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罗马帝国同蒙古帝国多次联姻，外交腾挪未改变其走向灭亡的命运
13世纪中后期至14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出于稳定外部环境的考虑与蒙古帝国中的伊尔汗国和金帐汗国通过联姻的方式构建政治同盟。与蒙古帝国的联姻，是拜占庭在军事、外交以及文化交流上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既避免了遭受蒙古的直接军事冲击，在帝国的东方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又借助蒙古的军事力量威慑打击了潜在的敌人，稳定了保加利亚的局势，为帝国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还拥有了借助两个近东大体量的强国施加影响力的机会。与蒙古帝国通过联姻的方式构建同盟关系是拜占庭晚期外交层面取得的重要成果，但是由于战略选择的局限性和地缘政治的影响，这层同盟关系最终未能改变拜占庭帝国走向灭亡的命运。
邱志凯
责任编辑：陈斌
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的联姻，起始于1265年，当时的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将自己的私生女玛丽亚·帕里奥列格送至大不里士，嫁给当时伊尔汗国的统治者旭烈兀。
由于同年旭烈兀病死，按照蒙古贵族收继婚的风俗，旭烈兀的继承人阿巴哈迎娶了玛丽亚。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拜占庭通过联姻的方式与蒙古人建立了相对牢靠的外交联盟。这么做的起因是自尼西亚政府开始，拜占庭疆域与实力都大不如从前，与周围国家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就成为了帝国生存的重要方式。
而同一时期的蒙古西征，对小亚细亚与地中海的秩序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冲击。关于拜占庭与蒙古联姻的原始史料，主要存在于两位拜占庭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即阿克罗波利斯的《历史》和帕奇梅尔斯的《历史关系》中。其中关于联姻的对象、历程以及对双方人物的评价，散落在《历史关系》的不同篇章之中，这两部作品为双方的联姻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
作为联姻的另一方，蒙古帝国中的伊尔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史集》中也多次提到两国联姻的达成和对当时国际局势造成的影响。
除了双方的史料之外，诸如亚美尼亚、叙利亚的史学家们，作为第三方见证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也留下了拜占庭公主在蒙古帝国的经历，这部分可作为重要的参考史料。而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也记录了他亲眼见证的拜占庭公主与金帐汗国的互动。
国内外关于这一时期拜占庭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有不少，且有提及拜占庭与蒙古在军事外交方面的互动，俄罗斯历史学家迪米特里·科罗别尼科夫在他的著作《13世纪的拜占庭与土耳其人》中，以拜占庭与小亚细亚地区的塞尔柱突厥人的互动作为视角，有考察蒙古帝国给小亚细亚带来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
莫斯科国立大学的舒库罗夫教授在其著作《拜占庭的土耳其人：1204-1461》同样是以拜占庭人与塞尔柱突厥人的互动作为视角展开书写，中间有提及蒙古帝国与拜占庭的互动，并且根据拜占庭远嫁蒙古的公主的头衔，从跨文化视角探究拜占庭与蒙古之间的互动。
但未有一部将拜占庭与蒙古的联姻作为研究视角的论文或专著。因此，以拜占庭与蒙古的联姻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新的视角，可以补充13-14世纪拜占庭外交与周边民族交流共生的研究内容。
本文以拜占庭尼西亚流亡政府的对外关系作为出发点，探究拜占庭与蒙古帝国从13世纪中后期到14世纪中前期的这段时间内，以联姻的方式建立同盟关系的背景与过程，并从地缘关系与跨文化视角对这一持续大半个世纪的联姻政策做出评价。
将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一，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联姻的动机是什么，什么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促使了这样的政治联姻？第二，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联姻后，对双方以及当时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三，如何在跨文明交流的视野下评价这场政治联姻？
