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的内涵类型及保护利用研究
摘要：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紧扣北京市全国文化中心的战略定位，系统探究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征与类型，明确提炼出北京市乡村文化“守土守正、崇善崇礼”的内核，以及长期演进中形成的“正气、局气、豪气、和气、神气”五大显著特征。通过文献梳理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划分为农业生产类、乡村生活类、乡村文艺类、德治自治类、后农业文明类以及其他等六大核心类型，系统梳理其保护利用现状，最终提出产品化、场景化、科技化、融合化、共享化的“五化协同”保护利用路径，为推动北京市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北京；乡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
全国文化中心是党中央赋予北京市的核心战略定位，乡村文化作为首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涵养城市精神、彰显古都风貌的“活化石”与文化基因库，也是维系城乡情感联结、保障文化多样性、激发文化创新活力的关键载体。系统开展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征解析与分类研究，深入研判其保护利用现状，既是传承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全国文化中心功能、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要举措，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大局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传承价值。
1.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的概念、内核及特征
梁漱溟（1949）指出，中国文化的根源多深植于乡村；费孝通（1948）在《乡土中国》中明确，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行为模式准则、风俗习惯传统、科学文化知识及组织制度规范的集合体；高静（2019）、范玉刚（2020）、李军（2024）、左停（2024）等学者进一步拓展研究视域，提出乡村文化具备引领乡村善治、提升村庄财富积累、增进村民福祉水平的核心功能。
1.1 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的概念
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特指位于北京市涉农区域范围内，兼具农耕文明特质、民族文化特色与地域文化个性的物质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资源及农业文化遗产的总称。从广义维度看，其核心以精神文化形态存在，能够转化为城乡居民的文化情感认同；从狭义维度看，其具备直接或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潜力，可实现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
1.2 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的内核及特征
北京市乡村文化积淀深厚、源远流长，蕴含“守土守正、崇善崇礼”的核心内核，在长期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正气、局气、豪气、和气、神气”的鲜明特征，共同构筑起北京市乡村文化的独特精神气质。这五大特征相互关联、互为支撑，有机构成北京市乡村发展的精神内核，呈现出“五气连枝、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
1.2.1 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的内核
其一，守土。核心是对居住与耕作土地的占有、热爱与依恋情感，在此基础上孕育形成保境安邦、守土有责、故土难迁的深厚土地情结。例如，房山区水峪村村民世代守护古村落肌理与古碾盘遗存，直观彰显对土地的情感眷恋；平谷区的“铁北寨、铜南山”是抗日战争时期流传下来的民谣，生动体现了当地军民顽强斗争、守土卫国的责任担当。其二，守正。既体现为北京市乡村群众讲政治、顾大局、树正气的时代精神风貌，也存在部分群体墨守成规、认知固化、礼数繁琐、难以接纳新生事物的局限性。例如，延庆区永宁镇村民在传统节日中恪守集市文化、民间习俗等传统礼俗，展现守正的文化特质；密云区英雄母亲邓玉芬舍家纾难支持抗战的事迹，更是守正担当精神的典型彰显。其三，崇善。既是个人修养的至高追求，也是社会和谐的根基所在，于一言一行中践行善待他人、体恤万物，于日积月累中涵养高尚品格——正如《荀子・劝学》所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善行的积累终能成就内在德性的升华。崇善更强调主动推崇与践行，既要如《礼记・中庸》所倡“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善”，以敬畏之心尊崇善德、彰显善行；亦要秉持“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的信念，深知个体之善能汇聚成社会暖流，滋养乡风文明、凝聚发展合力。例如，门头沟区斋堂镇通过举办多元文化节庆活动，有效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23·7”水毁灾害期间，社会各界对受灾乡村的无私援助，深刻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崇善精神。其四，崇礼。体现为北京市乡村群众胸怀坦荡、文明有礼的优秀品质，同时也存在礼俗束缚、传承断裂及践行成本过高等现实问题。例如，村民对长辈尊称“您”、对陌生人使用“劳驾”“借光”等谦辞的表达习惯；入座时长辈先坐主位，晚辈侍立；动筷时长辈先夹菜，晚辈再动；“食不言”“不挑菜”，彰显家教与涵养。客人上门必沏茶，茶倒七分满，“酒满敬人，茶满欺人”；饭桌上主动为客人添饭添菜，体现热情与礼数。
