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输沙量减少近90%,“悬河”消失了吗?

河南兰考段黄河与滩地农田。王飞供图
■本报记者冯丽妃
陕西潼关,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近日,新一代光电测沙仪采集的数据显示,这里每立方米黄河水的泥沙含量已从10年前的25.9公斤降至5.11公斤。
入黄泥沙锐减,是否意味着“黄河悬河”这把悬在头上的“利剑”已经消失?并非如此。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在近日举行的香山科学会议第805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浩直言。
《中国科学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自黄河“八七”分水方案实施以来,潼关站年均来沙量从16亿吨降至近10年的1.7亿吨,减少近90%;黄河水资源量也由580亿立方米降至2016年的493亿立方米。沙减了,水也同样在减,未来水沙情势如何演变?悬河治理路径怎么走?淤积泥沙出路又在何方?
围绕这一连串核心问题,数十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在会上展开交锋。观点有乐观研判,也有忧患警示,不过一个共识是:黄河悬河治理必须把握窗口期。
一道仍待解的题
2026年夏天,黄河调水调沙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截至7月10日,历时19天,小浪底水库排沙1.79亿吨、库区净冲刷1.71亿吨,两项数据均为同期调水调沙之最。
自2002年小浪底首次调水调沙以来,“以水攻沙”策略已成为减少下游泥沙淤积的核心手段。通过与后续其他水库联合调度,黄河下游河道主槽最小平滩流量从每秒2400立方米恢复至约每秒4700立方米。“在理想状态下,现状工程体系可防御郑州花园口站22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相当于百年一遇的大洪水。”王浩说。
泥沙减少的另一关键原因是持续实施的水土保持。截至2024年,流域林草植被面积达54.13万平方公里、建成淤地坝5.83万座、梯田6.24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由1990年的45.4万平方公里降至24.58万平方公里。
然而,成效之下,隐患犹存。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张敏介绍,一方面,经20余年调水调沙,下游累计冲刷约24亿立方米,滩槽高差由最大1.9米降至0.4米,悬河态势明显改善;另一方面,河槽虽下切,但滩唇与堤根的高差“一直维持在平均3米左右”,滩区洪水威胁并未随主槽冲刷而得到实质性缓解。
王浩给出了一组令人警醒的数字:黄河下游滩区面积约3154平方公里,现状人口约163.6万人。当发生20年一遇洪水,淹没水深大于0.5米时,仍有55.7万人存在风险,而滩区搬迁面临投入巨大、故土难离等困境。“不能只看到这百余万人。”他说,黄河悬河的风险边界远不止滩区,一旦发生千年一遇特大洪水、堤防溃决,洪水和泥沙将波及豫鲁冀皖苏五省,受威胁人口超过1亿。
“海恩法则和墨菲定律都告诉我们,如果隐患已经存在,长期积累,灾害就极有可能发生——我们要防正面而来的问题,也要防悄悄出现的隐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副所长王飞表示。
解题之困
黄河悬河问题盘根错节,多重因素相互交织,面临一系列堵点、难点。
未来黄河还有多少沙?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也是最大的分歧点。部分观点认为,由于气候变化和水土保持减沙作用的阶段性,近期实测沙量不能代表未来长期趋势,未来潼关站来沙量或攀升至8亿吨左右;也有乐观观点认为,未来年均来沙量不会超过3亿吨,即使遭遇类似1933年的极端暴雨也仅约5亿吨。
争论直接关系到治理策略的选择——来沙多就要“宽河固堤”,来沙少则考虑“窄河缩洪”。这背后是对黄土高原生态恢复持久性的根本判断差异。“我个人认同后一种看法。”王浩举例说,淤地坝的泥沙冲淤具有“淤积一大片冲沙一条线”的规律,即使出现极端溃坝,冲刷也只是一条沟一条线,不会出现“零存整取”现象,导致入沙量激增。
在微观层面,泥沙来源也是悬河的重要影响因素。西安理工大学教授、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带头人李占斌表示,多沙粗沙区以黄河流域约10%的面积贡献了约60%的泥沙,该区域风水复合侵蚀叠加、治理难度极大,近年减沙幅度仅约2%。“即使来沙量只有2亿吨,粗沙恰恰是塑造悬河、淤积水库的‘主力’,下游淤积问题也依然存在。”他说。
然而,对于黄河下游来说,入沙量并非越少越好。黄河入海口的河口三角洲需要依赖上游来水来沙实现岸线稳定和湿地系统修复,维持其动态平衡的临界输沙量约每年2.6亿吨。但2000年以来,利津站近一半年份实测输沙量不足1亿吨,缺口过半,使得三角洲面临持续蚀退风险。“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悬河治理复杂性升级的缩影。在泥沙总量减少的背景下,如何把有限的泥沙分配到河口、滩区等不同需求端,已成为比‘把沙冲走’更复杂的治理命题。”王飞说。