笔者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拜占庭、伊尔汗国、金帐汗国的史料以及亚美尼亚、叙利亚等周边国家史学家的记述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综合相关建筑实物的考察资料，来展开论述，尝试给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拜占庭帝国与蒙古帝国联姻前所处的国际环境
1204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陷，十字军在所占领的拜占庭领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而拜占庭的流亡皇室成员则建立了数个政权与之分庭抗礼，有西奥多·拉斯卡利斯建立的尼西亚帝国，有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伊庇鲁斯君主国，还有一个由科穆宁家族的后裔、在格鲁吉亚人的帮助下建立，位于黑海沿岸的特拉比宗帝国。
其中尼西亚帝国与伊庇鲁斯君主国一直为光复君士坦丁堡，争取拜占庭帝国正统的地位而展开征战与外交。在这个过程中，尼西亚帝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尼西亚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约翰四世任期内，他的岳父，共治皇帝米哈伊尔八世成功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但随后废黜了约翰四世，米哈伊尔八世收复君士坦丁堡之后建立的王朝被称为帕里奥列格王朝。
出自尼西亚的拉斯卡利斯—帕里奥列格系家族，最终成为了君士坦丁堡的主人与拜占庭帝国的正统。而与蒙古帝国的交流与冲突到持续数代的联姻，正是发生在尼西亚帝国与帕里奥列格王朝统治期间。
在蒙古西征的这几十年中，尼西亚帝国逐渐成为拉丁帝国的主要威胁，这是因为尼西亚帝国与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的和平关系，使得尼西亚帝国在帝国东部小亚细亚地区没有面对强敌的威胁，可以将主要的战略目标定为拉丁帝国。
到了13世纪中叶，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3世纪20年代以来，西征的蒙古军队不断吞并罗姆苏丹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1243年在库斯多格战役中，罗姆苏丹国与他的盟友们，被蒙古军队击败。
从此，罗姆苏丹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威望瓦解，地位一落千丈。安纳托利亚周边曾经接受塞尔柱突厥人统治的小国，都转而效忠蒙古人，罗姆苏丹国在小亚细亚地区既不能巩固自己的霸权，也不能为曾经的附庸提供保护。不久之后，特拉比宗帝国的统治者也开始向蒙古人俯首称臣。
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约翰三世（1221-1254年在位）开始意识到蒙古人可能带来的威胁。约翰三世是一位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皇帝。多次在与保加利亚、拉丁帝国的作战中取得胜利，他相信关于蒙古人野蛮而又残暴的传说：蒙古人会从地下冒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长着狗头，做着违背教义的事情，甚至以人肉为食。
约翰三世在面对传说中的威胁时，下令国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让直面威胁的地区，储备并封存好可供食用一年以上的粮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围城战争，同时，要确保从帝国腹地到前线的粮食运输路线通畅。为了应对突发情况，教士和居民要在圣像旁边，放置武器，随时准备迎战。”
约翰三世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塞奥多利二世（1254-1258年在位）面对来自蒙古的军事威胁则更为严重。1255年的冬天，塞奥多利二世亲自率军在与保加利亚人作战，筹备攻打哈德良城的时候，收到了来自重臣穆扎隆的信：东方战事再起，蒙古人准备镇压企图翻盘的罗姆苏丹国贵族，极有可能威胁到拜占庭的领土。塞奥多利二世为此一度放缓了进军保加利亚的步伐，确认蒙古人这次不会直接影响拜占庭后才继续进军。
