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深入城管内部，探寻街头冲突的“消解密码”
知识分子
“我刚开始只关注流动摊贩，但一线城管队员告诉我，这反而是他们最轻松的任务。”
现在城市管理中的冲突程度已大幅下降了，2015年前后我刚开始做调研的时候，城管执法冲突特别多，经常因与摊贩的纠纷上新闻。这个时间点也是过渡的关键节点，城市治理持续演进，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都有了提升。
如今走在上海街头，魏程琳几乎见不到流动摊贩，那些熟悉的身影好像从这座城市“消失”了。魏程琳是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这些街头摊贩曾经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十年前，他还在读博士，曾以为管好摊贩就是街头治理的全部，彼时中国正处于城市化浪潮的高峰期，流动人口规模急剧扩张，城市街头的摩擦随之增多，城管成了舆论热议的焦点。于是，此前一直深耕农村研究的魏程琳，将目光转向了街头，他想知道，这个流动社会的秩序，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为了摸清街头的秩序逻辑，魏程琳以借调人员身份深入城管内部，从市局一路下沉到基层中队，看到了更真实的街头样貌。
2015年 魏程琳调研地区的一场城管队员集体学习。受访者供图
十年田野，两百余人访谈，魏程琳将调研核心样本锁定在化名“大江市”的千万人口城市，形成《街角之治：迈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间治理》一书。他认为，街头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剧本”，城管、摊贩、市民在无数次博弈中摸清了彼此的边界，默契地维持着一种脆弱又坚韧的平衡。
魏程琳观察到，经过十年的探索与实践， 现在城市管理中的街头冲突已大幅下降， 城市治理从粗放、经营性的管理模式，向精细化、以服务为中心的模式转型，他称之为“从经营到服务”，迈向人民城市；另外，都市街头冲突的生产和控制有规律可循，不同城市会匹配相应的治理机制。
研究围墙之外 南方周末： 是什么契机让你将研究重心锁定城市街面这个具体场域？
魏程琳： 我们团队长期在贺雪峰老师带领下做农村研究，他是“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带领我们关注的都是与社会现实相关的问题。我开启这项研究之际是2015年，这前后是中国城市化浪潮高峰期，2016年前后迎来房价第一波大涨，这时候有大量农民进城买房、就业、经商，人都进城了，消费也进城了，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从传统稳定的农村社会、城市社会，进入大变革的流动社会，这个流动社会的秩序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是我做这个选题的核心初衷。
那个阶段，舆论对城管这一职业有很多讨论，很大一部分是偏负面的，这也是我关注这个群体的重要背景，我想实地去田野、去访谈，搞清楚这些街头冲突背后的逻辑。
南方周末： 在你看来，街角和广场、社区在治理逻辑上有什么本质区别？
魏程琳： “街角”其实是出版时拟的题目，刚开始我关心的就是街头。街头是没有物理限制的公共空间，是观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绝佳场景。有关街头的历史文献研究特别多，比如王笛老师关注成都街头社会，罗威廉老师讲汉口的街头社会、冲突和暴力，还有海外学者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街角跟广场治理比较接近，都是开放公共空间的使用与秩序维护。社区则是有明确围墙的封闭空间，有居委会、物业、业委会“三驾马车”自治管理。我们团队兵分两路，一队研究围墙外的街面公共空间，一队研究围墙内的社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管理系统与运行模式。
南方周末： 你以借调人员“打入”城管内部，这和怀特、王迪等人的研究方法很不一样。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当代中国的街头秩序必须从政府城市治理这一端找答案？
魏程琳： 在学术脉络上，我们都在观察都市街头公共空间的秩序，但观察视角有所不同。怀特是在街头闲逛、录音、交谈的社会学观察，王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