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

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研究最基础的单元。

然而现实世界里，界定物种边界远非一件简单的事。

绝大多数已描述物种并没有经过多证据整合的重新评估，这就造成不同类群之间物种边界的可信程度参差不齐。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物本身的原因，比如隐存种、物种复合体、杂交和基因渐渗导致物种边界天然模糊；

作者把全部度量指标划分为两大类别：一类用来评估物种边界的置信度；

物种边界的模糊，不是科学的失败，恰恰是演化生命本身留给我们的信号。

论文总结了八类指标，分为两大方向：评估物种边界置信度以及追溯分类历史稳定性。

遗传谱系‑物种边界一致性（congruenceofgeneticlineagesandspeciesboundaries）：比对分子得到的遗传谱系和现行物种边界，若一个物种包含多个高度支持遗传支系，则不确定性高；

一份无法鉴定的标本，可能开启新一轮分类修订，甚至发现新物种或重定义已有物种边界

分子系统学、群体遗传学可以缓解部分难题，但对绝大多数生物，物种边界依旧充满疑问。

植物园馆藏标本、分类专家意见往往是核验物种边界的重要依据，你是否借助过植物园资源解决分类歧义？

植物园的物种评估与保育工作，同样会持续遭受分类学不确定性的干扰。

反复修订却没有改动的类群，通常物种界定更为稳定。

从人为与文化层面：不同分类学家采用不一样的物种界定（speciesdelimitation）标准。

已经发表命名的物种，又会依托不同物种概念（speciesconcept）、判别标准与研究手段得到截然不同的划分结果。

然而，分类学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生物类群之中——它源自物种概念分歧、隐存种现象与全球不均衡的分类研究投入，如同潜伏在数据背后的隐形误差，悄悄扭曲着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

二是人为因素，不同分类学家采用不同的物种概念（拆分派vs归并派），加上全球分类研究投入不均衡，热带和无脊椎动物类群长期研究不足。

奉行支序物种概念（phylogeneticspeciesconcept）的学者，更容易拆分出数量更多、界定更窄的物种；

当生态学家统计物种丰富度、保护学家评估濒危等级时，我们默认每一个物种名称都对应边界清晰的生物学实体。

当生态学家计算物种丰富度、绘制生物多样性分布图，保护学家划定保护地、评估物种濒危等级时，我们默认一个前提：每一个物种名称，都对应边界清晰、没有争议的生物学实体。

分类学不确定性指的是物种名称与实际生物学实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确定。

第一步，在你的研究中显式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不要默认所有物种名称都是“铁板钉钉”的；

物种分类不确定性越高。

分类修订带来的拆分（splitting）、归并（lumping）、属级转移，会系统性改变我们对物种丰富度、特有性、分布区、种群规模、功能性状、分化速率的全部认知。

当一个类群被拆分为多个物种：区域物种丰富度上升，特有种比例提高，分化速率估算升高；

当多个类群被归并为单一物种：物种丰富度下降，物种分布区扩大，表观种群规模上升。

直接后果就是物种身份、物种计数出现偏差，高估或者低估区域物种数量，歪曲物种生态属性，最终造成对时空尺度下生物多样性格局的误读，给物种保护工作埋下隐患。

绝大多数已描述物种并没有经过多证据整合的重新评估，这就造成不同类群之间物种边界的可信程度参差不齐。

当一个类群被拆分为多个物种：区域物种丰富度上升，特有种比例提高，分化速率估算升高；

当生态学家统计物种丰富度、保护学家评估濒危等级时，我们默认每一个物种名称都对应边界清晰的生物学实体。

当生态学家计算物种丰富度、绘制生物多样性分布图，保护学家划定保护地、评估物种濒危等级时，我们默认一个前提：每一个物种名称，都对应边界清晰、没有争议的生物学实体。

反过来，多个物种被归并后，原来的受威胁物种可能“降级”，甚至失去保护优先级。

文章指出，分类学不确定性本质上是塑造自然演化谱系的生物学过程，和人类识别、命名、划分物种的科研实践二者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主要可以分为生物学根源与人为实践偏差两大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