为了应对这样的潜在威胁，塞奥多利二世决定采取外交手段，化解危机。在听说蒙古人要派使者通过塞尔柱突厥人的领地前来拜见之后，塞奥多利二世先行派出使臣，前往蒙古人的驻地，并且让使臣一路宣扬拜占庭军力强大，战无不胜，考虑到使臣这样张扬的举动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塞奥多利二世给予使臣的家人们一定的物质保障，并且为他们祷告。
幸运的是，蒙古人向来遵循“两国相交，不斩来使”的外交准则。塞奥多利二世的策略，开始奏效了。
当蒙古人回派使者的时候，塞奥多利二世开启了他的下一步行动，他派遣向导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大使，据说是为了给他们指路，向导故意带着他们走一些艰难的道路，如果有人厌倦地询问这段旅程的困难程度，向导就回答说，罗马帝国的所有土地都处于类似的状况，笃定蒙古人会相信这一点。
在沿途的路上，皇帝还安排了军队，按照军团的形式排列着，时不时亮出铁制的兵器，营造出一种兵强马壮的视觉感。接见蒙古使者的时候，塞奥多利二世穿着华丽的衣服，手里提着剑，远远地眺望着他们，营造一种威严感与令人恐惧感。这种故布疑兵的空城计，似乎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米哈伊尔八世的经历与认知
塞奥多利二世的继承者米哈伊尔八世，他在前任皇帝的基础上，将与蒙古帝国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推进了，这源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他自己对蒙古人更深刻的认识。
在他作为帝国军事将领的时候，他曾经率领一支希腊人组成的军队，与罗姆苏丹国中反抗蒙古统治的势力联手，共同抵抗蒙古大军的入侵，这是一场事关安纳托利亚地区塞尔柱突厥人生死存亡的战役。米哈伊尔八世本人在战场身先士卒，甚至亲自手刃了一名蒙古先锋。然而这样的英勇表现并没有扭转地区局势，拜占庭的军队没有办法掌控塞尔柱突厥人的领土，罗姆苏丹国的塞尔柱突厥人在面对蒙古军队入侵的时候，也越发招架不住，贵族们经过商讨，决定彻底成为蒙古人的附庸，并且定期向蒙古人纳贡。
就这样，蒙古帝国成了小亚细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一股势力，同时深刻影响着罗姆苏丹国的内政外交。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此时与蒙古帝国展开更深层次的外交与构建联盟，是稳定小亚细亚局势的重要举措。
而对于米哈伊尔八世本人来说，这段作战的经历使他深知蒙古人的可怕战斗力，越发希望与蒙古人达成和平协议。根据拜占庭历史学家帕奇梅尔斯记载：因为皇帝已经与蒙古的首领旭烈兀签订了和平条约，给旭烈兀一个轻易占领塞尔柱突厥人土地的机会，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我们的一些堡垒，但是因为他们怀疑公开进攻是危险的，因此他们多采用夜间游击战的方式袭击我们。我们的百姓也可以以牙还牙，这样就没有大的损失。不过皇帝完全相信，对于拜占庭人来说，蒙古人是无法阻挡的。皇帝更关心的是通过婚姻与后者达成协议，因为一想到要向蒙古人开战，他就感到害怕，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让他充满了恐惧。
通过以上史料叙述，我们可以看出，米哈伊尔八世深知不能与蒙古人正面作战，与他们的外交关系是需要妥善处理的当务之急。而他本人之所以能够被推举为皇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支持者们看重他的军事能力与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将他视为基督徒们的救世君王。在拜占庭强敌环伺的环境之下，他更有必要通过构建新的同盟，既给拜占庭帝国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度过危机，又加强自身的威望与统治的合法性。
再加上由于塞尔柱突厥人之前军事上的失利与塞尔柱罗姆苏丹王室的内斗，将塞尔柱突厥人作为屏障，抵御蒙古人的计划，已经失效。米哈伊尔八世转变外交策略，试图将蒙古人作为可依赖的屏障，解除蒙古帝国对拜占庭帝国威胁的同时，再考虑借助蒙古的军事力量，对付其他的潜在威胁。
在收复君士坦丁堡之后，米哈伊尔八世需要避免帝国陷入拉丁国家与东方异教徒的夹击之下，他很快与马穆鲁克埃及的苏丹拜巴尔斯一世确定了盟友关系，二者都是刚即位的领袖，拥有共同的敌人，并且拜巴尔斯一世将君士坦丁堡视作极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确保黑海贸易畅通无阻。
与马穆鲁克埃及的外交同盟是通过一项签订于1261年的商业条约确认，该条约使得米哈伊尔八世在东南侧有了一个可靠的外交盟友，而马穆鲁克埃及也能将君士坦丁堡视为一个稳定的贸易中转站，埃及与金帐汗国的使臣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