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许子东：做任何研究，你要找到你自己
现在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很多名著都没有读过。为什么没读过，因为考试不考，考试要背的是文学史提纲，至于里面讲到的作品不知道。
我中间有几次机会可以到大一点的学校去，但是我考虑一定要为此精心设计项目，没太大的意思，一会生态文学，一会科幻文学，也很忙，跟着美国学界时髦的东西转来转去……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黎衡
责任编辑：刘悠翔
许子东说，现在是出版文集合适的时候。
2025年，《许子东文集》由“理想国”推出，10卷本目前出了7卷：《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细读张爱玲》《21世纪中国小说选读》《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小说香港》《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重读鲁迅》。
“出文集是很多学者都希望的。”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者有几个阶段，研究生阶段想留校需要写论文，过了几年，论文积累成了就想出书，书出到一定数量就希望至少能出选集，然后就出文集了，“一方面大概从客观上证明你的研究有一定影响，人家会把以前的旧东西找过来看。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检讨，以前是左一部右一部，每次都在探索，到了一定的时间就想总结一下，到底我这几十年写了些什么。”
许子东说话的语气和节奏，会一下把人拉到《锵锵三人行》和《圆桌派》的现场。文质彬彬，有上海普通话的抑扬顿挫，眉飞色舞之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腔调。
从2000年开始，许子东频繁出现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栏目，与窦文涛、梁文道组成黄金搭档。把茶余饭后的日常话题搬到电视上，对很多中国观众来说，这是一次关于严肃电视媒体的想象力解放。无所不谈的聊天，似乎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虽然谈话节目终究会散场，但许子东已成了中国当代最知名的学者之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人中，许子东是真正的老师，他的传道授业解惑，围绕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展开。在学者黄子平看来，香港发达的传媒影视产业，对许子东的写作和表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个体贴身的生活经验和观察，机智而灵活的论述策略，使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别开生面，别具一格。”黄子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许子东（中）与作家李洱（左）、学者黄子平（右）在北京大学谈文学。资料图
黄子平1984年冬在杭州开会时，结识了一大票上海的作家和评论家，其中就有许子东。彼时的许子东，三十而立，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携首部专著《郁达夫新论》，令黄子平侧目。“民族与性，是郁达夫的苦闷，今天也依然是国人的郁闷。”许子东如此解释这部由他的硕士论文改编的著作。《郁达夫新论》被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这套丛书的作者，包括黄子平、陈平原、赵园、王晓明、吴亮、蔡翔等，成为“八十年代青年批评家”的一道风景。
1980年代末，许子东赴香港讲学时，认识了海外学者李欧梵。李欧梵获得了鲁思基金会的资助，邀请许子东赴芝加哥大学访学，同时还邀请了刘再复、李陀和黄子平。正是在李欧梵的启发之下，许子东展开了对张爱玲的研究。多年之后，李欧梵评价他：“许子东有一种能力，鲁迅或张爱玲的话经他讲述，摇身一变，总能产生出奇制胜的效果。”
在流行金句的互联网时代，“鲁迅是一座山，张爱玲是一条河”，成了许子东的金句。但他指出，这样卡金句是“偷懒”，甚至断章取义。“我的原话是，鲁迅是山，后面还有很多山，但没有鲁迅高，被他的影子遮盖了，而张爱玲是一条河。简化为鲁迅是山，张爱玲是河，合起来就是山河，这有点曲解。”许子东说。
1993年，许子东和黄子平不约而同来到香港任教。许子东在岭南大学，黄子平在浸会大学。两位南下的内地学者，在香港见面不算频繁，但每次都能“接着聊”，好像聊的是昨天才被打断的话题，黄子平把他们的关系称为“知识友谊”：关心彼此的写作和思考，关心同样的话题，并时时产生跟对方争辩的愿望。如今，两人都已是荣休的教授。曾担任岭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许子东，在2025年10月被授予“资深岭南学者”。然而，刚刚南下时，黄子平感受到的是香港高校体制的“重英轻中”。“对我们这些不会发表英语论文的学者压力其实蛮大的，好在所在院校坚守了七十年代以来‘两文三语’的路线，使得用中文教学和研究成为可能，并得到承认。”黄子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锵锵三人行》曲终人散后，窦文涛组织了一个旅行节目《锵锵行天下》。疫情期间不能出国，“旅行团”来到青海，窦文涛请来了老友周轶君和许子东。青海的一片荒漠中，风很大，嘉宾没法出去，导演说就在车里录一场，要讲霍去病。周轶君特别犯愁，看着外面什么景也没有，不知道要说什么，这个时候，许子东就开始讲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里面有一个人叫李去病，然后就讲到了霍去病。周轶君当场就觉得，许子东作为文学史的老师，真是平地起高楼。如今文集付梓，正是四十多年来的文字的高楼了。
许子东。理想国供图
作家论不流行了 南方周末： 你的文集是根据什么逻辑来编辑整理的？
许子东： 这套文集分为作家论、论文集、以作品为核心的另类文学史，还有我的自传这几部分。我的（研究