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费只涨0.08%？英国国防大臣、国务大臣同日辞职，斯塔默被推到悬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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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6-12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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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英国国防大臣希利突然辞职，抗议斯塔默政府在外部威胁不断加剧之际，拖延军费增加，不愿拿出足以保卫国家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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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人事动荡恰逢下周G7峰会和下月北约峰会前夕，不仅暴露出英国“安全雄心”与“财政现实”之间的矛盾，也让斯塔默陷入被动：他需要向民众、军方和国际盟友解释，为何自己的防相认为他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当晚，唐宁街火速任命新任防相，但风波并未平息。
拨款太慢、增幅太小
希利是工党资深议员，拥有近30年议会经历，曾在前首相布莱尔、布朗政府中任职，作风稳健务实，深得国防系统认可。自2024年7月工党执政后出任防相以来，从支持乌克兰、重塑英国的北约角色，到推动增加军费，他一直站在英国防务政策前台。
辞职前一天，他还在和澳大利亚官员一同出席安全合作会议，11日突然请辞，辞职信措辞尖锐，矛头直指即将出台的《国防投资计划》。争议焦点并非是否增加国防开支，而是增多少、何时增、钱从哪里来。
斯塔默政府承诺，到2027年把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5%，并把下届议会期间达到3%作为目标。
但根据英国媒体披露的《国防投资计划》方案，英国政府到2030年可能只把国防开支推高到GDP的约2.68%，较希利预期“明年将达到的2.6%”只多出0.08个百分点，与3%的目标差距明显。希利在辞职信中直言，这份计划标准过低，难以应对当下安全挑战。
资金缺口是矛盾核心。斯塔默政府此前承诺，在未来5年为国防增加近200亿英镑预算。而国防部测算，未来4年需要额外追加约280亿英镑，才能覆盖防务任务。
但财政部态度强硬，长期不愿批准超过120亿英镑的新增预算。即便希利一度将诉求降至180亿英镑，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据称，最终方案显示，到2030年前只会增加约135亿至150亿英镑国防预算，低于希利的底线。
这意味着，作为防务“一把手”的希利，将不得不在军备、人员、盟友承诺之间艰难取舍。因此，他最终选择辞职，拒绝为这份方案背书。
斯塔默的又一次打击
当天晚些时候，斯塔默致信希利，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并承认希利关于英国需要进一步增加防务投入的判断“是对的”。
希利请辞后，风波进一步扩大：英国负责武装部队的国务大臣卡恩斯和希利的两名议会助理同日离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直言，英国“需要新的治理方式，现在就需要”。
尽管唐宁街当晚就任命了新任国防大臣，但这场集体辞职仍具政治杀伤力：不仅揭开首相府、财政部与国防部之间的分歧，也重创斯塔默的执政根基。
一方面，希利的政治分量非一般阁员可比。他不是孤立技术官僚，而是得到工党跨派别认可、深耕国防议题的资深人物。他的辞职更多出于原则，而非个人目的，更有可能动摇斯塔默的党内权威。
另一方面，工党本身处境艰难：受经济疲软、公共服务承压影响，近期支持率持续下滑；5月地方选举遭遇30多年来最惨重失败，党内约四分之一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下周，工党重量级政治人物、现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有望重返议会，党内领导权之争暗流涌动。
同在下周，斯塔默将出席G7峰会，下月还将参加北约峰会。届时，其处境格外尴尬：既要向盟友证明英国仍是可靠的安全伙伴，又要回应外界“为何本国防相认定国防投入严重不足”的质疑。
防务目标与财政能力失衡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此次军费争议也折射出英国防务领域两个结构性问题。
其一，防务目标与实际资源长期错配。
几十年来，英国一直试图以技术弥补兵力短板，追求“少花钱多办事”。名义上，英国拥有覆盖全维度的作战能力：核威慑、航母、海外部署、特种作战、网络能力……但许多能力规模有限、持续作战能力偏弱。
如今，英国认识到安全风险加剧，接连推出多项中长期军事计划，包括“无畏”级核潜艇、无人机、弹药储备和新技术投资等。但受民生负担加重、赤字高企、经济低迷拖累，政府各部门预算持续收紧，国防扩张计划难以为继。
事实上，英国军费缺口问题由来已久，自2022年以来，国防部一直未能拿出一套财务稳健、可持续的装备方案。
其二，国防在英国财政序列中的优先级不足。
英国公共部门每年支出约1.3万亿英镑。对希利及其支持者来说，为国防寻找额外资金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优先级问题。
尽管希利呼吁政府效仿其他欧洲国家，采用“创新融资”机制，以借贷补充防务资金。但斯塔默坚称，稳健财政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过度借贷会放大风险。
这正是英国防务矛盾的根源：国防部看到的是威胁逼近，财政部看到的是财政账本；军方强调战备时效，首相则担心政治成本；盟友希望英国兑现承诺，国内选民却更关心民生压力。
因此，希利辞职，其实是英国国家定位、财政现实和安全焦虑之间的正面碰撞。
放在全球视野里，英国不是普通欧洲国家。作为北约核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核国家，英国军费问题不仅影响自身军力，还波及多边防务合作、北约军费分摊与欧洲安全格局。
从这个意义上说，希利辞职风波，既是斯塔默政府的政治危机，也折射出整个欧洲扩军背后的共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