1.2.2 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的特征
其一，正气。秉持正本正统的价值导向，衍生出为人方正、处事公道的行为准则，在关键情境下能够挺身而出，为集体或他人利益甘于奉献乃至承担风险，但也存在过度英雄主义、行事鲁莽的潜在倾向。例如，乡村地区传承的诸多英雄事迹与红色文化遗存，平谷区“诚信桃”产业坚守的诚信经营理念，门头沟区爨底下村通过文化传承涵养的正气之风，均是正气特质的具体体现。其二，局气（初始表述为“局器”，源自北京近代“皇家企业”文化）。核心表现为做事有规矩、为人有担当、品格有保障，守规矩、讲原则——“局”的约束之美；仗义疏财、肯吃亏——“气”的豁达之度；正直诚信、有担当——“局气”的人格内核。例如，金钱往来不斤斤计较，请客吃饭抢着买单，不是炫富，而是“给朋友面子，也显自己大气”；对人“讲究宽容不矫情”，对己“讲究豁达不小肚鸡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是“靠谱儿”的最高评价。其三，豪气。体现为村民仗义重情、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与豪情壮志，兼具幽默豁达的性格特质，同时也存在桀骜不驯、浮夸不实的潜在倾向。北京市乡村群众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传统信条，传统民俗活动中舞龙舞狮、高跷表演的浓烈氛围，以及酒桌上“啥也别说了，感情都在酒里，这杯我干了，您随意！”的劝酒表达，均是豪气特质的直白彰显。其四，和气。以“和为贵”为核心准则，表现为礼貌谦和、守望相助、宽厚待人、邻里相帮、和谐共处的处世态度。路人问路时村民不仅详细指引路线，甚至主动带路的善意行为，顺义区“仁义巷”流传至今的邻里和睦故事，通州区风车老艺人梁俊倾囊相授技艺的无私之举，均生动展现了和气之风。其五，神气。体现为自信从容的底气、大气包容的处世态度与正义凛然的风骨。例如，门头沟区村民身着华服表演“太平舞”的精神风貌，房山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登上世界舞台展示技艺的文化自信，密云区守护长城“民间专家”的专业坚守与责任担当，均是神气特质的鲜活实践。
2.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的主要类型及现状
基于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的内核与特征，紧扣农业产业在乡村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突出乡村文化的独特“农业”属性，构建层级清晰的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分类体系：一级分类涵盖6项（农业生产类、乡村生活类、乡村文艺类、德治自治类、后农业文明类及其他），二级分类细化为13项，三级分类拓展至60余项（详见表1）。经系统梳理，当前北京市共有乡村优质文化资源要素7500余项（不含41865株古树名木）。
2.1 农业生产类文化资源
农业生产类文化资源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维护生态平衡及传承农业文化遗产等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主要涵盖农业文化遗产、农业景观、农业工程与工具三大子类。据统计，北京市现有农业生产类文化资源379项，其中：以怀柔板栗栽培系统、门头沟京白梨栽培系统为代表的农业文化遗产77项，占比20.32%；以张堪稻作文化系统、中坞公园稻田、怀柔稻田画为代表的农业景观210项，占比55.41%；以转山子水库、银冶岭水库、门头沟古灌溉渠工程及传统犁、耧等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工程、装备及生产工具92项，占比24.27%。
2.2 乡村生活类文化资源
乡村生活类文化资源深度植根于乡村日常起居、人际交往与代际传承过程，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村民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与文化认同，主要包括历史遗迹、乡村景观、乡村传统技艺与特色饮食、节气节庆与礼俗活动四大子类。北京市现有乡村生活类文化资源5887项，其中：以周口店遗址、红螺寺、大葆台汉墓、潭柘寺为代表的历史遗迹4332项，占比73.6%；以上方山橡树林、庙城牤牛河、喇叭沟门白桦林为代表的乡村景观901项，占比15.3%；以吹糖人、面塑、小锅饽饽、锅盔、密三烧、饸烙面为代表的乡村传统技艺与特色饮食486项，占比8.3%；以永定河文化节、桃花音乐节、“独山夜月”中秋文化节、鱼王美食节、香山红叶节、乡村大集、方言为代表的节气节庆与礼俗活动168项，占比2.8%。
2.3 乡村文艺类文化资源
乡村文艺类文化资源是乡村民众集体创造、世代传承并活态呈现的各类艺术表现形式，以审美化、仪式化的呈现方式集中承载乡村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与情感认同，主要包括乡村艺术文化与乡村传统民俗文艺两大子类。北京现有乡村文艺类文化资源497项，其中：门头沟区马致远故居文化、通州区“大运河之子”刘绍棠撰写《蒲柳人家》、顺义区王克臣《心曲》、运河号子、怀柔二奎摔跤、密云霸王鞭为代表的乡村艺术文化422项，占比83.9%；以怀柔区杨树底下敛巧饭、门头沟区灵水村秋粥节、妙峰山庙会、丫髻山庙会、“九曲黄河阵灯会”为代表的乡村传统民俗文艺75项，占比16.1%。
2.4 乡村德治自治类文化资源
