的科学突破背后都有一种文化土壤在支撑。世界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传统科技都有各自的发展道路、不同的特色与优势。中国要在21世纪的科技竞争中走出自己的路，同样需要从自身的文明传统中汲取独特的养分，这也是守正创新的深层需要。
理解、敬意与清醒
如今，科学本身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换。20世纪以来，从量子力学到复杂性科学，从系统生物学到地球系统科学，越来越多的前沿领域开始突破经典还原论的框架，转向对复杂系统、非线性过程、整体涌现性的研究。
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一些长期被视为“前科学”甚至“非科学”的认知方式正在获得新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中国古代对自然界的那种整体性把握、对万物关联与动态平衡的直觉性认识、对复杂系统的经验性处理能力，在新的科学语境下，不再是需要被超越的落后阶段，而是可能提供启发的思想资源。例如，中国传统数学的算法化、程序化、机械化的思想方法体系，较之于古希腊的公理化、逻辑化、演绎化的思想方法体系，更符合当代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的思想方法理论。这些来自科学前沿的信号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当然，重视传统不等于盲目自信。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做牵强附会的解释，防止片面夸大其影响和作用。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我们对待自己的传统也应当如此，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这是一条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极大定力才能走好的路。
一部好的科技史作品应当帮助读者走好这条路。它应当提供足够丰富的事实，让读者去感受这段历史的重量。它应当提供清晰的线索，让读者看到事实背后的逻辑。它也应当足够诚实，既不回避辉煌，也不掩饰局限。它更应当有足够的格局，让读者在合上书后对自己所属的这个文明多一层理解、多一份敬意，也多一份面向未来的清醒。
我以为，这部书在这些方面做了认真的努力。它没有给读者灌输现成的结论，而是铺开事实，厘清脉络，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每一个愿意认真阅读的人。这种写法显得格外珍贵。说到底，科学素养的根基首先在于历史认知。科技史的书写与传播还有一层更广泛的意义。它关乎公众的科学素养，关乎一个社会对科学的基本态度。科学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它需要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而这种理解与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对科技史的认知。一部好的科技史著作应当能够在读者心中种下这样一颗关乎科学素质的种子。
一个民族对自身科技历史的理解深度，直接影响着它面向未来时的格局与底气。我们今天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既承接着五千年文明的积淀，又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时刻，回过头去，认真看一看这五千年的科技底色，不是怀旧，而是蓄力；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
科学的本质是什么？是整理事实，总结规律，得出结论，指导实践；也是实事实证，实事求是，古为今用，开拓创新。以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先贤们从来都是认真的科学实践者。他们留下的这份遗产值得我们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去继承，去研究，去转化为走向未来的力量。
（本文为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