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江：提倡“学者书画”是对传统文化的回望
日前，“丹青会心——梁江学者书画新作选展”亮相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航站楼。这一以“学者书画”为主题的展览，再次将“学者书画”这一话题带入美术圈的视野。何谓“学者书画”？它具备怎样的特质？又在当代美术谱系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日前，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专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江。在他看来，“学者书画”是文人书画传统的现代形态，其价值在于提示一种可能性。专业学问本身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深度资源；而今天提倡“学者书画”，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和审视。
“学者书画”是一个近现代才凸显的现象性概念
收藏周刊：近年对“学者书画”的提法越来越多，最早有这样的提法大概是什么时候？
梁江：“学者”一词，在战国晚期文献中已出现。《荀子·大略》将“学者”与“仕者”对举区分两类身份，前者指求学、治学之人，后者指入仕者。至宋代，“学者”更多指研经、讲学、治经义的人，与擅长辞章的“文人”渐有分殊。“学者书画”则是一个近现代才凸显的现象性概念。随着现代学术体制（大学、研究机构、专业学科）建立，一批以学术研究为主、以书画为余事的学人进入创作，其作品也呈现出整体性的不同面貌。
举例言之，清末民初金石学、甲骨学大兴。罗振玉、容庚、商承祚、胡小石等学者，皆以学术名世而兼擅书法；王国维、陈师曾则是文史、美术史领域的大家，亦留心翰墨。他们的书画不是专业艺术家的量化生产，而是学术生活的延伸。罗振玉书法“古雅沉静”，以深厚学养化古为我，被学界视为“学者书法家”代表。还有，游寿、徐无闻等也被称作“学者型书家”。说到画坛上的大家，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学识宏富、著述丰硕，属于学识型艺术家，其创作根基深植于文史考据与画学研究，常被视作兼具学者素养的画坛大家。
收藏周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学者书画”？
梁江：唐宋时期，“学者”常指研经、讲学、理学中人（儒者），侧重义理、考据，和擅长诗文的文人开始有区分。明清时，词义进一步收窄，多指经史考据研究者。顾炎武《日知录》即辨析“学者”与“文人”，留下名言：“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体现清学内部对二者价值取向的自觉分野。到了晚清民国，受西方scholar概念影响，“学者”定型为现代含义：在某一专业领域从事系统学术研究、有专门著述的研究者（史学家、艺术史学者等）。
“学者书画”作为明确提法，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学界曾讨论“学者书法”与“书法家书法”是否类似于“文人画”与“院体画”的关系。有论者认为，饶宗颐的书法可概括为“学者型书法”，强调须符合“学者”和“书者”双重标准，且最耀眼处在于“书画的内核而不是外形”。
“学者书画”更偏重“画里有学”
收藏周刊：“学者书画”能否理解为当代的“文人画”？
梁江：不能简单等同，但二者有文脉传承关系。“文人”一词渊源甚早，西周金文已见“文人”一语，多指有德的先祖；魏晋之后，词义逐步固定为擅长诗文、辞翰、艺文创作的读书人。传统的“文人画”，主体是文人，借笔墨寄寓人格和意趣，不求形似，作品重才情、文采和强调即兴表达。“文人画”作为人所熟知的概念，本身已构成完整史论范畴，包含谱系、笔墨程式与南北宗正统叙事等。
后起的“学者书画”，并非中国传统画史里像“文人画”那样有固定谱系和定义的类目。从这一意义上说，“学者书画”是文人书画传统的现代形态，但它更偏重“画里有学”，作品里蕴含学术积淀、人格修养还有与之相应的表达语言。
收藏周刊：“学者书画”本身应该具备怎样的特点？
梁江：简略说来，应当注意这两个特征。
一、学者身份，加上书、画的专业技艺。
有相应学术研究成果被社会认知，书、画技能也应具备专业水准。多有学人自谦这是“余事”，但这不应是“业余”水准。我在自述中说“学者而非专门的书法家或画家”，几十年从事书画只因为“这是治学必备的基本功”，但技艺工夫一直以专业高水准为目标。
二、以学养驾驭笔墨语言，注重气格、内涵。
“学者书画”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学者内在深厚的学养外化到具体的书画作品”，使笔墨意蕴无限，呈现出浓厚的书卷气、金石气等气格。而在笔墨、色彩的形式语言方面，不少学者不刻意迎合专业艺术圈的程式套路，笔墨表达往往随兴而出，更偏向心性的自然流露；但风格面貌并不单一，既有沉静古雅一路，亦有洒脱随性之作。
收藏周刊：从美术史的归类方法看，“学者书画”在未来的美术谱系中占怎样的地位？这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梁江：“学者书画”的兴起，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士人游艺”在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变体。1905年废科举、现代大学建立后，传统的“士”分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把书画从科举时代的应酬工具或文人雅趣，转化为学术修养的自然外化。它的价值，在于提示一种可能性：专业学问本身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深度资源。
当然，这里也有另一种风险：若过分强调“学者”身份而无扎实书画技艺功夫，或忽略艺术本体规律，有流于“以学问代艺术”的弊端。以往有论者批评某些“学者书画”作品“如排算子”，结字线条欠缺变化等，应警惕。
学者侧重于“学”，文人侧重于“文”
收藏周刊：今天提倡“学者书画”，对后学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梁江：1923年，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将国学分为两类：一是文献的学问，另一是德性的学问。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是身心性命之学、人生哲学，只能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梁启超的说法是“体验”，他曾言，“体验不是靠冥索，要有行为才有体验。”
20世纪以来，传统的国学进入了按西方分类规则建立的现代学术体系，转型为知识、文献的学问。而“行”的学问，大都流失了。王国维1911年在《国学丛刊序》中讨论现代分科之学，重心在知识性研究，并未纳入这套“躬行体验”意义上的德性之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损失。
学者更侧重于“学”，以严谨、客观、系统的方式探索真理；而文人更侧重于“文”，以感性、个性、创造性的方式表达自我与观照社会。而“1905年的科举废止在中国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最清楚的界线”。
今天提倡“学者书画”，从某一角度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和省视，我们应思考如何来补课。这对于当今艺坛和后学，当然是有价值的，希望有更多人来参与。
人物介绍
梁江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统筹：李世云
■采编：梁志钦 管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