乡村德治自治类文化资源是为乡村基层治理提供价值引导、秩序规范与内在动力的文化资源集合，通过整合外部法治要求与内生道德约束、历史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传承优秀传统伦理、弘扬革命精神、倡导文明新风，为乡村治理注入深厚文化底蕴与强大精神力量，主要包括乡村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乡风文明两大子类。北京现有乡村德治自治类文化资源337项，其中：上宅遗址、双桥革命烈士墓、平西抗日根据地旧址、焦庄户地道战遗址为代表的乡村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327项，占比97.0%；门头沟区“灵水八德”等家训家规、通州区仇庄村《孝道三字经》等村规民约、正月忌丢粮食等信仰禁忌为代表的乡风文明典型案例10项，占比3.0%。
2.5 后农业文明类资源
后农业文明类文化资源是在超越传统农耕模式、迈向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孕育形成的新型乡村文化资源形态，并非对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发展。其通过引入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重塑乡村文化形象与内在活力，彰显新时代乡村文化的开放性与发展潜力，主要包括农业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新风尚两大子类。其中，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数字农业、艺术乡建等为核心载体；乡村新风尚涵盖“村晚”“村超”“村BA”等源自民间、充满活力的群众文化活动。北京现有后农业文明类资源416项，昌平杨琴家博物馆、海淀区京西稻智慧农场、丰台区方庄民间艺术馆、怀柔老爷车博物馆、大兴区半壁店剧本杀工坊、朝阳区朗园station等均是该类资源的典型代表。
2.6 其他类型乡村文化资源
除上述五大类核心资源外，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还涵盖一些独具特色且难以简单归类的其他类型。例如，特色乡村文化团体，像密云区的农民合唱团，他们以质朴的歌声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乡村的深情；延庆区的民间舞蹈队，通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舞蹈形式展现乡村新风貌。还有农民创作创新方面，平谷区的农民画家们用画笔描绘乡村四季变换、丰收景象，其作品充满生活气息与乡土韵味；通州区的农民诗人以诗歌记录乡村变迁、抒发内心情感，文字质朴却真挚动人。这些乡村文化资源，虽规模相对较小、分布较为分散，但同样承载着乡村的独特记忆与精神内涵，为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宝库增添了别样色彩。
2.7 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分布特征
2.7.1 区域分布均衡且各具特色
从区域分布来看，房山区（1013项）、延庆区（755项）、丰台区（895项）的乡村文化资源总量位居全市前列；同时各区域资源特色鲜明，门头沟区以山地文化资源为核心特色，通州区突出运河文化资源优势，顺义区则以农耕技艺与民俗文化资源为主要亮点。
2.7.2 文化带集聚效应显著
长城文化带沿线分布着众多与长城防御体系、戍边生活相关的文化资源，如古长城遗址、烽火台、戍边村落等，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数据显示，北京长城现存墙体、单体建筑、关堡等遗产点共2409处，相关文化资源点达424处，形成军防村镇文化、抗战红色文化等6大类型；延庆石峡村和岔道村、门头沟区沿河城村等至今仍保留着古朴的村落风貌和丰富的长城文化遗迹，这些资源承载着戍边将士与当地村民共同创造的独特文化。大运河文化带则依托大运河的水运交通优势，孕育了繁荣的商贸文化、漕运文化以及沿岸的民俗风情，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广场、张家湾古镇等，都是大运河文化带上的璀璨明珠，它们生动展现了大运河作为古代经济大动脉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则融合了山地文化、永定河文化以及皇家文化等多种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如云居寺历经持续千年的石刻工程，镌刻1122部佛教典籍形成15000余方石经，其6800余条隋唐辽金元题记可补史籍之缺。这些文化带不仅在空间上形成了集聚效应，更在文化内涵上相互补充、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丰富多样的格局，是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核心载体与重要依托。
2.7.3 物质与非物质资源互补
在资源构成上，物质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资源形成互补格局。其中历史遗迹类物质文化资源占比最高，在乡村生活类资源中占比达73.6%；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市级及以上项目达177项，构建起“有形载体+无形技艺”的协同发展格局。
3.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现存核心问题
3.1 产业融合深度不足。文化与农业、旅游、体育、康养等产业的融合关联不够紧密，部分项目仍停留在浅层观光层面，缺乏深度开发。例如，古村落旅游多依赖门票收入作为核心盈利来源，尚未形成“场景打造、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全链条开发模式，乡村文化资源向产业价值转化的能力比较薄弱。