“极端气候也会增加水沙年际波动及不确定性。”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国庆表示,在水资源侧,黄河天然径流量“未来大概率将进一步衰减”。这意味着来沙减少,输沙所需的水也同步减少,水沙关系不协调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
从历史尺度来看,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姚文艺表示,1958年以来黄河未发生超过22300立方米每秒的特大洪水,而上一次此类洪水(1761年)距1958年约200年。“目前,黄河没有发生特大洪水,说明特大洪水风险度在增加。”他说。
“黄河下游滩区的核心科学问题是找到系列复杂伴生问题的协同解决机制。”郑州大学教授左其亭说。
如何破题
面对“窗口期”与“风险期”并存的现实,与会专家提出了多元治理路径。
尽管对未来黄河来沙量持乐观判断,但在河道治理方略上,王浩认为,应采取宽河固堤基础上的三滩分治,而非简单的窄河缩洪。他表示,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降雨频发多发,多地连续出现超标准洪水。黄河下游两岸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保障黄河大堤的绝对安全是千年大计,宽阔的河道本身就是巨大的蓄滞洪区。
“三滩分治的核心是洪水分级设防、泥沙分区落淤、滩槽水沙自由交换:从主河槽向外依次塑造嫩滩、二滩、高滩三级空间,嫩滩行洪输沙、二滩滞洪沉沙、高滩作为群众安置的安全平台,实现‘洪水有空间、泥沙有去处、群众可安居、生态有载体’。”王浩说。针对河口三角洲,他建议依托调水调沙,优化水沙联合调控,尽量逼近水沙平衡阈值,协同采取生态补水、退养还滩、海岸防护、人工补沙等综合措施。
针对泥沙来源问题,王飞提出“以沙适水”思路:通过粗细分离和粗沙细化技术,使水流携沙能力提高4倍至10倍,这意味着常规小洪水和调水调沙洪峰都可实现有效输沙。若将该理论付诸实践,每年不仅可节省50亿至100亿立方米输沙生态用水,还有助于大幅减少干流水库淤积,扩大有效库容和引黄灌溉面积,并可实现每年稳定向河口输送0.5亿至1.0亿吨泥沙,维持三角洲发育。
“三门峡、小浪底水库粗沙合计约40亿立方米。假如只解决其中1/4,也会新增10亿立方米库容,相当于修10个大型水库。”王飞说。姚文艺也赞同这一方案,建议将“以水攻沙”策略扩展到“调控水沙关系,让沙适应水”。
与会专家还提出应变害为利,推动泥沙资源化利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胡振琪提出,将黄河泥沙与矿山生态修复协同治理,将流域清淤“泥沙输出”与矿区修复“材料输入”结合起来。他介绍,山东示范工程土地复垦率已达到100%,在复垦重构的土壤上,玉米产量每公顷可达10484.54公斤,与正常农田相当。
“未来,可以依托市场化水力抽沙,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长效治理,有计划降低河床高程,实现地上悬河向地下河的转变。”清华大学教授、黄河研究中心主任张红武说。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冯竟竟表示,需开展泥沙在工程材料中的高值化利用,例如微生物矿化原位固化、自流平砂浆、高韧性修复材料与生态护坡砖等。
不过,源头减沙仍是根本。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总工程师祁永新指出,水土保持是削减入黄泥沙、遏制悬河抬升的根本路径。“十五五”时期需聚焦黄河上中游核心治理区精准施策,实现到2030年流域水土保持率超70%,年均新增保土拦沙能力超1亿吨。
与会专家建议通过多学科协同实现系统治理。山东大学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江恩慧提出“139+”梯级水库群水沙协同调控方案,认为悬河治理要强化广义黄河流域系统、广义水沙调控体系新理念,加强宏观-中观-微观多尺度科学研究。王国庆建议继续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建设,优化黄土高原梯田和淤地坝建设规模,并强化干支流水库群联合调度。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飞则针对艾山等卡口河段提出工程治理与装备研发构想,以无动力船、绞吸、绕沙等方式“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并借助数字孪生实现边实验、边感知、边优化。多位专家建议设立黄河流域水沙研究重大科技计划、推动多学科协同与体制机制创新,同时强调尊重河流自然规律、科学把握治理尺度。
“即使未来潼关站每年来沙3亿吨,按照历史规律,仍会有6000万吨左右在其下河库淤积,这不是一个小数。抓住目前来沙大幅减少的窗口期治理悬河,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和责任。”王飞说。
(原标题:输沙量减少近90%,黄河“悬河”治理如何把握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