3.2 价值转化效率不高。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文化消费的转化效率不足，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无形文化资源的商业化开发程度较低。大批手工艺人仍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生产，缺乏市场化转化渠道，导致很多传统技艺仅作为静态展示项目，未形成规模化、品牌化的衍生产品体系，资源价值未能充分释放。
3.3 保护传承机制有待健全。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的协同联动机制尚未健全，存在“政府主导过强、市场参与不足、村集体村民能动有限”的不平衡现象；同时乡土文化人才流失问题突出，非遗传承人老龄化趋势明显，年轻一代传承意愿不强、接续困难，严重制约文化资源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3.4 文化同质化风险突出。部分乡村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盲目复制“网红打卡地”“民俗村”等成熟模式，忽视地域文化特色的深度挖掘与差异化呈现，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身文化辨识度与核心竞争力。
4.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五化协同”路径
布迪厄（Bourdieu，1993）认为，文化最核心的特质在于自我创造性，即文化生命具备自我超越、自我生产与自我创造的内在属性，彰显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王超（2024）、赵霞（2011）等学者提出，可通过创意转化、科技赋能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兼具乡村特色与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产业。马骁（2019）、刘扬（2023）进一步指出，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后，能够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与吸引力、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城乡均衡发展，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支撑力量。基于上述理论研究与实践认知，本文提出“五化协同”的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路径。
4.1 产品化：实现资源价值具象转化
4.1.1 文化元素具象化开发。系统提取非遗纹样、传统建筑造型、民俗符号等核心文化元素，重点开发文创日用品（如非遗纹样餐具）、非遗技艺衍生品（如手工制瓷体验套装）、农文旅融合产品（如“京白梨”文化礼盒）等，推动静态文化资源向可消费的实体产品转化。
4.1.2 文化IP系列化延伸。依托区域特色文化资源打造核心文化IP，构建“产品+场景+服务”的多元化开发矩阵。例如，房山区蒲洼乡以“高山草甸+森林”为核心IP，统筹开发“蒲洼山居”民宿、“草甸精灵”文创产品、森林徒步研学等系列项目，实现IP价值的多维延伸。
4.1.3 标准体系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文化产品开发标准体系，规范技艺传承流程与产品质量管控标准，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的文化失真问题。例如，明确“京西稻”种植技艺的核心工序与产品认证标准，保障文化产品的真实性与品质稳定性。
4.2 场景化：培育多元消费新空间
4.2.1传统空间功能再造。遵循“保留肌理、激活用途”的核心原则，对闲置厂房、古祠堂、旧民居等传统空间进行功能重塑，打造“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的复合型空间。例如，怀柔区北沟村将村口面馆改造为“美术馆”，引入非遗工坊、艺术展览、文创展厅等业态，实现传统空间的价值再生。
4.2.2全季节场景精准打造。结合季节特色构建多元化消费场景，春季打造花海农耕体验区，夏季开发亲水避暑项目，秋季举办丰收市集与农事节庆，冬季推出冰雪民俗活动，有效延长消费时段。例如，怀柔区雁栖镇打造“不夜谷”夜间消费场景，整合帐篷露营、皮影戏表演、特色美食等业态，丰富夜间文化消费供给。
4.2.3 沉浸式体验深度设计。将民俗活动、历史故事等文化资源转化为互动体验项目，推动旅游模式从“观赏式”向“参与式”转变。例如，密云区建成古北口长城城堡数智体验馆，一道“时空门”借助AIGC技术，将静态的老照片转化为生动的动态历史场景，让游客沉浸其中，增强对长城文化的深度感知。
4.3 科技化：提升保护利用效能
4.3.1 数字技术活化资源。运用3D扫描、VR/AR等数字技术构建“北京市乡村文化数字基因库”，精准还原古建筑风貌、非遗技艺操作流程等场景；开发线上虚拟展厅、文化资源查询小程序等数字化平台，扩大文化资源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例如，昌平区推出《明见万历》沉浸式VR大空间体验项目，体验者只需戴上VR眼镜，就能以第一视角与钦天监一同亲历大明盛世，共同探索明代皇陵中蕴含的奥秘。。
4.3.2 互联网平台拓宽传播。搭建直播电商、短视频营销等新媒体传播矩阵，培育乡村网红主播队伍，实时展示民俗活动、文创产品制作过程；探索发行文化数字藏品，开设线上文创旗舰店，拓展文化产品销售渠道。例如，平谷区大华山镇通过抖音直播平台推广大桃文创产品，有效提升品牌影响力与产品销量。
4.3.3 智能设备优化体验。借助AI技术实现文创产品个性化设计，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把握游客消费偏好，优化体验项目设置；打造数字光影秀、智能导览机器人等智能化业态，提升游客文化体验感。例如，部分乡村采用5G+全息投影技术演绎民俗故事，增强文化体验的沉浸感与趣味性。
4.4 融合化：构建协同发展生态
4.4.1 人才“CP式”协同合伙。创新人才合作模式，推动“本土匠人+外来创客”“投资人+运营能手”“文化达人+产业农户”的精准对接与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例如，山东等闲谷艺术小镇通过引入专业设计师与本地草柳编匠人合作，推动传统技艺与市场运营深度融合，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4.2 业态跨界融合发展。促进文化与农业、旅游、科技、康养、体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开发“文化+研学”“文化+康养”“文化+数字”等新型业态。例如，门头沟区斋堂镇整合“爨底下古村+京西古道+山地农业”核心资源，推出集文化体验、生态观光、农事参与于一体的复合型旅游产品，显著提升产业竞争力。
4.4.3 区域联动统筹发展。以三条文化带建设为纽带，串联沿线乡村文化资源，打造长城文化旅游精品线、运河民俗体验线、西山生态文化线，构建“点、线、面”协同推进的全域文化发展格局。
4.5 共享化：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4.5.1 村民参与式利益分配。建立健全村民利益共享机制，鼓励村民以房屋产权、劳动力、闲置资源等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参与文化资源开发，按照入股比例与劳务贡献享受分红收益。例如，延庆区在全市率先探索村集体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大庄科乡东王庄村、四海镇黑汉岭村、张山营镇东门营村3个试点合作社2024年共实现年收入145万元，推动村级产业向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转型。
4.5.2 村企合作共赢发展。明确企业与村集体的利益分成机制，企业按营收比例向村集体支付“文化资源使用费”，村集体为企业提供场地、劳动力、资源协调等支持，实现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赢。例如，密云区古北水镇通过与周边村镇开展深度合作，带动集体增收。
4.5.3 文化惠民反馈机制。从文化产业收益中提取专项资金，设立“乡村文化惠民基金”，重点用于乡村文化设施建设、非遗技艺培训、老年人与儿童文化服务等民生项目，提升村民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例如，丰台区草桥村持续发展花卉主导产业创收，通过开通覆盖全村域的免费班车，配套完善村级文化中心，建立多个羽毛球、乒乓球、门球等群众性体育设施，每年为村居民免费办理世界花卉大观园年票，发放爱心玉米、绿色白菜，为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
5.结论与展望
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作为中华文明与首都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守土守正、崇善崇礼”的精神内核，呈现出“五气连枝”的鲜明特征，其分类体系涵盖六大类7500余项资源，区域分布均衡且特色鲜明，文化带集聚效应显著，形成“有形载体+无形技艺”的资源互补格局。当前，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产业融合深度不足、价值转化效率偏低、保护传承机制缺失、文化同质化风险突出等核心问题。亟需通过产品化、场景化、科技化、融合化、共享化的“五化协同”保护利用路径，将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一系列可品尝的特色风物、可购买的文创产品、可沉浸的体验项目、可参与的活动内容以及可传播的数字化内容，构建多维度的价值转化体系，形成“保护、开发、收益、反哺”的良性循环体系，推动乡村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未来，推动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强化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化政策协同保障，制定乡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完善跨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健全配套政策体系，为保护利用工作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二是聚焦人才队伍培育，建立乡土文化人才库，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与乡村开展人才合作，实施非遗传承人培养计划，破解人才短缺难题；三是突出科技赋能引领，加快乡村文化数字基因库建设，推进智能体验项目落地实施，提升文化资源传播与利用效能。通过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多方主体协同发力，实现北京市乡村文化资源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文化动能，助力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功能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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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楠，中共北京市委农工委宣传与文化处；江晶，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编辑 毛天宇
来源：农民日报北京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